摘  要：《东京审判征战记》是一部史料丰富的传记类作品，内容涉及大量专有名词，是翻译整部作品的重点与难点。以文本类型理论为依托，在对《东京审判征战记》中专有名词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作品中专有名词的文本功能，得出了主要为信息型文本的结论，并根据文本功能、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等诸多因素，采用了相应的翻译策略，产出了目标译文。同时希望用一套系统的流程，为史实传记类作品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东京审判征战记》；专有名词；文本功能；信息型文本；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李丹，女，1990年出生，山东潍坊人，翻译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商务翻译；刘郢，男，1988年出生，江苏盐城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商务英语、旅游管理。

【基金项目】本课题系“2023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N2023016）。

Abstract： As a biographical work， a large number of proper nouns are involved in Journey to Justice.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proper noun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hole boo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xt Typology，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proper nouns in the book， analyzes their textual functions， and concludes their type as informative. According to many factors such as textual function， translation purpose， target readers， etc.，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used and translations are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a systematic process to translate proper nouns in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works is provide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Journey to Justice; Proper nouns; Textual function; Informat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bout the authors： Dan Li， female， born in 1990， from Weifang，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lecturer of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English teaching， Business translation; Ying Liu， male， born in 1988， from Yanche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Master of Arts， lecturer of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business English， tourism management.

当前，国家大力支持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当前冲突和合作并存的国际背景之下，除了需要让文化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以提升国家形象和国家影响力方面的作用外，也需要从史实科普的角度构建中国形象。东京审判作为世界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之一，涉及范围广、时间长、影响深远，也是让中国在近代国际舞台上得以崭露头角的事件之一。对东京审判事件，自审判之时到现在，都不乏各种研究。笔者有幸参与了《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的英译，对其中大量专有名词的翻译印象尤为深刻。

一、《东京审判征战记》及其专有名词

为让世人进一步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东京审判的来龙去脉，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人员，对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这一巨量的材料进行翻译。向隆万教授的《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是颇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是关于东京审判的经典著作，也是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著《东京审判亲历记》的姊妹篇。

《东京审判征战记》是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教授的非虚构类作品，主要阐述了中国检察官团队在东京审判期间的工作与贡献，如确定日本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提出受审战犯的名单、共同起草《起诉书》、收集战犯罪行证据、寻找关键证人出庭、法庭起诉陈词、梳理相关文档等。①作品的英译版旨在让英语读者也了解这一史实，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检察官团队在东京审判中的努力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伟大贡献。

专有名词是名词的一种，表示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人或物。《语言与语言学字典》对专有名词的解释是：“单个人、地方或事物的名称，它与表示物体或概念的总和的普通名词相对。” ②《东京审判征战记》是史实传记类作品，内容中出现了大量的专有名词，本文把它们总结归类为姓名、地名、著作刊物名、机构职位名、公约名、团体名等，这些地点、人物和事件名称等内容，串联起了多数人对东京审判这一国际事件最直观的印象。

二、文本功能理论与专有名词的翻译

卡塔琳娜·莱思（K. Reiss）是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她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根据文本的主要功能，她把文本类型归为三个主要类型，即信息型 （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又译作表达型）和操作型（operative，又译作感染型、呼吁型）。虽然她还划分出了第四种类型，即视听媒体型（audio-medial text），但这一类型显然与前三者不同，它不是语言功能，而是需要借助媒介发挥作用的使用形式。③

莱思认为，信息型文本的重点是传递信息，给出观点、事实，所以更注重内容，逻辑性强，翻译时应该做到简洁质朴，清晰明了。表情型文本主要用于表达信息发出人对目标的情感和态度，其语言相对更具美学特征，所以更注重信息发出者和发出的形式，翻译时要忠实于原作，采用仿效法。操作型文本的重点在于感染、呼吁、说服读者，达到让读者采取一定行动的目的，注重效果，其语言相对更具对话性，翻译时要关注信息的接受者，采用编译或适应性方法。

而英国翻译学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把语言的功能进一步划分为六大类，即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召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又将不同功能的文本归为三大类型，即信息型（informative，重点在于向读者传递信息） 、表达型（impressive，重点在于表达作者的情感）、召唤型（vocative，又译作呼唤型，重点在于号召读者）。④ 纽马克同样对这三种类型的文本提出了翻译方法，其中核心的方法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指重视原文形式，再现原文意义；交际翻译指译文读者阅读译文时产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产生的效果。

本文分析的专有名词主要用于传递信息，还原历史原貌，所以不难看出，按照当前主流的文本类型理论来说，这些专有名词绝大多数属于典型的信息型文本。⑤ 当然，根据莱思和纽马克的观点，文本的功能不唯一，也不互相排斥，所以按照文本功能进行划分的文本类型同样有这一特点。《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出现的大量专有名词以信息型为主，重在给出事实，但是这些专有名词又是作者在史实基础之上进行精挑细选的，目的是在传递信息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体现出作者对某个人、某件事的态度，并期待读者也能体会到这种态度，然后进行自己的判断与取舍。⑥ 由此可知，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专有名词翻译主要采用的是“白话文”，是语义翻译，译者的自由度不大，发挥空间狭窄；同时间或融入译者的情感因素，在多版本译文中做出取舍，使某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带有了表情含义与呼唤意味。

三、文本功能理论在专有名词翻译中的应用

《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可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姓名、地名、著作刊物名、机构职位名、其他出现频率相对较低的专有名词。

（一）姓名。姓名是语言产生后人类为了个体的区分，给每个人的特定符号名称。《东京审判征战记》提及的人物几乎全部为真实人物，且有较高的知名度，从文本功能角度上来进行划分，姓名属于典型的信息型文本，旨在传递特定符号名称指代的实际信息：人。所以，在英译人物姓名时一律在遵从“名从主人”原则的前提下，采用音译法，实现在目的语中区分所指个体这一主要功能，让目的语读者能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关系“对号入座”，不过，在处理不同国家的人物姓名时操作方式稍有不同。

作品中出现的数量巨大的姓名，主要包括中国姓名、日本姓名、欧美国家姓名等三大类。一般来说，中国姓名采用汉语拼音拼出的音译，但针对不同人物，又分为威妥玛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两种。日本姓名是音译的一大难点，因为日本姓名多数使用汉字书写，但是发音又完全不同；再者，日文中同样的汉字在不同姓名中的译文可能不一样，所以翻译过程中需要个个查证，确保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⑦ 最后，欧美姓名本就从英文音译而来，所以牵涉到了回译的问题，需要同样依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找到英文读者能普遍接受的译文写法。

1、中国姓名。《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中，中国姓名的基本音译原则是该姓名首次出现时以威妥玛拼音音译，同时增加现代汉语拼音注释，保持译文和原文在信息传递功能方面的对等，方便读者理解和相关资料的查询。

例如，作品的副标题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向哲濬”这一姓名贯穿整部作品的始终，考虑到向哲濬（1892年-1987年）本人所在的时代是威妥玛氏拼音在国际上指代中文姓名的时期，所以英译版音译为HIANG Che-chun，姓与名分开书写，姓在前，名在后，姓氏字母全部大写，名只有首字母大写，且超过一个汉字的名在汉字中间加“-”，同时在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时增加现代汉语拼音Xiang Zhejun为注释，采用当前最为流行的拼写方法，姓在前，名在后，首字母分别大写。这样的写法可谓“双保险”，以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内容，让读者快速、准确地定位到目标人物。

此外，作品中还出现了一批当代的中国人，比如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还有该作品的作者向隆万教授。这些当代背景下的中国人在使用自己的英文名时已不再用威妥玛拼音写法，所以英译时单纯使用现代汉语拼音拼出，分别译为Cheng Zhaoqi、Xiang Longwan。经过译者的查证，这种音译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而且符合当代中国人姓名的英文书写规范，为目的语读者广泛接受，可清晰地传递出这些人名负载的信息。

2、日本姓名。作品的主题是东京审判，审判日本战犯对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毫无疑问，作品中会有大量日本姓名的出现。日本姓名跟汉语姓名一样，是姓在前名在后的结构，需要注意，日本姓氏一般由一至三个汉字（漢字）所组成，少数也有四个汉字及以上的。其实，日本姓名由汉语翻译成英文的过程，就是把日本姓名写回罗马音的过程，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写法。准确的写回日本姓名的罗马音，有利于英文读者接收作者想传递出的信息，并且进一步区分人物身份，把握人物关系，明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犯下的恶行。

例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选定了28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作为被告，有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等人，分别译为SUZIKI Teiichi、HASHIMOTO Kingoro，同样首先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音译后再在写法上考虑读者的认知与辨识能力，姓在前，名在后，姓氏的字母全部大写，名只有首字母大写。

3、欧美姓名。欧美国家的姓名翻译与前两点不同，属于完全回译的音译，充分体现出信息型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但是需要注意，欧美国家人的姓名与中、日两国人的姓名顺序不同，为名在前，姓在后，而且一般不会对名或姓进行全部字母的大写。

作品提到了为国际法奠基的荷兰学者格劳秀斯，虽然中国人在提到欧美人时习惯以姓氏称呼，但回译的过程中为了让目的语读者明确人物身份，译文选用的是这个人的英文全名Hugo Grotius，便于英文读者将人物“对号入座”，虽然译者的发挥空间依旧很小，但也是尽可能地让译文读者接收到原文读者所接收的信息。

（二）地名。一般情况下，地名重在指称，翻译时通常使用音译法。⑧ 但是，除指称意义外，很多地名有时候还会具有一定的文化含义、政治含义，这些地名如果（单纯）采用音译法翻译，无疑会造成其文化信息的丢失……⑨《东京审判征战记》中的地名绝大部分为中国地名，一般都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让目的语读者充分理解原作，准确传递某些地理位置蕴含的信息，实现信息的对等，以语义翻译为主，交际翻译为辅。例如：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山城重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从中午持续到夜晚。

考虑到事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故而使用语义翻译的方法，将“山城重庆”译为Chungking（Chongqing）， the Mountain City，既传递出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地理地貌特征，让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理解，又利于读者的进一步探寻。

（三）著作、刊物名。《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到了大量的人物和事件，为了说明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在东京审判中扮演的角色、事件的真实性等问题，作者挖掘了大量史料，力图让读者对东京审判这一攸关全世界和平的重大事件有清醒的认识。刊物、著作的名称在这里同样属于典型的信息型文本，主要起到信息传递的功能，同时在特定条件下还兼具一定的感染功能，翻译以还原性质的语义翻译为基本原则，主要使用到直译法，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同时尽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例如：

诗人艾青在延安即兴创作的诗歌《人民的狂欢节》中纵情欢呼：“这是伟大的狂欢节！胜利的狂欢节！解放的狂欢节！”

《人民的狂欢节》是艾青为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创作的一首诗歌，作品名称译为The Carnival of Chinese，把“人民”这一概括词进行了具体化，点名这是中国人民的狂欢节，既传递出了标题蕴含的基本信息，保持了译文和原文在语义上的对等，又融入了译者的再创作，试图使读者从侧面体会到中国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喜悦。

（四）机构、职位名。机构与职位密切相关，机构指机关团体的组织架构，职位名称表明一个人的身份和职责。⑩《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中提到的大量人物，基本同时都有相关的职位和任职机构介绍。从文本功能的角度来看，机构、职位名称基本都属于信息型文本，所以英译时主要考虑翻译成简洁明了的文本，力求清晰易懂。为了准确传递出作品的精髓和主旨，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正确传递机构名称和职务名称的含义，尽可能让读者将人物与其所在机构和职位“对号入座”，明确人物在东京审判中的角色和作用。

其一，中国机构、职位名。文中涉及的中国机构和职位，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和职位设置。例如：

11月9日，军令部部长何成濬致函外交部长王世杰……司法行政部致函外交部，拟派向哲濬、倪征燠二人……

这里一句话就涉及到了三个部门和一个职位：军令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以及部长，译文分别是Ministry of Military Command、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Ministry of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on、Minister，以信息忠实为原则，简单直白地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基本功能，表明了当时中国政府对东京审判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其二，日本机构、职位名。文中涉及的日本机构和职位，主要是政府和军队的职位名称。例如：

被逮捕的还有不少前任高官，包括外交大臣东乡茂德、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财政大臣贺屋兴宣、国务大臣兼军需次官岸信介。

此处为了充分说明日本高官在侵华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罪行，大量列举人物，介绍身份。外交大臣、海军大臣、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军需次官等职务以语义翻译法分别译为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Minister of the Navy、Minister of Finance、Minister of Commerce、Vice Minister of Munitions，既向读者高效地传递了信息，又让读者看到了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数量之多，职位之高。

（五）其他专有名词。除上述出现频率极高的这些专有名词外，作品中还有一些其他专有名词，如公约名、事件名、出版社名等等。这些专有名词出现频率相对较低，重在传递出基本的事实与史实，侧重信息功能，衔接整部作品。

例一，公约、文件名。比如：

《投降书》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投降书》指的是日本投降书，译为Instrument of Surrender，实现信息对等，《波茨坦公告》使用同样的处理方法，译为Potsdam Declaration。多数情况下，若公约、文件的制定、起草或涉及的主体为其他国家，则英译一般使用直译法，或在名称中出现地名时用音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如《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等。若制定、起草或涉及的主体为中国，则英译一般采用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让英语读者能高效地接收到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比如《辛丑条约》译为Boxer Protocol。

其实，《辛丑条约》的全称为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名可音译的方法，将其译为Xinchou Treaty，但不论哪个，都比不上英语国家更为熟悉的Boxer Protocol更能让读者准确接收到此处想传递的信息。

例二，重要事件名。比如：

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元老周震鳞，幼承庭训，奋发有为。

“辛亥革命”译为Revolution of 1911，跟国际社会对“辛亥革命”统一的叫法相符。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指的是发生在中国农历辛亥年的革命，这里的“辛亥”是中国干支纪年法，即代表事件名的词，如果文化色彩特别浓厚，语义翻译让读者费解时，则一般采用交际翻译。而对于非文化负载词作名，如皇姑屯事件（Huanggutun Incident）等，命名规则是地点+事件类型，则一般采用语义翻译，让译文和原文的形式和内容都做到尽可能一致。⑪

例三，出版社名。出版社主要出现在作品的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绝大多数和作品内容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却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比如：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武汉大学出版社（Wuhan University Press）等，均使用普通信息型文本的翻译方法，但是这几家出版社的名称中出现了地名（地名组成的大学名），所以具体来说又采用了音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法。而如法律出版社（Law Press · China）、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等，这类出版社的命名规则不同，是“普通名词+出版社”的形式，英译时除同样注重信息功能外，具体使用都是直译法，不再结合音译。

结语

一部历史传记类著作，尤其是《东京审判征战记》这种涉及多个不同国家、地区，史料源语种类多，时间线较长的著作，不免涉及多种类型的专有名词。如果把一部作品比作一个人，那作品中的专有名词就是负责连接和活动的关节，所以专有名词的翻译是整部作品英译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本文把《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出现的大量专有名词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并以文本功能类型理论为依托，根据专有名词的文本功能和文本类型，选择英译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分析译文的信息传递效果，希望能为同类作品中专有名词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注释：

① 向隆万：《东京审判征战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页。

② 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③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ranslated by F. R. Erroll），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p.42-56.

④ Newmark， Peter： 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p.39-42.

⑤ 张美芳：《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上海翻译》2013年第4期，第5-10页。

⑥ 张美芳：《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中国翻译》2009年第5期，第53-60页。

⑦ 常玉田：《商务汉英翻译》，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2页。

⑧ 姜华、崇宁、华芳：《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小说中人名、地名的翻译——以〈上镜〉和〈老虎大福〉为例》，《福建茶叶》2019年第1期，第334-335页。

⑨ 王薇、李维：《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地名的翻译策略》，《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第151-153页。

⑩ 李淑艳、刘性峰：《中国古代官职名称翻译策略研究——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例》，《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0-23页。

⑪ 杨枋彬：《〈东京审判〉中专有名词及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