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日韩三边关系在三方戴维营峰会后迈入“准同盟”阶段，本文主要探究美日韩三方合作对美日双边关系的影响机制与预期。本文认为三方目前态势导致美日双边关系“明升暗降”，即美日韩三边框架完善令美国对日控制力加强，以致美日关系近期密切度提升；但长期看三边框架不但无法解决美日间既存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因韩日矛盾重新爆发而牵连美日关系下行。中国应加强对美日韩三国合作的警惕和防范，利用美日间矛盾以中日韩经济合作为抓手，切实改善东北亚“安全困境”。

关键词：美日韩三边关系；美日关系；三方合作；成本—收益模型

一、引言

自2022年5月韩国第20任总统尹锡悦上任以来，美日韩三国间交互关系显著强化。作为关系进展的里程碑事件，2023年8月18日，三国领导人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首次三方首脑正式会晤，标志着美日韩合作步入“准同盟”阶段。目前，美日韩三边关系呈现出机制化、跨领域及外延性的新特征，三方决心构建“政权更迭亦无法逆转”的合作机制；除安全领域外，三方还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加深合作；此外，三方试图在东北亚形成“美日韩对抗中朝俄”的对立阵营格局。尽管此次会谈三方首脑对外展示出团结的意志与抱负，但三方关系中一直存在的“同盟困境”并未发生结构性转圜，其外溢效应可能会使东北亚地区本已严峻的“安全困境”进一步加剧。

本文旨在通过同盟与合作理论中的“收益—成本”模型，分析美日韩关系向同盟化演进的趋势对美日关系的影响，进而评估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前景及其对中国产生的战略影响。

二、同盟与合作理论下美日韩三边关系对美日双边关系影响的内在逻辑

（一）美日韩三方选择合作的动因

国际交往层面，三方合作被视为“小多边合作”最基础形式，美国将美日韩三方合作关系定位为其印太战略的“基础性同盟架构”。国家选择参与三方合作的动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析：

首先，三方合作具备一定规模效应，能创造出超越双边合作的成果。冷战期间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分别与日韩建立双边同盟关系，但美日韩三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产生的威慑力和影响力，显然超越美日、美韩同盟之和。周边国家受到美日韩三方合作带来的“集团化威慑”明显强于美日、美韩同盟带来的“联盟威慑”。

其次，与其他多边合作相比，因成员有限，三方合作的构建更为容易，内部谈判成本相对较低。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从2022年6月的美日韩马德里首脑会晤，到2023年8月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再到2023年10月的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美日韩三国在首脑会晤共识的推动下，仅通过大约一年的沟通便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相对而言，几乎与美日韩合作同期推进的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从2022年5月23日拜登宣布组建至今，IPEF仍处于框架协议谈判的阶段。直至2023年6月，IPEF才基本完成“提高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协议谈判，其距正式生效仍需较长时间。

自20世纪50年代美日、美韩同盟的形成，至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美日韩三方合作同盟化始终未能实现。尹锡悦政府亲美、亲日外交政策成为推动美日韩三方合作取得进展的重要内在动因。中美竞争的升温和俄乌冲突的持续，加之朝鲜核武器和导弹频繁试射及其近期与俄罗斯的频繁互动，使得美日韩三国的外部威胁认识逐渐统一，共同将中俄朝视为威胁。然而，合作的展开必然伴随成本，这种“收益—成本”模型为探讨双边与三边合作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二）美日韩合作的“收益—成本”机制；

从收益层面来看，三方合作可产生两种主要收益：一是直接收益，即三方合作所取得的实质性收益，如战略威慑、区域多边合力的形成以及安全、经济和科技合作方面带来的三方收益；二是外溢效应，即通过三方合作改善某些或多组双边关系带来的双边收益。在最近的美日韩三方合作高涨期中，美日、美韩关系得到了明显增强，韩日关系也有所改善。从成本角度看，三方合作存在两种主要成本：一是因内部分歧导致的双边成本，如日韩关系中的矛盾所带来的外交成本；二是参与三方合作本身的成本，即三方成本，如由于美国外交关注度的转移而产生的外交成本以及三国合作机制不够完善导致的沟通成本。

在评估三方合作效益时，需比较三方合作所带来的“三方收益”与所需付出的“三方成本”。当三方收益大于三方成本时，国家通常愿意参与三方合作。当存在内部分歧时，国家可能只能获得“双边收益”，但如果愿意付出“三方成本”，则可能同时获得“三方收益”和“双边收益”。

因此，在研究美日韩三方合作对美日关系的影响时，首先需要评估美日韩三方合作中产生的三方利益与三方成本；其次，需要确定是否存在由于美日韩三方关系改善（三方利益大于三方成本）而产生的美日间双边利益外溢效应，并注意与美日双边同盟产生的双边利益进行区分；最后，需在美日韩三方合作的框架下，对美日间双边利益与美日间双边成本进行比较，同时结合三方合作产生的三方利益与三方成本，综合判断美日韩三方合作对美日关系的影响。

三、美日韩三方合作中产生的美日韩三方收益和三方成本

（一）美日韩合作产生的三方收益

首先，美日韩三方合作可以对外产生战略威慑收益。战略威慑是指国家应对他国安全性战略威胁时，确保国家安全和防止大型战争的能力。格伦·斯奈德认为，形成同盟战略威慑的前提是同盟内部各方拥有共同的战略威胁。2022年以来，美国试图建构“美日韩对抗中俄朝”的东北亚集团对抗叙事，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外部战略威胁被美国重新“勾画”。但三国对待威胁方的敏感度存在较大差异。目前，韩国的同盟困境是更恐惧在面临朝鲜威胁时被盟友“抛弃”，因而呈现出对朝强硬态势：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朝鲜进行导弹试射百余次；2023年9月，金正恩访俄，双方称“俄朝关系已达到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在此期间美韩举办延伸威慑战略磋商（EDSCG）第四次会议，韩国方面表示“俄朝必将为双边军事合作付出代价”。因此，韩国对朝鲜战略威胁感知更加敏感，对朝俄关系密切动向十分警惕。

其次，美日韩合作机制可以与AUKUS、五眼联盟、QUAD挂钩，在印太地区搭建更广泛的西方同盟体系，形成规模收益。2023年4月，尹锡悦在访美期间签署加强两国网络安保合作的文件，构建韩美情报同盟，并期待利用美日韩《三边军情共享协定》下的情报体系将日本吸纳进来形成“三眼联盟”，同时准备与“五眼联盟”展开合作，形成包括印度在内的“九眼联盟”。尹锡悦在主持“乙支国务会议”介绍美日韩峰会成果时称，三国全面合作有望发展成为跨地区合作机制，三国合作机制将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一同发挥作用。

（二）美日韩合作产生的三方成本

目前美日韩合作的三方成本主要表现为外交成本。外交成本包括实际成本和公众成本两个方面。实际成本指贯彻外交政策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实际开支。公众成本则是指利益相关群体对政策实施的态度及评价。

其中实际成本主要指三方合作机制所需的沟通成本。三方合作需要各国间频繁沟通和协调，需耗费外交资源。三国间存在语言与文化差异，但因美国自冷战以来持续性对日韩输出美式文化与价值观，美日、美韩之间沟通成本相对较低。但由于日韩长期存在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两国间的沟通成本相对较高。美韩两国于2022年9月在日本海举行联演时，美方将地点标为“东海”，因日方抗议改为“韩日之间海域”（waters between Korea and Japan）；10月，美日韩再次在日本海举行反导演习，美方将演习地点标为“日本海”，韩方要求美方更正，美方再次将其改为“韩日之间海域”。但在尹锡悦上台后，韩国在对日沟通问题上，采取主动保留意见以避免分歧的外交策略，大大降低了三方沟通成本。2023年2月，美日韩三国在日本海再次举行反导演习，美方将演习地点标为“日本海”，且此次联演时间与日本“竹岛日”活动时间重合，但韩方对上述问题均未表达异议。

公众成本方面，三国国民对待美日韩合作的态度将会对三方合作机制造成一定的影响。从美国国内看，决策层面美国目前外交政策存在明显的党派色彩，民主党主张的联盟主义与共和党提倡的孤立主义对决白热化，民众层面同样分歧明显。10月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CGA）公布一份“当朝鲜侵略韩国时美军是否该出兵协防韩国”的调查报告，其中支持者占比50%，反对者占比49%，在反对美军出兵者中，53%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对此调查结果，韩国舆论表示担忧。一旦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再度执政，三方合作可能面临倒退风险。

（三）美日韩降低三方成本的手段

首先，拜登政府回归同盟外交政策，巩固太平洋传统盟友关系；2021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声称美国必须做好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博弈的准备，表示要重建大西洋联盟，宣示 “美国回归”。尹锡悦上台后，拜登马上访问韩国，凸显其对尹锡悦政府治下的韩国亲美外交政策的期待。

其次，尹锡悦总统上任后，韩国采取了积极的亲美日外交政策，与美国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并致力于加强美韩全球全面战略联盟合作。他与美国展开高层政策磋商，就军事、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与美国达成深化合作共识。此外，他还推出了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对接的“韩版印太战略”。他还将日韩关系调整为仅次于美韩联盟的地位，就职后的第二个会见对象是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其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后立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这充分展示了他对日本的积极态度。

四、美日韩三方合作中产生的美日双边收益与所耗费的美日双边成本

（一）三方合作产生的美日当下与未来的双边收益

美日韩三方合作对美国产生强大的战略收益。首先，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三方合作可以为美国印太战略搭建东北亚基础同盟框架体系；目前美国印太战略下已有的其他小多边合作机制包括：QUAD、“五眼联盟”、AUKUS等，美日韩机制是补足美国印太战略基础小多边同盟框架的最后一块拼图。其次，巩固美国倡导的IPEF，搭建排除中国的产业链与科技同盟，利用日韩科技实力，在中美科技竞赛中占据优势地位。IPEF旨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明确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亚太供应链体系，但目前美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资本推进该机制，通过美日韩合作，美国可以利用日韩的经济与科技资源以及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占据的突出地位深耕IPEF。1

美日韩三方合作还可以为美国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经济收益：一方面，三方合作将促进美对日韩军售，满足以波音、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雷神为主的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利益。2另一方面，目前美国半导体企业集中于高附加值的研发环节，制造领域严重空心化，日韩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制造领域中处于第一梯队。3三方半导体合作将复兴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提高美国科技竞争力。

美日韩三方合作满足美国国内政治收益：作为拜登政府的主要外交成果，可以增强拜登连任的政治资本；目前对华遏制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美日韩三方合作即旨在建立同盟以遏制中国。此外，上到因三方安全合作获益的军工复合体，下到因日韩在美设厂而收益的地方政府乃至普通工人，美日韩三方合作也可以强化这些相关利益团体支持。

美日韩三方合作可以对日本产生较大的战略收益：通过实施紧随美国的政策，既可以遏制中国崛起对日本产生的战略威胁，同时可以借船出海，增强日本在美国全球同盟体系中的地位，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对日本而言，无论是海外派兵、行使集体自卫权还是打击恐怖主义，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对美方要求的回应，然而实际上则暗含了日本的自主意识和“为我所用”的工具理性。在三方合作开展前，日本与北约虽然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双方并未存在切实有效的安全合作。在美国的牵线下，目前日本与北约合作进入正轨：2023年7月岸田文雄出席维尔纽斯北约峰会，日本与北约发布了新的安全合作四年计划，重点在网络和信息战领域合作，深化日欧间防务合作。期间岸田指出“欧洲和印太安全保障密不可分”。他强调，日本和北约不仅有“自由和民主”等相同价值观，还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此外，日本就此也可以为本国既得利益集团增加经济收益：美日韩机制可以成为进一步增加军费预算的正当理由，有利于其以三菱重工、富士重工、川崎重工、住友金属为代表的国内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长期以来，防卫省是军工产业的唯一客户，受“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制约，日本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主要销售给防卫省。因此，日本的主要军工企业在国内市场一直处于单独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日本近年来大幅提高的防卫费大部分为日本军工复合体瓜分。

总之，在三方合作下，美日双边收益中，短期双边收益较少，大部分为长期双边收益；短期的双边收益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长期的双边收益回馈周期过长，且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美日韩三方的目前合作方式保持不变，随着时间推移，美日双边利益将呈现下降的趋势。

（二）三方合作下美日现在与将来可能付出的双边成本

从美国角度看，在日韩历史及领土问题重新抬头的时候将增加美国对日调解外交成本。从历史上看，美国整体上不介入日韩的具体纠纷，原因是因为美国在日韩矛盾爆发时作为仲裁人的外交成本与风险很高。历史上美国曾经两次介入到日韩矛盾中。第一次是美国介入日韩竹岛（独岛）冲突。1954年8月，韩方事实控制该岛，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该海域遭受韩方枪击，至此美国介入失败并随即表示沉默。第二次是美国介入韩日“慰安妇问题”。2014年美国国会表决通过包括“慰安妇问题”的2014财年美国政府预算法案。美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一系列“挺韩压日”行动促成了韩日两国的直接对话与磋商，导致两国在次年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但也使得日本国内反美浪潮骤起。因此，在美国未能提出针对日韩矛盾的新的行动方案前，一旦日韩矛盾在三国合作框架中被重提，将使得美国对日外交成本陡增。

从日本角度看，三方合作机制下日本已无法通过经济制裁手段继续限制韩国半导体产业，且存在美国借助三方框架扶持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可能性，使得本就严峻的日韩半导体产业竞争愈加剧烈。从历史上看，90年代美国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同时，美国同时扶持韩国半导体产业，如今韩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半导体市场的龙头国家。加之日韩2019年爆发的半导体贸易战硝烟未散，日韩半导体产业有限的合作领域不能使日本早已空心化的半导体制造领域收益过多，反令韩国在半导体设备与原材料领域追赶步伐加快，可能使得文在寅时期韩国半导体产业“摆脱日本”趋势进一步发展。日韩间经济矛盾也将使日本对美外交成本的上升。

（三）短期内美日双边收益与双边成本变动可能性

根据美国的外交惯性，可以预测美国可能会将需要付出的双边成本推卸给其他国家，这可能导致日本方面的双边成本增加。由于2024年美韩均面临较高政权变动风险，日本短期内面临双边成本剧增的可能性很高。因此，目前在三国合作框架下，美国可能会通过加强对日本的控制来增强美日关系。不过，从长期看，美日关系存在着日本单方面抵制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未来美日间政治领导力变化，但也要关注美国在加强双边同盟关系方面的努力，以及在美日韩戴维营峰会上所设议程的实质性进展。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究了以2023年8月美日韩戴维营峰会为节点的美日韩三方合作准同盟化下对美日双边关系影响的机制与预期，并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得出美日韩三方合作将在短期内通过加强对日本的控制来增强美日关系；但从长期看美日韩合作将使得美日关系变差的风险增加。对于中国而言，美日韩合作深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沿海威胁的增加。美日韩合作的加强可能也会反过来促进中日韩合作的重启。中日关系也在中美关系回暖的大背景下有所提升。但是也要注意到美方目前对华缓和只是战术层面，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反而逐步深化。在美国对华竞争深度广度逐渐加强的过程中，势必引起美国盟友的左右摇摆。未来中国在此“大争之世”下，既要对美日韩三国合作有所预警和防范，又要深入剖析并善于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正如丘吉尔所说，“没有哪个同盟是铁板一块的”。美日韩的合作目的是对抗，而中日韩的合作目的是共赢，虽然目前美国的“竞争法则”占据上风，但从长期看，中国的“共赢思想”更具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日本方面，2023年12月，日本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仅占17.8%，比上一年减少2.8%。同时，重视中日关系的占73.5%，与前一年的调查相比减少了5.2%，认为不重要的人增加了1.3%。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感到亲近”的民调比例上升到88.5%的历史最高水平，反映出日美盟友之间在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关系近来得到加强。韩国方面，2023年4月，韩国公民团体“端正言论市民行动”对1001名20-39岁青壮年公民进行了调查，在对朝鲜、美国、中国和日本好感度的提问中，91%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9%表示有好感。88%对朝鲜没有好感，12%有好感。67%对美国有好感，33%无好感。63%对日本有好感，37%无好感。9月，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委托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于9月4日至8日面向全国1238名成年人进行了“2023年韩国人对韩美关系的认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1.6%的受访者认为“韩美同盟重要”。

[2]2023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预计2024-2028财年日本国防开支将达3097.5亿美元，比过去5年（2019-2023财年1224.8亿美元）增加一倍以上。其中356.2亿美元用于日本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包括为F-35战斗机从美国采购防区外空地攻击导弹（如联合攻击导弹）等。8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日本出售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JASSM-ER）及相关装备，交易金额达1.04亿美元；9月，美对韩军售25架F-35A战机，总金额约50.6亿美元。

[3]华为事件后，美国试图在日韩加上台湾的协助下重振半导体产业。2021年，三星宣布投资170亿美元在得州泰勒市兴建芯片代工厂，主要用于生产5G、高性能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尖端半导体，包括5纳米级别的芯片。2022 年，三星又向美方提交了未来20年在得州投资近2000亿美元建设11家工厂的计划。同期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要求接受美方资助的企业未来10年不能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扩建先进制程半导体工厂。2023年2月，由美国主办的美国-东亚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工作组（芯片四国联盟Chip 4）举行首次工作组高级官员视频会议，加速推进两国一地的半导体产业链向美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