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
  • 加入书签
添加成功
收藏成功
分享

摧旧启新堪称大纛作枪以笔可鉴丹心

——关于鲁迅正确对待文艺遗产“继承与创新”之研究

曾信祥
  
中文学刊
2024年4期

摘 要:鲁迅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文艺遗产“继承与创新”问题上,既反对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本文从批判式继承全面化创新、实行“拿来主义”、对文艺遗产采取具体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考察等方面做了深入思考、有益探索,以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探析在文艺遗产“继承与创新”中的鲁迅之思,对于弄清文艺遗产的继承与创新具有积极的意涵和正面的作用。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与现代性源自勇气、清醒、深刻、彻底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其对旧文化的深刻批判和对民族性的深入剖析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 赞曰:椽笔穿透千夫指,虔心悲恸孺子牛。

关键词:鲁迅;文艺遗产;继承创新;探索思考

作者简介:曾信祥,男,1964年11月出生,重庆人,重庆市开州区政府政务信息中心副主任,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开州区文联副主席,开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文艺创作与评论。

忠心耿耿,殚精竭虑,甘愿俯首为牛,强基固本著宏论;

铁骨铮铮,破浪乘风,始终横眉怒目,写赋吟诗颂尧天。

鲁迅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指出: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大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皆离不开文艺。

鲁迅在文艺遗产“继承与创新”问题上,既反对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也反对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他响亮地提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因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新旧文艺之间有一个“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

抓机遇崛起开新局,埋头干创作更出彩。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来源于人民。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必须脚踩坚实的大地。鲁迅只有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对当时民国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进行过显微镜式的剖析,才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

吹拂惠风佳木茵,锦篇歌颂耀星辰。

挥毫墨蘸灵魂事,使命肩挑主义真。

继续继承圆夙愿,发扬发展琢殊珍。

斗争艰苦豪情壮,除旧迎丰敢创新。

一、有关文艺遗产“继承与创新”的论述,以现代理性的目光审视历史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只有批判式继承才有全面创新

文坛巨匠,民族英雄。习近平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鲁迅以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者形象出现在我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发展的进程之中,他是“五四”启蒙思想文化运动中最激烈最深刻的反传统反封建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深刻和清醒不仅来自于改革现实,探索民族自新之路的强烈愿望;而且来源于他对自身和民族生存状况的深刻反省,来源于对已逝过去在深入了解基础上形成的批判眼光,而这一切皆是从其立足的传统文化出发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鲁迅作品以其深广的文化批判,在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这座丰碑镌刻着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现代民主科学的希冀。即使在今天,其作品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启示我们必须以现代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文化、进行文化批判,以此建设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与现代性源自勇气、清醒、深刻、彻底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其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对民族性的剖析无论从深刻还是精确方面都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鲁迅不但是旧文化的破坏者,更是新文化的倡导者、指路人,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非完全否定,而是批判其腐朽没落之劣,弘扬其积极进步之优。他对国人劣根性的痛斥,正是出于一种至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针砭其麻木软弱,以激励其自强自立。只有对我国优秀传统文艺遗产全面、深入的掌握,才有在这种掌握基础上批判的继承,也才有“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文化革命的旗手”的鲁迅。鲁迅的文化思想和创作道路是本着改造国民性、挽救民族性、创造新文化的目的进行的。本着这样的目的,他不管是对古今文化、东西文化,凡是合于此目的的皆“拿来”。

邓小平在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祝词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对形成鲁迅的精神、品格、胆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所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勇于自新、忧国忧民等诸多优秀品格都是受优秀文化传统的陶冶熏染所致。他热情讴歌历史上那些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人物如尧舜禹、孔子、墨子、孟子等古圣先贤。而鲁迅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物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富而浩瀚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鲁迅对文艺遗产的传承性做过更为冷静的评价,它有优秀传统、有辉煌伟业,但要想一直前进,就必须继承传统精髓、融入伟大的新时代,只有这样才会进入正确轨迹。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只有批判的继承,才有全面的创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也是传承文艺遗产的生命。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处讲到,文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推动创新。唐李邕更是强调“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宋黄庭坚指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遗产的创新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文艺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切磋互鉴。

鲁迅具有天马行空的创新精神,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一八三四年,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只是描写一位九品文官的变态心理,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暴露了我国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文末“救救孩子”则是呼唤民众挣脱封建桎梏和精神枷锁,从而奏响了时代最强音。这就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的文化活动始终贯穿了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小说创作领域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在小说形式上多有新的探索;其杂文既继承我国古代杂文的传统,又融入诗歌和政治的因素,成为一种全新的现代散文体裁;其倡导的新兴木刻,既择取我国遗产,又融合西方理念,走出了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二、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文艺遗产,实行“拿来主义”,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

横扫千军抨击旧时政,疾书万策高呼新纪元。鲁迅是其伟大时代的“先锋作家”,富有强烈的创新精神,诚如茅盾在《读<呐喊>》中所言:“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在当时荒凉的“五四”新文坛上,鲁迅以《狂人日记》等作品开拓出了新文学的园地,确立了我国新文学的基本范式,奠定了新文学的发展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发展新文艺,必须批判地继承旧文艺。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全盘否定文艺遗产,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是在批判地继承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上所创造一切文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认真地总结和继承这份丰富而宝贵的文艺遗产,将其作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这即是说,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文艺遗产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提高、发展和繁荣,可以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鲁迅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明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的重要性,他在《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中指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鲁迅在这里对文化发展的内部规律做出辩证的阐明。这种内部规律表现在新文化有历史的继承性,对旧文化要有所承传和择取,同时也要有所斗争和剔除。鲁迅曾经以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精神对我国历史上那些维护封建制度、宣扬封建伦理、麻痹人民大众的旧文化“施行袭击,令其动摇”。鲁迅对这种旧文化的批判,正是为发展新文化扫清道路的。但对于旧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对待其优秀部分还要认真地加以择取和吸收。鲁迅曾在《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对于文化遗产要像吃牛羊一样,“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对于文艺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地总结,分清其菁华和糟粕,要取其菁华、去其糟粕,以达到发展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的目的。鲁迅在文艺遗产中“废寝辍食,锐意穷搜”,首次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我国小说的历史发展,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鲁迅看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这并非意味着谁就是“终极的至善”。一切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鲁迅以“偏至”概括,呼吁人们正视这种偏至性,就可以不陷入将任何一种文化绝对化的境地之中。对今天而言,就是要全面看待优秀传统文化,热衷国学的需要了解世界,崇尚西学的在睁眼外看之时也要补充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当一个社会做到了对多元文化在相互比较中汲取养分,就不仅能保持各自文化的独特性,还具备了创造出新文化的动机。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他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又用辩证唯物观精深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其中有很多创见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迄至晚年还计划写一部完整和系统的中国文学史,他曾经豪迈地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的确不愧为我国文艺遗产保存者、开拓者和建设者的伟大先驱。我们应象鲁迅那样成为时代风气的觉醒者、先行者、倡导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崇高之美、文艺遗产之精,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鲁迅以革命的、科学的批判态度对待我国优秀文艺遗产,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我国优秀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什么可吸取的东西。鲁迅强调:“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传承,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里所说的“新的阶级”就是指无产阶级,而“有所传承”“有所择取”就是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详尽地阐明了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观点。他把遗产比作祖上留下的一所大宅子,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那么,怎样把遗产“拿来”,“拿来”后又怎么办呢?鲁迅指出:“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如果为了“保存自己的清白”,“放一把火烧光”,“则是昏蛋”;如果“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鲁迅通过这个形象的论述深刻地闸明了既不要不敢接受文艺遗产,也不要无批判地接受文艺遗产。在他看来,必须弄清楚遗产中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然后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鲁迅指出:“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里所说的“使用”“存放”“毁灭”,是区别对待文艺遗产的三种不同办法。鲁迅强调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拿来以后要“占有它,挑选它”。鲁迅正是以这样清醒的批判态度来吸取古今文艺遗产的。

鲁迅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批判地继承古典优秀文艺遗产的范例。新时代新文艺是我国优秀文艺遗产新世界的创造者,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古典文艺中的优秀东西,但决不能盲目照搬,而是从新时代新文艺的思想观点出发,通过审慎的选择,把有用的作为养料,来创造新时代新文艺崭新的文学艺术。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从事小说创作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这里所说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实际上就是他后来经常讲的果戈理、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所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著名短篇小说,决不是那“百来篇外国作品”的生搬硬套或简单模仿,而是富有独创性的,特别是在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又非常好地继承并发扬了我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但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其《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鲁迅在从事短篇小说创作时,是密切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写出了民主革命所需要的和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三、对文艺遗产必须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进行具体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以“吸收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收纳新潮、脱离旧套”是非常重要的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在文艺遗产中,存在着优秀的、进步的与消极的、落后的之分。因此对待文艺遗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就要求对于文艺遗产做出具体的阶级的历史的分析,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鲁迅一直强调对于文艺遗产要“占有”“挑选”,而后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不同态度。因为只有“占有”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对文艺遗产加以挑选、改造,也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的任务。鲁迅在占有详细材料的基础上,坚持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文艺遗产,他怀着高度的热情珍惜并肯定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民间文艺,认为它们“刚健”“清新”,具有反封建的战斗内容和朴实健康的艺术风格,从而对于各个时代文艺的发展发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有些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群众有所接触,体现了反抗黑暗势力统治的思想倾向。这些作家作品也受到鲁迅的重视。唐代罗隐《谗书》、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其间包含着“抗争和愤激”,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和战斗性,对后代创作有着不少启示。鲁迅高度评价《红楼梦》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世事洞明的巨著,热情赞扬它是我国小说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直接地揭示了小说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表现了十八世纪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鲁迅给《儒林外史》很高的历史评价,尤其着眼于小说“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对孔学的解剖达到了剔肤见骨的程度。“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充分说明,鲁迅对待祖国优秀的文艺遗产是十分珍惜和无比热爱的。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展现了一幅幅我国古代社会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它们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历史借鉴作用,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学习艺术技巧,这对于推动现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是用完整的历史观来研究文艺遗产的。针对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比较优秀的作家作品,也不能一概肯定,而要加以鉴别和批判。因为过去时代的进步文艺作品,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作品中往往掺杂了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因此即使是对于文艺遗产中那些优秀部分仍需“吸收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需要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既要指出这些优秀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又要指出它们在今天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的意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鲁迅充分肯定屈原对浑浊世俗的愤懑和反抗,热情赞扬其“九死未悔”的战斗精神,其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时代。但鲁迅批评屈原对昏庸君王所表现出的忠君思想,说“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这就深刻地指出了屈原思想上地主阶级君权主义的弱点,从而把他的反抗同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区别开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原来包含着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鲁迅说他对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有“异样的同情”。但宝黛的叛逆性格打上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烙印,虽有反抗性但非常脆弱,一旦遭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就悲观失望、消极颓唐了。

优秀的文艺遗产,不但可以作为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借鉴,而且其进步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有所继承。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

凝心聚力构筑文艺共同体,齐心奔跑画好遗产同心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种光荣的民族传统,在古典文艺作品中都曾得到不同程度的艺术反映。这些作品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教育,使我们从中学习古代人民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屈原、辛弃疾、陆游、毛泽东、吴芳吉、何其芳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词,杜甫、白居易、关汉卿、吴敬梓、曹雪芹、钟云舫等敢于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的杰作,古代人民群众歌颂反抗与革命、劳动与自由的民间文学,都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和生动的教育。这种对于文艺遗产中进步思想的继承,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优秀的文艺遗产进行批判继承和重新评估,这是历史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进入新时代,全国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从事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建设,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我们文艺战线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要区别我国优秀的文艺遗产同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界限。鲁迅曾经精辟地指出:“自尊至者,不平衡继之,愤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跖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其实,当鲁迅还是民主主义革命者时就曾指出,易卜生虽然“瑰才卓识”,但“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指出,易卜生虽然在这出名剧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妇女问题,但始终没有解决妇女的出路问题。鲁迅对资产阶级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采取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是我们现在要很好地学习和发扬的。

新时代新文艺需要批判地继承古今文艺遗产中的优秀部分,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但也不能被古今文艺遗产所束缚。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文化遗产不只“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鲁迅不仅要我们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中有用的东西,还告诫我们必须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摆脱旧思想的影响。鲁迅指出,“收纳新潮、脱离旧套”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的“千百万人民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是“独到的见解”,所以倘不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将“风俗”“习惯和文化”进行改革,“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鲁迅慨叹:“每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他坚决反对既“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主张除旧布新。鲁迅要我们对各种旧思想、旧习惯保持警惕,因为在一定的环境和气候下,“各种古的沈滓,新的沈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文人学者是常常会翻腾那些“沈滓”,让它们“翻着筋斗漂上来”的。鲁迅要我们重视“出卖旧货的新广告”,他告诫我们要以冷静的头脑分辨真正的新与旧,不为“广告”所迷惑。

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文艺遗产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创造新文艺,但是如果不用革命的批判态度来对待文艺遗产,就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副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把文艺遗产中存在的各种旧思想看作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他说:“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因为这是‘软刀子’。”鲁迅在这里主要是讲中国传统的“老调子”和封建时代的旧思想,我们今天生活在建设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时代,必须用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去战胜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鲁迅把新兴的无产阶级看作“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只有“一扫旧来的污秽”,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轻装并奋勇前进。

四、借鉴古今文艺遗产必须加以融化、改革和创新,以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

运交华盖横眉对,似睹先生呐喊中。对于古代文艺遗产的艺术形式与技巧,要善于学习、勇于抉择,不能亦步亦趋、生搬硬套,借鉴文艺遗产必须加以融化、改革和创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中指出:“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是创作出具有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古人的这些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是适应当时社会的文艺内容而产生的,是为表现特定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服务的,因此在学习和借鉴之时又需要做出必要的“删除”“增益”,才能适应表现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的需要。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容要求有新的艺术形式去适应和表现它,借鉴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要审慎的挑选、消化,然后加以吸收、创新。鲁迅曾以绘画为例,在《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中指出,在古代的绘画技法中,“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

这种对古代艺术形式有所删除、有所增益的过程,也就是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过程。鲁迅强调:“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作家应根据新的思想内容的要求,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纷纭复杂、斑斓多姿的现实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崭新的描写对象,在继承、借鉴古今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鲁迅谈到木刻创作时,在《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中说过一段颇富哲理之言:“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必须借鉴古今文艺,但要“融合新机”“加以发挥”,这样在艺术形式上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创新。

鲁迅的创作,不管是杂文或小说,同我国古典文艺的优良传统有着深厚渊源。他在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等方面简洁、传神的表现方法,明显地吸收了古典小说中的白描手法。当然,鲁迅对古今文化的继承决不是盲目地照搬,鲁迅杂文多用比喻来明理、用反语来讽刺,以勾勒形象配合作者议论,借用古人古事来印证今人今事,因而在其笔下对于黑暗势力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广度,具有强大无比的战斗力。鲁迅对传统小说艺术形式加以创造和创新,一反旧小说中对人民大众形象的歪曲,以新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法细致而深刻地刻画人民大众朴素、诚实、正直的性格,反映了他们悲惨的生活遭遇和热切的革命愿望,创造出许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到自己创作小说时说过:“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对于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必须加以继承,同时又必须加以创新,这样才能给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发展以新的营养,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艺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伟大祖国呐喊助威。中华文化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使华夏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培育了坚强的文艺价值和永恒的创新精神。我们不是为继承而继承。我们研究古典文艺遗产,是要从中吸收精华,作为发展和创造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的借鉴。诚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所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斗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亡灵重新游荡起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告诫我们,学习前人和今人的经验,都不应当“削足适履”,必须“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谆谆嘱托我们:“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做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我们的继承必须以创新为前提。倘若片面强调继承,而不要创新,就意味着只要量变不要质变、只要进化论不要辩证法,这样将失掉批判的革命意义。

“望今制奇”“绛生于蒨”,还在南朝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就讲“通变”,“通”就是传承、继承,“变”就是革新、创新。文学艺术也是后浪推前浪。一般来说,后一个时代往往比前一个时代有发展。我们从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宋元以来的平话小说、章回小说以至“五四”白话小说,可以看到继承和创新的线索。不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结构形式方面,都是既有维承又有创新的。

对于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来说,我们所说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古典文学艺术遗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在古典文学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对于古典文学艺术遗产的创新,我们既要反对以现代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标准要求古人,又要努力以社会主义新文艺思想进行创新,不能把这两者混同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地上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十五贯》《团圆之后》《杨门女将》等优秀古典剧目,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创新的成功范例。但不是一切古典文艺遗产都可以采取像戏曲那样的革新方法的,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曹雪芹等人的作品,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作品,则不能乱抡板斧、任意增删。而有些优秀作品由于版本多,或被窜改歪曲过,整理校勘、去伪存真等方面的工作也是创新中不可缺少的。

继承不是机械地模仿,创新要求的是独创精神。古今中外杰出作家的作品,总是在继承以往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从元稹的《会真记》到王实甫的《西厢记》,从宋话本《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从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吴承恩的《西游记》,从《大宋宣和遗事》到施耐庵的《水浒传》等,都充分说明继承与创新是分不开的。李白、杜甫都继承了自《诗经》至唐代的优良传统而有所创新。李白作品深受《诗经》《离骚》、汉魏乐府民歌的影响,他从谢灵运、谢朓、庾信、陈子昂、崔颢那里吸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但他清新俊逸的笔致、险怪奇绝的构思却是极富独创性的。杜甫关心时政的诗篇得力于风雅,其《同谷七歌》等名作与屈原《离骚》、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张衡《四愁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五言诗接响于苏武、李陵,嗣音于汉魏;其律诗连沈约、宋之问对他也不无影响,“清词丽句必为邻”“转益多师是吾师”。这是杜甫从前人成就中取得教益的生动写照,但他表达人民痛苦和愤怒的现实主义诗歌却完全具有其独创风格,正如顾炎武所说:“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未尝似也”。“未尝不似”说明他们都继承了以前的诗歌遗产,“未尝似”表明他们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有所创新。也正是由于有了创新,所以李杜作品才逾千古而不朽也。

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在古典文学艺术基础上的推陈出新,是从现代人民生活出发的创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它们“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历史上一切优秀、进步作品的继承者,又是新文艺的革新者和创造者。由于社会主义文学是从各个方面来表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新的思想和道德、新的瑰丽绚烂的人民生活,所以我们的文学艺术是崭新的,是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文学艺术家是古典文学艺术遗产的忠实继承者,又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革新者。鲁迅继承了革命民主作家的传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将文学艺术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革新家。批判、继承、创新,这是辩证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学上的不断革命。为了创造出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文学,一切文学艺术家、一切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一定要遵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嘱咐,到人民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最广大最丰富的人民大众中去;同时又不要忘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流”中,吸取艺术创作的经验和养分。

五、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文艺遗产提升至“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顾及全篇顾及全人”的地位加以考察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正确地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取其菁华,去其糟粕。”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文艺遗产进行科学的分析。鲁迅提出了相关的创作原则:“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古代文艺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要正确地评价作家作品,就必须把它们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即是说,要研究作家作品产生、表现的历史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这样才能确定文艺遗产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所以鲁迅非常强调“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堪称典范,正是把魏晋作家及其文章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他认为曹操的“尚刑名”“尚通脱”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形成汉末魏初文坛“清峻”“通脱”的文风。他认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对曹操的评价很有创见,肯定曹操在文学上的贡献。

鲁迅最重要的是在我国文化中把文艺遗产与国民性改造、新文化建设联系起来。他既清楚地看出我国文化里的问题,又能以现代眼光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不重复,其创新笔法凸显出罕有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理念和审美精神,在多维的时空里构建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鲁迅警惕历史轮回,强调赤诚之心,礼赞人间正义。他在表达自己思想之际,敞开着胸怀,又能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在精神的突围里一次次呈现着创造性的实绩;其文字间流动的智慧与勇气成为我们行走的参照,那些鲜活的思想召唤着我们走在克服困苦的路上,其文字一直像燃烧的灯火照耀着不断摸索新路的人们。

鲁迅认为研究文艺遗产还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只有深入地了解古代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才能准确地把握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的整体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才能正确地评价文艺遗产。历代都把陶渊明看作是田园诗人而加以颂扬,而鲁迅在评价陶渊明时顾及其全人,仔细而深入地研究其全部作品,细致入微地分析其世界观中的复杂体系。陶渊明思想上的苦闷和矛盾反映到诗文里,有时表现得恬淡闲适,有时又显得激昂慷慨。因为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因而透过他在作品中“金刚怒目”式的愤慨,折射出当时污浊的官场和腐朽的社会现实,启发作家要增强文学的战斗性;而“悠然见南山”这一面,又使陶渊明在赞美田园风光中掩盖了社会矛盾,宣扬了安贫乐道的消极思想,这使鲁迅批判了文人隐士逃避现实的思想意识和士大夫的闲情逸趣。鲁迅就是这样对古代作家做出全面而又科学的分析,并从正反两方面使我们得出对现实斗争的有益探索。

评鉴古代作品与评价现代作品一样,都要“顾及全篇”,着重作品的政治倾向;要注意研究作品宣扬的思想、所起的作用,这样才能给作品以恰当的历史评价。鲁迅对古典名著《水浒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首次用历史唯物论对这部作品进行科学分析。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指出《水浒传》是在长期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由文人创作而成的,深受民众的喜爱和欢迎;肯定其反封建的基本思想倾向和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明确指出“《水浒传》中人物在反抗政府”,立意在“反抗政府”这是对其主题思想准确而深刻的概括。鲁迅对这部名著同情、歌颂农民起义的基本倾向和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精神给予颇高评价。而这也正是《水浒传》民主性精华之所在,是其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六、只有树立我国优秀的文艺遗产世界观,才能做文艺遗产的真正主人

新风变革先驱者,文化转型举旗人。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文艺不但要善于从古今优秀文艺遗产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来丰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还要彻底清除文艺遗产对自己所产生的各种不良影响。只有树立了我国优秀的文艺遗产世界观,才能做一切文艺遗产的真正主人。

鲁迅之所以能够对文艺遗产采取清醒的态度,因为他首先是个革命家,他从革命的需要来研究文艺遗产。鲁迅在对待文艺遗产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仅在于他能够充分掌握资料,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文艺遗产中的若干问题,以革命的、科学的批判态度来对待文艺遗产,还在于他常常尖锐地、深刻地揭露自己灵魂深处怎样受到旧思想的毒害,并严正地进行自我剖析。他认为自己因为读的旧书多,“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在《坟》出版时,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因受到旧文学的影响,自己的文字成为“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鲁迅严正地指出,其《狂人日记》还没有“脱离外国作家的影响”,《药》“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沉痛地揭露了自己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随便,时而很峻急”。他说:“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些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鲁迅正是这样严格地批判自己,“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

批判地继承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向优秀古典文艺遗产继承些什么呢?首先,要批判地继承古典文艺遗产中可贵的思想内容。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斗争的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的。鲁迅非常重视古典文艺遗产中可贵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其中闪耀着人民民主的思想光辉。鲁迅的作品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暴风雨和人民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诞生在社会斗争的激流里,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体现了文学艺术中的民主要求,对广大群众将产生极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从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着眼的。

其次,要批判地继承古典文艺遗产的艺术技巧。文学作品要写人,写特定时代和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鲁迅再三告诫人们,必须认真学习古典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描写,“必须更加本土化”,只有更加本土化、民族性才能更加世界性,不要把作品中的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身筒。即是说,塑造出的人物要多种多样,要活生生的、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不是政治概念的图解。不但要写好英雄人物,也要写好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和小人物。语言是文学的主要表现手段,所以鲁迅还要我们善于批判地学习古典优秀文艺作品中的语言。

鲁迅对优秀的古典文艺遗产是十分重视的,他鼓励人们要批判地学习和借鉴,让现代文学艺术得到营养,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当然,学习和借鉴不是照搬,时代发展了,文学艺术创作也要有长足的发展。鲁迅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认为古代作家不论是在人物性格的描绘上还是语言的刻画上,都跟不上我们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我们还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现在的创作水平超过前人。

鲁迅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敢于与落后的社会现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表现在他敢于与自己身上的偏见和旧思想做斗争。特别是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后,他经常批判自己前期的思想和文章,并且毫不姑息地纠正自己 20年来“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以说,正是由于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思想改造,毫不妥协、毫不吝惜地跟各种旧思想做斗争,才使得鲁迅逐渐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总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在文艺遗产的选择上要做到“为我所用”,要充分发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斗争精神,传承好我国优秀的文艺遗产,做到古为今用、东西结合,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树立我国文艺遗产的良好形象,营造相学互鉴的品评风尚,以实现我国文艺遗产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现填词《满江红》以颂曰:

誓著华章,中流处、飞舟浪遏。匡正道、弃医挥墨,笔中欣慰。碎雨沾襟风骨烈,独评贤士思豪杰。词如潮、字句怒波涛,苍生血。  横眉对,嗔目冽。歌一曲,情犹切。赞中华民主,百姓心醉。刀笔刻心黎庶意,英魂毅魄雄文汇。毕其生、旗手为人民,真如铁。

参考文献:

[1] 叶公超:《鲁迅》,《晨报》(北京)1937年1月25日。

[2] 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 李永寿:《鲁迅思想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 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杨占升《重在质量,贵在独创》,《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钦鸿、闻彬:《反帝爱国的豪迈战歌——介绍新发现的一首鲁迅旧诗〈进兮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2期。

[9] 郑心伶:《鲁迅诗浅析》,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0] 张紫晨:《鲁迅诗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1] 王永培、吴岫光:《鲁迅旧诗汇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 陈越:《对鲁迅现代题材小说创作中断原因的思考》,《鲁迅研究》(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3] 张自强:《鲁迅先生诗疏证》,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4] 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 李怡:《鲁迅旧体诗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

[16] 张恩和:《鲁迅诗词解析》,《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17] 冯亦同:《鲁迅与中国现代诗歌》,《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8] 王斑:《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鲁迅古体诗》,《读书》2002年第4期。

[19]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 许寿裳:《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21] 鲁迅:《鲁迅文学书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2] 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3] 吴海发:《鲁迅诗歌编年译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 魏庆培:《论鲁迅旧体诗歌的现代意识》,《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期。

[25] 李国华:《鲁迅旧诗的菰蒲之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26] 于小植、高嘉迎:《独托幽岩展素心:鲁迅旧体诗的美学特征》,《东岳论丛》2021年第12期。

*本文暂不支持打印功能

mon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