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朔门古港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温州史的新认知，丰富了我们对温州港的理解，揭示了温州港与龙泉窑的关系，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资料，并且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进一步地，朔门古港遗址公园的建设对于重塑和传播温州的历史文化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外地人看来，温州缺乏历史文化资源。此次古港遗址的发掘展示了温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据此温州提出了“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城市定位。为了塑造这一城市形象，必须积极运用新媒体来建构和传播古港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新媒体的发展也产生新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运用新媒体，利用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和影像在内的各种符号，以确保向公众传递正确的古港遗址公园的形象，产生锚定效应，塑造公众对遗址的看法，进而建构和传播新的温州城市形象。

关键词：朔门古港；遗址公园；温州史；中国海洋文化，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价值

作者简介：任景华，女，1962年出生，上海人，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史洋，男，1991年出生，武汉人，硕士，汉口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艺术传播与平面设计。

【基金项目】浙江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朔门古港遗址发掘的时代价值和传播策略研究（编号23WSK065YB ）。

朔门古港遗迹群，包含瓮城、码头、航道、航标，规模庞大、体系完整，是目前发掘出的最完美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之一。为近年来中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因此2022年，朔门古港毫无争议地入选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那么，朔门古港的发掘状况改变或增加了我们对温州历史怎样的认知？并且今天我们应如何保护和运用如此宝贵的历史资源来增进温州的城市形象，并提升温州的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呢？

朔门古港的发掘意义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温州历史的看法。例如，朔门古港遗址的核心时期为宋元时期，这没有将我们现有认知中温州港的历史上限提前（目前已知温州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再如朔门古港中发现了数以吨计的龙泉瓷残片，这也未突破我们已知的温州港是龙泉瓷的主要出口港的认知。那么，这次考古发掘究竟改变了我们怎么的对温州史的看法呢？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大方面：

一是，极大丰富了已有的对古港城市景象和居民生活的认知。目前朔门古港遗址是我国发掘的结构最完整、年代最清晰的港口遗址，堪称古港遗址中的“庞贝遗址”。在文献中，有不少描绘宋元温州城繁华景象的诗文、图画，如宋代杨蟠“一片繁华海上头”，赵抃的“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以及元代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卷》等。但古港究竟如何繁华？古港的景观是怎样的？古港的民众是如何生活的？以及往来温州港的船只是如何驶出港口，走向蓝海的？仅凭这些诗歌和画作，是很难完全回答的。而朔门古港的发掘无疑给了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可能。

对外，对“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生产、运输和市场三个环节。在这个遗址里，与三环节相关的窑业以及城市、码头、航船、航线和航标等要素非常齐全。这极大丰富了我们既有的对温州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①。完整的古港遗址勾勒出了宋元温州港的宏阔场景，重现了“温州外滩”的繁华景象。站在古港遗址之中，仿佛可以看到无数舟筏载着青瓷缓缓穿梭而过，海量的青瓷产品沿着这条水道驶向碧海蓝天，往来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展现出“天下龙泉”的壮阔景象。

对内，朔门古港完整展现了古港居民的生活场景和城市的繁华景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能够展现古港居民生活场景的器具和生活设施，包括黑漆木梳、温州漆器、捶丸（一种运动所用的球类，类似曲棍球）、刻有胡人像的瓷砚，砖雕、建筑构件，贝壳、植物种子，以及水井、灰坑等等。同时，城市景观方面，大量古代建筑遗迹，如浴室、码头、砖铺道路、官用栈道、干栏式建筑（可能被用作酒肆、船坞等）等设施，得以重见天日。特别是此次发现的古代澡堂，更衣室与浴室的面积相加达100多平米。而锤丸这种当时主要的运动用品的发现也说明港口可能存在不少娱乐场所②。这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古港先民生活具体场景的认知。无疑，相比于前文提到的诗歌、画作，朔门古港的实物考古发掘更加详尽地展现出温州港的繁华景象以及先民的日常生活。

二是，深刻揭示了温州港与龙泉窑的关系。龙泉窑传承自越窑。越窑在北宋晚期失去御窑身份之后，逐步走向了衰落，部分越窑的窑工来到龙泉地区，在这里逐渐生根发芽，汲取瓯窑、婺州窑的长处，发展成为我国六大窑系之一的龙泉窑。从南宋到明中期，龙泉瓷在我外销瓷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我国推出的第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品。在此期间，龙泉窑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14世纪中期，龙泉青瓷在中国外销瓷中的占比达到90%以上③。龙泉地区林木、水力和瓷土资源丰富，但是却地处深山之中。龙泉窑的瓷器需要先用小船沿瓯江抵达温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贸易。

此次朔门古港的发掘工作证实了温州作为龙泉瓷的主要集散地及外销起点港的地位。朔门古港遗址中发现了近十吨的瓷器碎片，其中龙泉瓷占90%，而且这些碎片都是瓷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品，也就说这些瓷器原本是用于销售，而非使用④。虽然这些瓷器的出土无法证明龙泉窑是从温州港直接运至海外，但毫无疑问恰巧位于宁波和泉州之间黄金位置的温州港是龙泉窑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也就是说，龙泉窑的瓷器或是由温州港出发经由宁波运往日本和韩国，或是通过泉州港销往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直至欧洲地区。

此外，朔门古港遗址中发现的宋代两艘沉船（一艘为北宋，另一艘为南宋）属于我国古代“四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福船的特征是底尖吃水深，并拥有在当时独步天下的水密隔舱，因此稳定性极佳，可以进行国际远洋贸易⑤。因而，这证明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龙泉窑的瓷器是可以直接从温州港运抵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其中北宋福船的发现证明，即使在“市舶司”⑥在温州设立的南宋之前，温州已经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了。

三是，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完整的港口遗址样本。朔门古港集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堪称国内仅有、世界罕见，为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各港口遗迹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个。目前，全球其他重要的海港遗址大都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朔门古港遗址起到了“补白”的作用，堪称人类海洋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的珍贵遗产。因此，朔门古港遗址填补了海丝申遗体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发挥典型样本的支撑性作用，在人类航海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完整的港口遗址，再加上周边的江心屿双塔（古航标），宋代温州大型造船场遗址，和东首海坛山海神庙、杨府庙、平水王庙，共同构成了体系完整，软硬件兼备，生产与运输一体的古代港口体系。这证明了温州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⑦。同时，作为目前为止体系最完备的古代港口遗址，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的具体细节创造了条件。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年代最清晰的港口遗址之一，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向意义⑧。它不仅提供了关键的历史文化信息，还为我们深入了解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遗迹到遗物，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为我们呈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进入鼎盛的充分证据。其出土的文物和遗址结构的完整性，对于我们揭示当时海上贸易的规模、范围和方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佐证。因此，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承载着独特的海洋文化信息，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内涵。长久以来，汉民族被视为农耕民族的典型代表，其文明被视为是一种大河文明。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却承载着独特的海洋文化信息，蕴含着先贤们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证明我国古代文明不仅有大河文明安土重迁的一面，也有海洋文明积极探索的一面，进而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内涵，显示了我国黄色文明底色上隐藏的蓝色纹路⑨。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特殊地理环境，赋予了温州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在古代，温州的渔业、盐业等海洋产业以及工商业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温州还是著名的纺织品和漆器生产中心，其产品畅销海内外。古城的选址体现了温州先民港口优先的发展理念。如此直面海洋的气魄，使我们深刻理解到为何“义利并举”，推崇“通商惠工”的永嘉学派会出现于温州。为何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学者敢于打破了儒家重视本土而忽视外部联系的思维束缚⑩。

因此，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存在以及温州作为海洋城市的历史发展，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遗产，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内涵，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我国的历史。同时，海洋文明中务实的精神和开放的视野，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所需要的开放创新的精神十分吻合，能够为中国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提供借鉴，并起到激发民族自信的作用。

如果说，朔门古港遗址发掘所带来的是对温州史的新认知，那么，根据上述综合分析，我们应如何运用朔门古港遗址的历史资源呢？

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公园的建设工程已经被提上日程。但如何将遗址所呈现的文化遗产与温州的城市定位相结合，进而推进温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呢？虽然温州早在2016年就已经获批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长期以来，提起温州，外地人首先想起的是温州城市符号是江南皮革厂倒闭的广告、东方犹太人等，很少有外地人能将历史文化符号与温州的城市形象联系在一起。此外，虽然温州有众多海洋非物质文化资源，如抬渔灯、走马灯、放海灯等海洋民间习俗，洞头七夕踩街，开渔节等海洋节日，以及贝雕、船工号子等海洋艺术，但就整体而言，温州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整合力度不足，品牌形象不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主要停留在观光游览、吃海鲜、看海景等低端层面”⑪，此次朔门古港遗址这一重大考古遗址的发现无疑提供了一个整合温州海洋文化资源，提升产品层次和树立品牌形象的契机。

有鉴于此，在2022年2月，温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城市定位，古港遗址公园的建设和传播无疑是城市定位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如何运用媒体展示上文所述的古港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重塑并传播温州形象，以达到提升温州的旅游文化品位，并提升温州的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呢？本文的这部分使用符号学的理论阐释如何开发并运用媒体宣传遗址所体现的历史文化，进而重构温州的城市形象。

一般而言，城市形象既包括可见可触的具象符号如城市的自然景观、建筑、公共设施等硬件，又包含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符号，如政府形象、公民素质和文化底蕴等。但具体符号与抽象符号都数量庞大、鱼龙混杂，不要说是从未到过这一城市的大众，即使是生活其中的居民也无法全部体验和观察。另外，这些未经过编码的“真实符码”⑫只是事物最本真的能指和所指的组合，然而事物的所指具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如果不加以编码、建构和传播，则无法进行步调一致的对外城市形象传播。

媒体就是将这些“真实符号”加以编码和重构的主要途径。通过将城市的真实符号编码和重构为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在内的所指明确的符号，媒体完成了城市形象的建构。而在当今的时代，公众又非常依赖媒介来获取信息。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言，人们对于所生活的世界的认看法来自于大众媒介。某种程度上讲，人们是生活在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⑬。从这一角度而言，经过媒体重新编码和建构的各式符号所构成的城市形象比“真实符号”更能影响、塑造一般民众对城市的认知。

如前文所述，此次朔门古港的发掘为温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鲜活完整，其他港口城市无法比拟的实物证据。对其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真实符号”的建构，特别是具象符号的塑造；第二层次是媒体对这些“真实符号”的编码与重构。

第一层次：“真实符号”的建构。无疑这一部分的首要工作是遗址公园的建设。目前，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已经被提上日程。遗址公园的设计图已于2022年11月出台。根据温州市鹿城区府办印发的《鹿城区2023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表》，遗址公园计划于今年10月开始建设。未来几年，温州“将对照申遗标准和要求推进海丝遗产的保护研究，依托当地文化，将海洋文化融入遗址公园建设，高标准谋划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努力打造展示世界海丝港口的重要窗口。⑭”从中可以看出此次遗址公园的建设已经充分考虑到前文所言的遗址作为海洋丝绸之路重要港口样本以及展示我国古代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

遗址公园的建设只是第一步。为了更好地将古港的历史文化符号传递给游览者乃至全国人们，需要将遗址中出土文物及遗址与温州、我国及海外相关的历史文化符号——如地方名人、民俗文化、龙泉瓷出口港、“百工之乡”、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文化——进行结合，并且展示、表演和宣传，从而使大众了解、交流相关的历史文化符号。

首先，是深入挖掘温州故事并将之在遗址中展示并表演。事实上，温州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并且许多历史文化符号都与丝绸之路相关，非常值得在公园中展示甚至表演。地方名人方面，温州有开通温州至日本航线的李处人，经海路到达高丽并在那里担任礼部尚书的温州商人周伫，《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岭外代答》的作者周去非，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等人。一方面，可以将关于这些名人的文献材料在遗址公园中展览，并制作名人雕像。另一方面，相关的文艺机构应制作一批关于这些名人的影视剧和电视节目、舞台剧等。此外，如前文所言，朔门古港规模庞大，体系完整，能够体现温州先民的生活场景，因此是展示温州与海洋文化相关的民俗文化，如抬渔灯、走马灯、放海灯、洞头七夕踩街，开渔节等的极佳场所。如果能将这些民俗文化生动地在遗址公园中展示表演，必然能将这些民俗文化符号背后的意义很好地传递给公众。最后，亦如前文所言，温州是龙泉瓷的主要集散地及外销起点港，龙泉瓷的相关文化符号同样可以在遗址公园中大加展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历史文化符号的真实符码重新进行编码，从而展示出我国海洋文明的丰富多彩，建构出温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象，并传递给广大受众，使这一形象深入人心。这将使民众对于温州市所力图建构的“千年古港”的城市形象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验。

其次，遗址中的舶来品是重要的海外文化符号，展现了温州自古以来与海外的连接和温州作为商港悠久的历史。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温州向来不缺乏外国面孔，南宋温州人陈某有诗：“亦有西来意，相逢欲语难”，描写了外国人纷纷来到温州，但语言无法沟通的生动场景。但如何将温州与海外的连接符号化地呈现出来？遗址中出土的外国货物无疑是很好的文化符号。此次，遗址中出土的一组断成数截的琉璃簪是典型的中亚风格器物⑮。此外，据文献记载，温州还是海外诸国货物，如香药、香水、象牙、琉璃等，进入中国的港口。只有揭示这类器物来到中国的漫长旅程，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使用情况，并将之通过具象的符号如图画、雕塑、影视作品等呈现出来，受众才能体会到一件件器物——这一海外文化符号——背后紧密的古代海上交通网络，进而展示我国的海洋文明的开放性。举例而言，与温州同为海丝重要节点城市的泉州，就在该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设有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雕像。这一具象符号展示了泉州与海外密切的联系。相较抽象符号，这些具象符号能给游客更深刻的印象。

再者，将遗址中展现的历史文化符号与现代文化符号对接。此次遗址公园中发掘出了两艘宋代沉船、大量的漆器和瓯窑瓷器等，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与古籍中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证实了温州古代造船业，漆器、陶瓷制造业的发达，还与现在仍旧很发达的温州手工业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温州城仍存在诸多——如打绳巷、皮坊巷等——地名的缘由。因此，如果能够将遗址中的文物、建筑遗迹等历史文化符号与目前温州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将实现现代与历史的完美交融，从而更好地展现温州“百工之乡”的历史传承感，促进温州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⑯。

第二层次：媒体对这些“真实符号”的编码与重构。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定位的主要依据之一。近些年来，我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异常激励，许多城市在对外宣传时都非常强调其历史文化脉络，如南京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广州的“一日读懂两千年”，洛阳的“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等。如果宣传得宜，历史文化资源还将推动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内有不少运用媒体宣传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进而推动城市发展的范例，如洛阳、成都、西安等。事实上，在媒体技术飞速发展、各种社交软件层出不穷的今天，人们对陌生城市的认识大都来自于媒体中的信息。那么，历史文化资源在媒体中的呈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大众媒体塑造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的形式包括文字符号、图片符号、声音符号、影像符号等等。

其中，文字符号是传达信息最基本的符号，虽然其形式最为简单，但常常会给人无限的联想空间。将历史文化符号转化为文字符号的主要途径包括报纸、杂志和文字广告、标语等等。对城市形象而言，最重要的文字符号是城市对自身的宣传语。如前文所述，朔门古港发掘之后，温州提出了新的城市定位——“千年古港，幸福温州”。这一宣传语，十分简洁有力，很好地显示了温州的历史人文面貌以及当前居民的生活状态，是温州软实力的集中凝聚和体现。但略有瑕疵的地方在于“千年古港”一词在国内可以指代许多地区，如福州、广州的黄埔等，也就是说这一文字符号与代指其他地方的文字符号发生了冲突。而解决之法也恰恰在朔门古港遗址公园的宣传上，如果对其宣传得法，“千年古港”这一文字符号就能成为大众心中温州的专属符号。

在融媒体的背景下，文字符号、图片符号、声音符号和影像符号往往同时使用，信息传达的效果远非旧日可比。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人都可以担任记者的角色，当今也因此被成为公民记者时代。这也就意味着，过去由政府、大众媒体控制的宣传体系目前面临着社交媒体中多元声音的冲击。也就是说，政府所选择、编码和建构的形象，常常会与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表述混杂在一起，这样一来，城市中的具象符号就会被给予不同的阐释，政府想要传达的信息就会被淹没其间。因此，为了确保正确传递古港遗址公园的意涵，温州市的相关部门必须主导前期的宣传工作，使用融媒体手段，即结合文字符号、图片符号、声音符号和影像符号，来编码古港遗址中各种具象符号意涵，并且在各大社交平台进行传播。只有率先将真实符号的意义传达给公众，才能产生锚定效应，即：使公众产生对该遗址的“第一印象”，而第一效应往往最能够影响公众对遗址的看法。

同时，相关单位在进行宣传时，不仅应注意维持与传统媒体、社会名人的关系，也要认真对待与相关领域的网络红人。依据二级传播理论，媒体上的信息首先传递给意见领袖，然后舆论领袖又将他们对该信息的解读传递给普罗大众。因此，网络红人——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对与一般民众如何看待遗址公园中相关符号就显得极为重要了。以往各地在宣传其城市形象时，也都非常重视网络红人的作用。例如，洛阳市为了宣传其城市形象曾多次组织网络采风团到洛阳各地游览，并由相关单位——如宣传部、文广旅局等机构——的人员向采风团成员报告城市的最新发展和古迹、文物的意涵。在活动结束后，采风团的成员们都用“网言网语”对相关古迹、文物进行介绍宣传，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⑰。与此类似，2017年，西安市联合抖音平台举办了“西安主题调整”活动，经各大网红参与，“2017 年西安迎接游客量 18093.14 万，较前一年增加 20.52%，总体收入 1633.3 亿元，同比增长 34.56%。2018 年游客量较 2017 年增加 36.73%，总收入增加 56.42%。⑱”

最后，符号意义的传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反复多次地进行。为了更好将遗址中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传递给公众，政府和相关单位可以设置相应的针对遗址公园的文化节日。温州在设置文化节日方面有许多经验，如瓯海龙舟节、茶文化节、鹿城文化节、葛牌花灯节和龙湾国际海洋节等。这些活动的成功缺少不了媒体的参与。首先，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功能将公众的视线转移到遗址公园中来⑲。其次，在每年相应节日到来时，媒体需集中对遗址公园的符号进行阐释和传播。在融媒体时代，精彩的图文，丰富的音影资料，将给观众以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使人不知不觉参与其中，仿佛一种宗教色彩的仪式。而各式符号背后的意义以及对遗址公园的看法，也能在这种媒体狂欢的仪式之中传递给大众⑳。市民甚至外地人，能够从中感受到遗址公园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产生对温州的情感，从而重构公众心中的温州形象，使“千年古港”的形象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总体而言，朔门古港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温州史的新认知，丰富了我们对温州港的理解，揭示了温州港与龙泉窑的关系，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支持，并且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内涵。这次考古发掘为我们探索温州历史和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进一步地，朔门古港遗址公园的建设对于重塑和传播温州的历史文化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温州长期以来在外界的形象常常与江南皮革厂倒闭和东方犹太人等符号联系在一起，缺乏与历史文化相关的城市形象。而相关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存在层次、品味较低，未能树立品牌形象等诸多问题。此次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改变温州城市形象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温州市也因此提出了“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新的城市定位。而媒体的运用是重塑和传播温州形象的关键。城市形象包括具象符号和抽象符号，媒体通过编码和重构这些符号，完成了城市形象的建构。在融媒体的时代，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同时使用文字、图像、声音和影像符号，并且在各大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传播，才能将遗址的内涵和温州市的新的城市形象宣传出去。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多元的声音不断显现，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主导媒体的宣传工作，确保正确传递古港遗址公园的形象，产生锚定效应，影响公众对遗址的看法。最后，为了更好将遗址中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传递给公众，政府和相关单位可以设置相应的针对遗址公园的文化节日。每当这些节日到来时，媒体都将对遗址公园的符号进行阐释和传播，这一次次的媒体报道如同一次次的媒体狂。市民甚至外地人，能够从中感受到遗址公园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产生对温州的情感，从而重构公众心中的温州形象，使“千年古港”的形象深入人心。

注释：

① 邬焕庆等：《实证千年商港 再现“海丝”繁华——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保护发掘纪事》，《新华网》2023年3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3-03/31/c_1310707195.htm。

② 参见《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挖出“宝”》，《温州晚报》2022年12月06日；魏一骏等：《这座古港，全都是宝→》，《光明网》2023年3月29日，https：//m.gmw.cn/2023-03/29/content_1303324543.htm。

③ 参见梁岩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天下龙泉的起点》，《光明网》2023年4月16日，https：//news.gmw.cn/2023-04/16/content_36499408.htm；冯源、魏一骏：《十大考古新发现探秘之十丨这里，他们发现了数十吨瓷片堆积》，《新华网》2023年4月2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04/26/c_1129565724.htm；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④ 《考古新发现！龙泉青瓷占90%以上！》，《搜狐网》2022年9月30日，https：//www.sohu.com/a/589319086_121123838；冯源、魏一骏：《这里，他们发现了数十吨瓷片堆积》[DB/OL]，《光明网》2023年4月26日，https：//m.gmw.cn/2023-04/26/content_1303355638.htm。

⑤ 南太湖：《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现两艘宋代沉船，那些温“舟”往事你可听说》，《新浪网》2022年12月27日，https：//k.sina.com.cn/article_1857384141_6eb56ecd00101a5m2.html。

⑥ 市舶司是我国唐、宋、元、明时期在对外贸易港口设立的办事机构，主要责任有检查贸易船舶、征收关税等。《宋史》中记载：“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温州的市舶司设立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于至元十三年（1293年）撤销。

⑦ 邬焕庆等：《实证千年商港 再现“海丝”繁华——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保护发掘纪事》，《新华网》2023年3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03/30/c_1129479017.htm。

⑧ 金柏东、金丹霞：《重现千年商港盛况，填补海丝考古空白，温州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文汇报》2023年3月29日。

⑨ 《刚刚，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钱江晚报》2023年3月28日。

⑩ 参见王宇：《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⑪ 胡念望：《强化温州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的思考》，《中国旅游评论》2015年04期。

⑫ 罗兰·巴特称最原始的物为真实符码，即在还没有进行任何编码操作的情况下，将最简单的物从符号的角度进行划分，可分成代表其物质存在的能指和代表其功能性的所指，两者之间具有直接意指关系。参见张希消，《消费社会的建筑神话》，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38页。

⑬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⑭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为什么能摘获“考古奥斯卡”？》，《温州晚报》2023年3月29日。

⑮ 应忠彭：《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打开哪些盲盒》，《光明网》2023年3月29日，https：//m.gmw.cn/2023-03/29/content_1303323865.htm。

⑯ 此点受温州市文史馆副馆长金柏东关于遗址公园建设意见的启发，参见《沉睡的“遗址”如何唤醒？鹿城区政协“请你来协商”聚焦朔门古港遗址文化研究》，《温州政协网》2023年06月27日，http：//www.wzzx.gov.cn/col/col1210025/index.html。

⑰ 参见赵超，《快手网红齐聚洛阳 携手探索文旅发展新模式》，《人民网》2020年07月20日，http：//it.people.com.cn/n1/2020/0720/c1009-31790288.html

⑱ 西安统计局数据：2018 西安统计年[R/OL].http：//tjj.xa.gov.cn/ptl/def/def/2018/zk/indexch.htm，2018年12月03日。

⑲ 简言之，议程设置功能是指新闻媒体不能决定大众怎么想问题，但能让人们想些什么问题。见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⑳ 张兵娟：《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电视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年06期，第1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