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农村地区展现出全新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广大农民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将以中国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出发，以“韧性小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中国农民群体的特点以及实际现状，为研究“韧性小农”等相关农村课题的学者提供切实的经验，为实现新时期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提供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新时代；韧性小农；乡村振兴战略；建议

绪论

中国是一个拥有深厚农业发展历史的国家，在长时间的封建帝制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农民是中国的主要社会阶层，农业产出占国家产出的绝对优势地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土地里孕育出的农耕文化赋予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温和保守的民族性格与信仰团结互助、集体主义的民族精神。如此深厚璀璨的农耕文明与复杂的“农-地”博弈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历程中都属孤例。

与西方学者站在已知的学术领域对小农户抱有不乐观前景的普遍观点不同的是，中国一大批在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以华中乡土派为首、主要研究新兴农业问题的本土学者抱有不一样的观点，“韧性小农”——这一专用于中国农民的学术用词似乎在新的历史潮流中依旧熠熠生辉。以中国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出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韧性小农”做出全新的时代定义，并探究小农户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面带动作用，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与“韧性小农”相关的重要概念

（一）“韧性小农”的定义

中西方的学者对小农户大致采用相同的观点：随着规模化经济时代的来临，这种采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群体注定会被历史抛弃。例如革命导师列宁就曾在著作中提到有关小农户未来的描述：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忙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1］。由此可见小农生产产生的经济效益无法与资本主义相比，在社会大生产的趋势下，小农户的生产方式注定要走向灭亡。

中西方学者的观点仿佛很有默契地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批判小农户自身的脆弱性，甚至于一些学者做出很形象的描述：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逐渐铺开，即使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小农户也没有走向灭亡，反而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上马更加具有活力，甚至于出现了“新农人”这个新兴社会群体。华中乡土派的陈军亚教授就为“韧性小农”做出一个较为科学的定义：小农的韧性是指小农户在与外部环境交互中，特别是面对各种压力所表现出来的 “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并从对环境的适应中获取自我稳定的力量，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意志和能力［3］。

上述表明，“韧性小农”指在中国这一空间范围内以家庭为主要单位进行生产的小规模农户。“小农”阐明其规模不大、不进行其他生产活动的特点，这与西方过去专注于在土地里刨食的小农户的生产特点没有太大的区别。而“韧性”则阐明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与稳定性，属于一种在经历无数次天灾人祸的“洗礼”后逐渐形成的抗击外部影响、调整生存方式的行为特质。

（二）“韧性小农”的特征

1.特殊的地域性与时代性

韧性小农是一个具有特殊地域特色、特殊时代特色的概念，特属于中国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也辐射于东亚其他农耕文明地区；横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但与数万年人类发展史相比，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文化承载体，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但是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惊人的时代相似点：每一个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不论是精神上信仰祖先的记忆传承或者某一类宗教信仰，还是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宗族、大家庭、乡村豪强的辖制与管理，他们都是以具体家庭为生产单位、以小规模农田或者其他农业生产的场所为生产空间，来进行非常原始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类似于宋代这样城市率高度发达的封建历史时期，也没有摆脱小农经济主导中国主要经济产业的“历史魔咒”。

2.独立性

韧性小农的“独立性”主要指的是生产方式的相对独立。思想上趋于保守，拒绝任何大型社会分工，仅仅满足于基本生活资料的小范围分工协作。造成农户排斥社会合作、独立封闭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古代科技水平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整个家庭只有终年在田地里劳动才能勉强维持温饱。正是基于这样的劳动生产方式，小农户必须与土地绑定在一起，土地为农民供食，农民成了土地的奴隶，所有的生活模式与思维方式也会随着脚下这块不动的土地一样日益僵化。第二，社会主流思想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上贯穿着“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理念，这种理念既是生产方式决定的，也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需要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自己治下的子民都被圈在脚下的一亩三分地，成为整日生产劳作，不懂得思考与创造的“愚民”。

3.稳定性

高度的稳定性和顽强性是东方的“韧性小农”与西方的“脆弱小农”最鲜明的区别。面对宗教信仰和其他地区文化的意识形态侵袭，中国农民体现出高度的稳定性，无论是神话小说还是宗教信仰、抑或是“儒、释、道”等思想学说，都可以在中国古老的乡村地区找到历史根源和实例佐证。即使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也没有做到“一家独大”的程度。中国农民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如此坚固的“稳定性”，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特殊的“务实”天性。这里的“务实”与崇尚实干的民族精神不同，而是对崇尚的自然神权、宗教信仰或者价值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也不去强迫他人去认同自己的观点，标准在于哪一种能为他们带来精神的慰藉。鉴于这个原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世界里随处可见的宗教矛盾、乃至于宗教战争，在中国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孪生案例。第二，信仰的“唯一”性。面对西方人有关“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职责，中国的学者表示有失偏颇。徐勇教授指出，中国人常常将自己视为“炎黄子孙”并以此为荣，由此形成从未中断的中国文明进程。这一文明进程产生了独特的血缘理性，是祖先赋予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的权利，即 “祖赋人权”［4］。将徐勇教授的观点与家庭观念相结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的传统理念，认为是土地养育了祖先，也养育了自己。农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对于可以看作是对祖先记忆的物质继承与精神寄托，并自此引申出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流传千年的“家国情怀”。与西方人信仰具体的宗教或者哪个具体的“神”不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对土地与祖先的信奉同样崇高。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幸存者，几千年的文明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与这种强大的文化稳定性与同化能力分不开。

二、“韧性小农”的历史局限性

（一）小农户生产注定被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所替代

马、恩、列等革命导师在各自的著作中都默契地提到小农户地脆弱性以及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历史结局。小农户自身的独立性、和分散性特点就决定他们的生产方式难以形成有效规模，也就意味着难以形成高效的经济效益。

首先，随着工业化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面铺开，现代机械将取代原始的手工农业形式，原来挤在一块块狭小土地上的劳动力会被彻底解放，从事其他行业或者领域，小农户生产方式对于劳动力的侵蚀以及对科学技术的阻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鉴于资本主义本质有着一种对外扩张的趋势，在面对外部的市场冲击时，小农户依靠手工完成的、效率极低的农产品或者手工业品将失去竞争市场，最终导致小农户的破产。在19世纪末期，西方帝国列强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中中国沿海的各大口岸通商，无数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内地导致小农户家破产，此类实证颇具说服力。

最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将小农户的弱点更加暴露无疑。中国的小农户颇具“韧性”，可以以各种方式抵御自然灾害和苛政人祸。前提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保守的封建时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就是农民阶级，自然不会允许农民阶级消失、失去其统治根基。以15世纪发生在英国的“羊吃人运动”为例，一旦政治社会的性质发生改变，资本主义会强行对农业进行改造，而统治阶级在新的资本利益面前只会将这些农民无情的抛弃。中国的“韧性小农”一旦遇到这样的浪潮冲击，其悲惨的后果不会比西方的“脆弱小农”有大的差异。

（二）抗击外部环境的单位与方式发生了转变

马克思说： “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穷化，是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的机会［5］。高利贷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会出现，但是毫无疑问，对破产的小农户危害最大。结合上文提到的来看，当小农户遇到一点点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时，自身的生存危机会被无限放大，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个社会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极差，只能依靠顽强的斗争精神才能继续苟延残喘。

但是，如今的中国并不是过去面临着“三座大山”无尽剥削与压迫的半殖半封社会，而是拥有先进政党领导、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深厚国力支撑、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检验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就是要看在大灾大难面前，是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筹能力。2020年，中国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核心指标，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6］。为农村地区的家家户户都提供生活兜底作用，提高了小农户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任程度，增强了小农户面对一切大灾大难时的底气。随着社会制度与时代发展的日新月异，“韧性小农”抗击外部风险的单位与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也就倒逼小农户的实质形态的进一步发生社会转型。

（三）小农思想与改革开放思想相违背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国人民缺乏与西方公民一样长期培养的现代民主意识与法治思维。主导农民行为的还是小农思想，既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两个重要特征：小富即安和依赖宗族。正是长期的小农思想在中国古代直至近代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导致整个民族文化既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也有保守、封闭的一面。

改革开放被誉为是中国近现代中、继“新文化运动”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实践中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总目标形成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求是品格与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构成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主要内容［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主要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趋势，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与思想面貌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想要与国际社会形成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就必须时刻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就必须抛弃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糟粕，僵化保守的小农思想与开放交流的时代精神显得格格不入。

三、新时期“韧性小农”的现实意义

（一）“韧性小农”是千年民族精神的体现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阐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8］。”与西方起源于希腊文明、孕育于大航海时代，崇尚自由民主、发扬个人价值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是，农耕民族信奉的民族精神更偏向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识，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与此同时，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诡谲与国内不平衡发展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更应该坚持文化自信，相信民族精神带给我们的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与农耕文明的独特品格割舍不开，也是由数千年来、无数农民在埋头耕作的实践中涓滴汇聚而成。农民在面对大灾大难时不向命运低头的“韧性”，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一户户农村家庭、一个个原子化的宗族与村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相互扶持、守望相助，正是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农耕民族坚信勤劳创造而不是掠夺扩张的方式来生产财富、创造美好生活，主动同周边的文明区域开展互市贸易与友好沟通，正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西方学者总爱带着有色眼睛来指责中国农民自私狭隘、麻木软弱的阶级局限性，可是当外地入侵、家园被毁时，也正是这些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站了出来保卫这个古老的国家，在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口，他们与那些帝王将相无异，这正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的体现。韧性小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贡献不容忽视，也不可磨灭。

（二）“韧性小农”仍与新的农村社会不可割裂

随着城乡二元化结构逐渐板结与就业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城市各类产业对于劳动力需求已接近饱和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战略视角由城市转移到农村，提倡新生代年轻人到祖国的偏远地区与农村落后地区参与建设，并且给予一系列扶持政策。例如三支一扶政策、大学生村官政策均属其中。尤其是农村地区，近些年诞生了“新农人”这个群体。他们是一群或有着高学历、或有着经营经验，为了创业理想而投身到农业行业之中，通过不同的形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并通过团队的智慧进行管理，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生产创业活动的创业者们。

他们通过将传统个体农业经营方式融合在一起，重新组织起零散的小农户，创作全新的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全方面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新的历史时期农民群体身上的独特“韧性”。新农人的诞生，是新一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意味着传统的农业经营组织注入了新的现代要素，日益衰落的乡村在新生力军的注入下正在呈现出勃勃生机。

（三）“韧性小农”是回应西方学术垄断的有力武器

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各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扩大，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个文明古国的了解愈加深刻，中国的成功经验也恰好给当今渴望实现独立自主、摆脱贫穷、国富民安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但是，仍有一小撮畏惧中国崛起，企图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为敌的西方学者摒弃客观的科学态度，无端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污名化，对中国的改革成就与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肆意抹黑。整个西方学界对小农户的本质规律的认识是站在自身的角度进行评价，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小农户是资本主义世界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大阻碍。可是他们忘记了，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尽头，是他们心中所标上“脆弱小农”标签的一群普通的农业生产者支撑起文艺复兴与大航海时代的物质基础，也忘记了是第三世界以及国内的被压迫阶级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贡献的第一桶金。

在狭隘的西方民族视角中很少有人看到，是中国的“韧性小农”创造了这个世界上最为璀璨的农业文明；是中国的“韧性小农”无数次掀起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为全世界依靠阶级斗争争取人民解放的无产主义运动提供宝贵经验；是中国的“韧性小农”为新中国的一个个五年计划提供物质基础与群众支持，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农业振兴的创造主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下，以小农户为主要载体的现代化农村产业正在散发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韧性小农”在国际学术界正式站住脚跟，意味着中国学者在世界农业研究领域拥有了不盲从西方的自信与自我创新的底气，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四、实现“韧性小农”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有关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农村现代化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9］。但是现代化农村经济的崛起离不开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支撑作用，这是建国七十余年来各个时期的领导者的“未完之功”。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投入总量不足、区域分布不均衡、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10］。其中，因受困于地方财政情况直接导致的基础设施投入总量不足是主要原因，进一步导致公共服务水平弱化、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广大农户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具体建议如下：第一，有农业基础的县域地区应当加大有关的财政投入，构建城乡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并形成区域效应；第二，引进社会资本缓解财政压力，例如农村交通建设、风景区开发、文化产品等具有盈利水平的项目，再由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形成政—企合作或者政—社合作格局；第三，利用基层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水利工程、饮水用电、护林绿化、公共卫生事业等基础设施的合作事宜，并且建立以村集体为单位的共同保护与管理制度，起到既促进村集体的内部凝聚力，也节约成本、精简开销的作用。

（二）进一步筑牢政府兜底的小农户保障机制

打好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而言，我国在脱贫工作中的成绩有目共睹，例如800多个国家贫困县有关建档立卡户制度的确立和实施、超过500万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等［11］。结合实践阐述，满足每一个农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证每一个家庭在生活水平上的“标准线”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全面深入的战略任务。小农户的韧性不仅仅体现在对自然灾害的顽强抗争，更体现在对外部极强的适应能力，只有将这个挣扎在温饱线、乃至死亡线的庞大群体解放出来、解除其后顾之忧虑，才能释放其无穷的潜力。因此，政府必须在全面脱贫攻坚战完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全部贫苦人口“两不愁”全方面覆盖，“三不愁”的高质量水平保障。

具体建议如下：第一，继续发挥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将建档立卡户制度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构建更为详细的基层信息网络，为国家下一步规划农村发展战略提供“软实力”支撑；第二，针对乡村空心化现象采取的关爱留守老幼人群同样也属于农户保障机制的内容。由政府出资或者村庄集资、社会捐赠等形式设立老人疗养、幼儿托管、残疾人帮扶的公益性救助机构，为在外打工的农民群体解除后顾之忧，为乡镇基层组织减轻管理压力，为县域层面治理缓解社会矛盾。

（三）加快城乡一体改革，推行公共服务深入乡村社会

城乡一体化改革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愈加严重、城乡区域发展愈加拉大所作出的社会变革［12］。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发展，逐步缩小并消灭东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地缘壁垒。

具体建议如下：第一，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下乡。乡村地区的法制化，历来是学者思考的重点，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地方司法局等法律部门与高校联手深入基层，为农村群众宣讲有关的法律常识以及遇到民事纠纷的诉讼程序。地方检察院与法院组建巡回法庭，深入基层为不懂法的农民与弱势群体处理法律案件。第二，推动公共教育资源下乡。在义务教育方面，大城市随处可见上亿规模的“超级中学”与农村地区的平矮学舍形成鲜明对比。在专业技能培训方面，广大农民缺乏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知识素养，除了巨大经济差距的鸿沟暂时无法弥合外，可以采用其他“低成本、高回报”的措施：针对义务教育的教师交流机制与数字教学云服务体系，针对专业技能教育的农学、林学等相关专业大学生下乡宣讲活动等等；第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下乡。由于农村地区交通不便、思想交流较为封闭的特点，很难指望社会的正向文化在这些原子化村庄里的自然流动。因此，各县市地区应该组建不同规模的文化宣传小分队，选择因地制宜的文艺形式，例如舞蹈、戏曲、小品、歌曲、演讲等，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新时代文化产品，为村民展现新时期的精神风貌；第四，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于下乡。由于城乡医疗资源差距过大，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尽管农民收入日益增加，却被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所困扰。应由市县一级卫健委牵头，各大医院组成定期下乡志愿服务队，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的人群或者牲畜开展体检、赠药、义诊、科普宣传等志愿活动，相关支出由政府财政负担。

五、总结

研究结果显示，“韧性小农”并不会像诸多学者所预言的那样逐渐走向灭亡，起码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时期不会。相反，这个古老的农村社会群体正逐渐固化为中国农业的生产主体，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农村经济体系注入新的活力。“韧性小农”的顽强性、独立性、稳定性等特征为中国的民族精神的侧面反映。但是，必须要重视“韧性小农”的历史局限性和现实意义，在纵观整个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史的基础上，探究“韧性小农”乃至农耕文明的发展规律。作为新一代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应当运用辩证思维看待农耕文明的新产物，借助工业技术与信息化思维来改造传统农业，探究一条富含中国特色的新农业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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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袁丹丹.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J].农业经济，2022（02）：64-65.

[11]中国脱贫攻坚创造“人间奇迹”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EB/OL].www.chinatoday.com.cn/zw2018/rdzt/2021lh/pl/202103/t20210302_800237772.html，2021.03.14.

[12]汝信，付崇兰.《城乡一体化蓝皮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施锡仕1999年，男，汉族，广东汕尾，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北大学，公共管理，湖北省武汉市，43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