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泰国全面归化的民族政策下，泰北的山地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了身份认同冲突，国家认同较低，同时民族认同被压抑。近年来，一些中青年泰国Hmong人通过泰式按摩行业迁移至中国，由于“他者”的凝视，新的移居环境原本可能冲淡泰国人内部的民族差异，然而对在渝泰国Hmong人的调查发现，他们在“泰国人”这一身份标签下，还具有较强的民族身份及文化认同建构需求，压抑的民族身份得以重新释放，其身份想象进一步与中国“苗族”的称谓产生关联。“泰国人”与“苗族”两种并行的身份在地方生活中不断磨合，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在重庆的泰国不同民族之间转而生成有利于合作的互动，益于“泰国苗族”的在地职业适应。

关键词：泰国Hmong人；在渝长居；身份认同；职业适应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居者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近年来重庆与泰国在自由贸易、旅游、教育等领域交流的日益密切，在渝泰国人的生存适应与发展状况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在渝长居的泰国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如主要生活在泰北的Hmong人，他们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不同，在跨国迁移前后展现出了身份建构实践的显著差异，强调自己国籍属性的同时，还乐于展示自身的民族身份特点。因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了理解身份建构实践的重要维度。哈贝马斯认为公民“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1]，而族群是“关于驯化的群体认同的想法”[2]，两者之间有必要进行区分[3]，且并不割裂[4]，在特定场合或情境下只强调或突出一种认同，并不等于用一种认同取代另一种认同[5]，恰巧指涉身份的多样性。

不少国内外学者将跨国迁移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放在离散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理解，把族群共同意识作为定义离散的重要方式，[6]在离散和故土的关系中讨论族群的国家认同。[7]在以往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跨境Hmong人大规模的漫长迁移多属于被迫离散，族缘是其获得支持、推动自身发展的基本力量，[8]他们族群特性突出，在族内形成了强烈的自我认同，[9]研究者倾向于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下讨论迁移Hmong人的国家公民身份建构。离散的Hmong人族群若能够设法调适融入，接受移入国家主流社会价值观，就得以建构起对客居国的认同。[10]若生活适应遭遇困境和边缘化，则可能会对家园故土始终心存“回去”的念想，[11]引申出相关的回归研究。在渝长居的泰国Hmong人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回归族群①，且与被迫迁移不同，他们在全球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基于自我生存和工作的需要选择了主动离散。移居至重庆后首先被识别为泰国人，在他者的凝视下其族群认同起初并不凸现，但在与母国和客居国不同群体的跨国交往中最终实现了国家和族群双重认同的整合，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博弈也并未集中显现，调查呈现出一些与上述研究不同的结论，本文将尝试探究这些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本文以在渝长居的泰国少数民族Hmong人为研究对象。除去在渝的泰国留学生，移居重庆的泰国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泰式按摩行业为中心聚集起来的。这个群体主要来自泰国北部或东北部，包含一部分山地少数民族，以女性居多，有的作为专业技师在渝短期工作，有的则选择在渝长居并发展事业，结婚生子。调查期间，笔者接触到的多名从事按摩行业的访谈人均为在渝长居的“泰国苗族”②，他们自称Hmong。在中国，Hmong是苗族的一个分支，来到重庆之后，他们开始用中文将自己称作“苗族”。笔者对泰国Hmong人进行过整体性的持续关注，本文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接触并选取了在渝长居从事泰式按摩工作的多位Hmong人进行深度访谈，他们主要来自清迈府、清莱府、哒府几个区域，在渝生活超过五年。通过口述史的方法，文章试图深描泰国Hmong人移居前后身份建构实践的变迁，讨论全球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在渝长居的年轻Hmong人一代对自己的身份想象，以及特殊的身份表达，以此呈现他们的异国生活调适策略。身份建构是个体基于生存状况的选择实践，通过身份认同的分析能够比较直观地洞悉在渝泰国Hmong人的生存与在地适应状况。基于此，可以在尊重不同国家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实现对移居重庆泰国人的良性地方治理。

二、“是不是泰国人？”：泰国Hmong人的身份认同及冲突

在泰国全面归化的民族政策下，泰北的山地少数民族并未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求得平衡，加之泰国官方对其民族身份定义比较混乱[12]，使得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身份上区隔。

（一）泰国Hmong人差异化的生存状况与身份认同

泰北Hmong人作为一百年前进入泰国的山地少数民族[13]，其文化差异至今仍在泰国的日常生活中频繁显现。从语言使用到姓名选择，再到价值观念，无不影响着他们身份认同的形成。

1.时间观念与节日

泰北清迈府、清莱府、哒府几地的Hmong人村寨一般由三到六个较大的家族组成，包含不同的姓氏，是具有一定亲缘关联的熟人社会。和主体民族泰族不同，Hmong人具有独特的民族时间观念，使用农历计算时间，佛历仅仅作为日期参照。此外，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民族节日，如农历春节、清明节等，虽然一些当地泰族也参与节庆，但由于不是泰国法定节假日，届时在主城工作的Hmong人青年需请假方能回乡过节，泰国现行的休假制度在少数民族节日存续上设置了阻碍。逢遇泰国法定休假“宋干节”，在外工作的Hmong人青年也会返乡，但除了少数已建有佛寺的村寨，其他Hmong人村寨并不会主要开展佛教庆祝活动。

2.语言使用与姓名

泰文教育在泰北普及后，泰北山地的Hmong人一般在家庭生活中选择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在北部地区跨民族交往中使用泰北方言，如村寨乡村小学多以北方方言为主进行教学。清迈和清莱主城附近的Hmong人村寨中都各自设有小学，Hmong人的孩子多会在村里就读，而在初中以后的学校教育及跨区域交往中则更多地使用标准中部泰语，即泰国普通话。故此Hmong人在融入主流社会时面临一定的语言适应压力。几位访谈人都曾经历初中或高中阶段努力学习标准泰语并承受较大交往压力的时期，这是为了“看不出是少数民族”（受访人：F③，2022-06-21），F甚至因为语言问题“在大学里很怕和‘泰国人’交往”。 访谈人D还提及了不同群体语言使用的差异性评价，“我们普通话说不好就会被认为是山上的农村人，是少数民族，但如果是外国人说不好泰语就会被认为很可爱”（受访人：D④，2022-08-03）。

泰国Hmong人的姓名存在三种类别的划分：一是自己的民族姓名，这个名字一般是出生后最先被赋予的，姓氏主要包括杨、宋、江、李、唐等大姓。之后父母会再根据其民族姓氏的发音转译为泰语姓氏，为孩子起一个大名，主要用于身份证件的登记。由于泰语全名偏长，日常生活中为了使用和交流方便还会再起一个简短且去除姓氏的泰语小名。小名和大名之间完全不同，不存在字音的重复。如F的姓氏为“杨”，泰语姓氏的发音与“杨”相似，大名为，日常沟通中使用简称名（发音为fah）。普通泰族的姓名只有全名和小名两种。Hmong人青年在跨族际的日常交往场景中一般仅使用泰语小名，不太倾向主动显现自己的民族身份。

3.宗教信仰与价值观

Hmong人的宗教信仰虽在入籍身份登记时被统一填写为佛教，但实际生活中年纪较长的Hmong人仍信仰原始宗教。村寨内部很少兴建佛寺，逢遇佛教节日，长者也较少去寺庙祭祀，很多年轻人依然遵从“我们拜祖宗”的习俗（受访人：T⑤，2023-2-28）。族际间的价值观亦存在差异，最为显著的是在对待LGBT（性少数群体）的态度上。泰国主流氛围较为包容和接纳，“对于同性恋，不存在理解不理解，在泰国大家就觉得是正常的”（受访人：D，2022-8-3），但泰北的Hmong人社会则更为传统，家庭村社普遍接受不了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异化的性别倾向会被村里人认为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全村都要因此而倒霉。

4.身份证件的民族标识

泰国的身份证制度“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一项出于对于人口精细化管理需要而实施的国民身份识别制度”，在“2006年以前，泰国少数民族身份证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民族群体”，之后才“取消了身份证差异性颜色标识”[14]。目前，单从泰国的身份证的外观来看并没有明显的民族区分，但从身份证号码仍能够显现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属性，若身份证号的第一位是1，表示是“出生在泰国且于规定时间内登记了出生日期的泰国国籍人士”，一般是泰族，或是获得泰国国籍第二代以后的少数民族；若第一位是5，表示是“在检查或在其他情况下允许其增加姓名至已登记房屋的居住名单的泰国人”[15]，说明身份证是后来办理的，能够肯定是初代获得泰国国籍的少数民族。在Hmong人四代家庭的代际之间普遍存在身份证号的差异，如年轻Hmong人群体将自己的身份证号与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进行感知，那么在跨族际交往中就会面临更大的交往压力。

上述族际之间的差异并非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外显的，也未必会直接引发族际冲突，但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歧视始终存在，这主要表现在Hmong人参与泰国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受限等方面，致使身份认同冲突的产生。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被歧视和排斥，使得少数民族不敢显示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自卑，认为自己的文化是落后的，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遭遇危机。”[16]基于对来渝长居泰国Hmong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渝Hmong人的社会交往已远远突破传统的村寨范围，但面对重庆地方文化的差异并没有促进他们产生对于泰文化的强烈归属，在进入异国异文化后，由于既往对泰国主流文化适应困难的经历，他们在重庆维持着泰国人身份的同时，还开启了对民族身份重建的探索，个人身份认同的冲突逐步化解。

（二）身份认同冲突的历史溯源

不同时期泰国的民族政策是影响Hmong人身份认同最为的主要因素。自曼谷王朝后泰国一直主张各少数民族融入泰族，建构单一的民族国家。对于泰国北部的山地民族而言，“1955年泰国政府对山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从经济、教育和宗教文化各方面进行同化。第10号训令要求少数民族同化成为泰族，穿泰族服装、用泰族名字、学泰语、信仰佛教等，如不遵守，将被视为非本国人。”[17]然而，由于对泰北山地少数民族入籍相关政策并没有实现同步，山地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获取存在矛盾，王室民族主义开始通过国家民族事务领域的政治影响推动边缘群体的归化，碍于与国家政府关系的变化与对立，“边缘族群一度陷入‘有王室认可却没有国家归属’的尴尬境地”，“难以将泰国视为‘祖国’，也难以将自己的族群视为‘泰民族’”[18]。从公民权益来看，“泰国在‘单一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下所施行的‘异族泰族化’政策，并未扩大与保护少数族群的政治经济权益，反而有意识地将其边缘化”，[19]尤其对于泰北山地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群体的特征被刻意模糊化，缺乏对公民概念的认同”[20]。这些都加剧了泰国内部的民族认同分化与族际歧视的产生，反而削弱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使得泰国Hmong人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相应的身份冲突。

基于不同时期民族政策的影响，Hmong人在面对泰文化适应的困境时，不得不通过压抑自己的民族特色完成去差别化，但同时又无法形成完整的泰国国家认同，致使身份认同显现冲突。虽然顺应主流社会生活规则产生了调适行为，但艰难的生活境遇使得他们国家认同依旧比较低。

三、“在重庆的泰国人”： 异文化中泰国人的身份维持与重释

重庆的地域和文化特征是泰国人进行地方身份实践的重要前提。首先，渝泰高校间的合作是两国文化交流、人员互动的先决条件，本地的公办和民办高校，尤其是外语专业院校与泰国建立了频繁的校际合作，各专业间的联合培养、师生互访等交流项目众多。在本研究的访谈人中，多数最初都是以留学生或交换生的身份来到重庆的。其次，重庆的按摩行业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趋势，2009年重庆就有不低于20万的按摩从业人员[21]，市民日常保健的习惯也为近年来泰式按摩的地方发展和行业人员流动提供了土壤。

泰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时影响着泰国人在重庆的居住选择。泰国东北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来源，但夏季炎热且水灾频繁，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限制；泰北的地形多为山区和高原，村寨虽然能够种植一些经济水果，但是受近年出口行情变动的影响，从这两个区域外出务工人员相对较多。作为按摩技师的农村女性，在泰国国内主要流往清迈城区以及一些中部城市，国外则依托熟人网络流向各国的不同地区。又由于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居住着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在渝的泰国人中就包含了一定数量的Hmong人群体。不论是基于留学还是职业的跨境迁移，已在异国生活的泰籍熟人中介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链接作用。以上均是在渝长居泰国Hmong人开展身份实践的先决条件。

（一）利益获取：泰国人身份的维持

受访的泰国Hmong人都有在泰式按摩店从事技师或管理工作的经历，凭借独特的专业工作技能获取生存机遇。基于利益获取的动机维持泰国人的身份，是其在渝生存策略的主要展现。

调查所涉及五家泰式按摩店的泰国技师都仅能掌握简单的中文，面对工作中与重庆老板、本地顾客的沟通障碍，按摩店普遍设置了一个熟谙中泰文化及语言的经理职务，来承担技师管理与协调沟通工作。由于近几年泰国技师资源的短缺，按摩店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泰国人”经理，以便利用其在泰国的熟人网络帮助寻找、引进技师。目前，几家按摩店的技师经理都是泰国Hmong人，他们除了在故乡寻找有意愿前往重庆工作的技师外，按照中国按摩店的要求初步审核技师证、收集并帮助准备提交出入境的审批材料、培训按摩常用的服务中文等都由经理负责。

Hmong人技师经理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他们还会在其他领域寻找可能的谋生方式，比如泰语翻译或教育。F在重庆某职业院校兼职中泰高校交流项目的教育翻译工作，每年的集中工作时间约为3个月，届时由合作高校的泰国老师带领几十名学生前来交流学习。F曾主要负责软件、大数据工程技术应用等几个专业的ppt、教材、课堂翻译，及接机任务，且开班之前还需要针对初到中国的泰国交换生开设文化班，帮助熟悉中国文化。这类小语种的教育翻译对于跨文化的语言沟通具有特殊要求，且更倾向于任用研究生。由于泰语专业很少进行研究生培养，这就使得作为“泰国人”的Hmong人研究生在重庆拥有更多的职业机遇。受访人C⑥做技师管理的同时，还在重庆XZX小语种培训中心兼职泰语辅导老师，主要针对泰企的中国员工和泰语兴趣者一对一不定时开班。Hmong人技师经理对于职业的主动选择是基于“泰国人”的身份，依托泰语语言和泰国熟人网络的优势所产生的，这一身份之下再进行翻译、老师、经理等具体角色的自我确认。

在渝泰国技师和经理群体的生活状况存在一些差异，技师主要来自泰国北部或东北部，包括一部分山地少数民族，多是初次来华工作的离异中年女性，经技师经理介绍才会进一步考虑办理职业签证来渝。专业技术签证的有效时间一般是一年，技师根据每年在渝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自行决定是否续签，普遍会在两到三年后返回泰国生活。而在此长居的泰国技师并没有明显的民族划分，但由于本文对调查对象的限定，最后选取的是两名泰北的Hmong人技师W⑦和N⑧。她们的生活状况较为类似，均是离异后独自抚养孩子。W之前有少量负债，来到重庆后将孩子托付给父母，合住在免费提供给技师的宿舍，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每周工作6天，一年有15天年假供其回国探亲。两人来渝之前都曾在清迈主城做过技师，每月收入依据客人的多少在10000泰铢到20000泰铢之间波动，除去每月租房3000泰铢和日常生活开销，一个月大约能存5000泰铢。来渝之后每月净收入平均为35000到40000泰铢，除了留5000泰铢的生活费外，其他的全部寄回补贴家用。出于生计考虑，她们乐于接受“泰国技师”的身份，这成为其展开异国生活的重要前提。

作为外籍人士，泰国Hmong人在异国生活中难免会遭遇关乎经济利益和生存需求的适应性困难。然而，由于中泰两国按摩从业人员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这些风险并没有影响泰国人的身份维持，相反加速了他们对于异国生活的适应。在渝生活的泰国Hmong人基本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险。重庆自2011年起为在渝就业外籍人员提供了参加社保的渠道，但多数按摩店作为用人单位并没有在办理就业证件30日内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报，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泰国Hmong人的身份呈现，“有没有社保没所谓”（受访人：T，2023-05-14）“花钱看病就行了”（受访人：D，2023-05-15），仅F自行购买了商保医疗大病险，一年的投保费用约是1700元。总体上看，有没有参加社保并没有对泰国人的身份维持造成明显的负面损耗。其次，在渝Hmong人技师的日常身份实践以工作为主，起初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文化区隔，工作之外她们会以按摩店为单位结成一个技师的主要交往圈，使用泰语，Hmong人间也用民族语言进行交流。随着生活年限的增加，不少技师利用客人少的工作时段在店里自学中文，W学习中文的动机是，“虽然我们是泰国技师，但不能不会中文。”（受访人：W，2023-5-15）突破语言的使用局限并不等于否认泰国人的身份，相反技师们正是为了更好地与客人沟通，通过本地语言的学习维持其作为泰国技师的工作优势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泰国Hmong人在跨文化环境中利用“泰国人”的身份来维持生计，不论这一职业身份是被动赋予还是主动寻求，都成为他们在不同行业中谋生的必要标签。

（二）国家认同：泰国人身份的重新诠释

泰国Hmong人虽然在工作上仍维系着自己泰国人的身份，但同时也在新的移居环境中重构着自己的国家认同，对这一身份进行了重新诠释与修正。新的文化环境没能强化他们与泰国之间的连接，原本较低的国家认同持续影响着新的自我身份表述。

1.“泰国人”身份下民族相貌的差异化表述

在渝泰国Hmong人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会时常凸显自己非泰的外貌特征，并产生差异化的表述，例如“我长得不像‘泰国人’（泰族），皮肤白一些，按摩的客人知道我是泰国人都很惊讶。”（受访人：W，2023-05-15） “清迈地区的长相是很像中国人的，中部地区才是典型的泰国长相。”（受访人：D，2023-05-17）。至于他们“泰国人”的身份，Hmong人没有明显的排斥，对两个身份同时承认，认为“来了泰国就默认是泰国人”“泰国的移民多，只要有出生证明就是泰国人。”（受访人：N，2023-07-11） Hmong人对泰国社会中民族区隔的感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延续到了新的移居环境中，曾经在母国被压抑的民族特征有了重新表达的可能。

2.对老挝移居者身份“闯入”的默许

在渝长居的东南亚人中还有部分老挝人。老挝与泰国山水相连，老挝语（口语）与泰语的东北部方言极为相似，在渝泰国人和老挝人接触较多，比较容易结成日常生活的交往网络。双方相互能够确认各自所属的国家，但一些老挝人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经常会被误认为，或自称是“泰国人”。泰国Hmong人对此通常持默许态度，不会特意修正中国人对于泰国人群体范围的界定，没有将自称是泰国人的老挝人排除在“泰国人”群体范围之外。相反，他们认为“泰国和老挝的文化节日与语言的确很一致，可以看作是来自相同的国家。”（受访人：F，2023-3-13）对于老挝移居者身份的闯入和国籍的依附，泰国Hmong人默许了这种行为的发生，并没有刻意区分和突出“泰国人”的群体边界。自我身份的表述中允许他者进入，这种对群体边界模糊化的处理方式，充分展现了Hmong人在承认泰国人身份的基础上，对“泰国人”的再诠释。

3.中泰跨国婚姻中对子女国籍的选择

在中泰跨国婚姻中，父母对子女国籍选择的影响是Hmong人表明身份认同的重要实践。除了已经建立跨国家庭的D和N，以及处于稳定跨国恋爱关系中的F，其余在渝长居的访谈人均为不同年龄段的适婚者，即便当下还没有步入婚姻的计划，但也不排斥在重庆组建家庭。对于现在正在面临以及未来设想跨国家庭子女的国籍问题，Hmong人并没有强调必须是“中国”或“泰国”，且普遍表示“都可以”。具体按照相关法律对孩子出生地与中泰跨国婚姻夫妻双方定居状况的规定，Hmong人会依据自身意愿，同时参考伴侣及其家庭的意见做出综合决定。如D和N想要将各自孩子的国籍申请为中国，主要遵从中国父亲对于子女国籍的期待。F和伴侣倾向于为孩子申请泰国国籍，并在泰国高中就读，主要考虑以外国人身份申请中国名校的本科入学名额可能会享受更多的优惠条件。由此可见，子女的国际选择更多是基于利益导向进行的身份决策。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中泰混血子女，在国籍冲突的状况下，最终国籍确定仍可在孩子18岁前完成。Hmong人为其子女国籍选择所做的利益考量，直观地呈现出“泰国人”身份退守背后孱弱的国家认同。

而对于泰国Hmong人自己的国籍而言，结成跨国婚姻并不意味着需要成为中国人，换言之，“不必要加入中国籍”。加入中国籍的必要条件是要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要求跨国婚姻关系存续满5年，并在中国连续居住满5年，每年不少于9个月。在符合申请条件的基础上，Hmong人考虑到“在重庆生活的经济状况不会因为国籍的转变发生较大的变化”（受访人：D，2023-02-28）而并未加入，继续维持着泰国人的身份。不难看出，Hmong人自我身份选择同样是以经济利益获取作为重要考量标准的。

总结来看，国家认同作为泰国Hmong人身份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不单一地发挥作用，他们的身份实践还受制于对利益获取的考量。在国家认同弱，利益获取意愿强

的情况下，其身份的决策更多依赖后者，两者共同形成并重新诠释了Hmong为“泰国人”这一模糊的身份标识。

四、“我是泰国苗族”：民族身份重构与在地适应策略

新的移居环境充满了“他者”的凝视，所有泰籍迁移者不分民族一并被归入“泰国人”这一社会分类中，这原本可能会冲淡泰国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然而对在渝泰国Hmong人的调查发现，他们在泰国人这一身份标签下，还具有较为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建构需求。一些情境下还主动强调自己的民族属性，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探寻与中国“苗族”相关的民族历史发展轨迹，通过身份想象试图寻找一个重新释放自己民族身份的机会。“泰国人”和“苗族”两种并行不悖的身份在重庆Hmong人的地方生活适应中不断进行着磨合，持续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

（一）民族身份的唤起与认同重构

新的移居环境给予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平等交往的环境，使得原本在泰国产生的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被弱化。泰国Hmong人曾经被压抑的民族身份得以重启，并不断进行着调适，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呈现出新的身份认同。

1.对民族文化历史的追寻

泰国Hmong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始对苗族的人文历史进行探寻，并产生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感知。但由于历史文化并非是Hmong人来渝的主要目的及个人生活的主体基调，因此融汇于日常生活的文化探寻方式各异，且在不同代际和年龄阶段的Hmong人中存在差别。多数访谈人旅游时首选游览苗族特质相对集中的文化场所或景点，如C多次利用休假时间参观了位于黔江的重庆市民族博物馆和彭水鞍子苗寨民族风情园等地，F则带着前来探亲的家人游览了贵州的千户苗寨。通过接触中国苗族的历史文化，Hmong人进一步扩展了泰语知识体系未曾涉及的中国民族知识。据称Hmong人大约是100年前进入的泰国[22]，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中国作为其民族发源地。通过地方文化探寻，Hmong人明确了自身及在泰国其他地方生活华人的不同民族属性。如D所说，来到重庆之后才知道，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中国人具有多样的文化特征，泰国中部的华人华侨主要是来自海南和福建，泰国南部的华人华侨主要来自广东和海南，而苗族主要定居在泰国北部。（受访人：D，2023-5-8）在此过程中，作为泰国公民的Hmong人，通过累积关于苗族的地方性知识，其身份认同渐渐发生了改变，民族文化归属感逐步增强。

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泰国Hmong人还对中国的苗族历史资料进行过梳理。F在读研期间曾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泰语文献的一些研究观点，梳理了苗族跨国迁徙的过程。她认为泰北的Hmong人主要是从中国经老挝迁移至泰国，主要分布在泰北的哒府、清迈府和清莱府。据她介绍，越南战争期间老挝的Hmong人曾卷入“秘密战争”，被要求为美国的利益而战。战后许多Hmong以难民身份迁移至美国，一些人迁去了法国，在美国的Hmong人集中居住在几个中西部城市。（受访人：F，2023-8-2）虽然对于跨国迁徙的时间、定居地点和路径的描述并不清晰，但其观点与杨扣[23]、李廷贵[24]、彭雪芳[25]、黄秀荣[26]等人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类似寻根问祖的尝试都加深了Hmong人对自我民族的了解，以往压抑的民族身份得以在中国被重新唤起。

2.对所属民族支系的想象

泰国Hmong人并不能够明确其对应中文语境下所属的苗族支系。泰北Hmong人的民族自称主要有两类：。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东南亚Hmong人的支系在中国时就已经定格了的，没有在东南亚形成新的支系”，“对中国和中国以外的Hmong人的支系应该视为同一套体系”。[27]即便如此，不同国家Hmong人的支系、亚支系由于划分标准不同而比较繁多，加之自称与他称也存在差异，研究学者对于支系名称的使用并不统一，从而使得泰国Hmong人的支系称谓还没有权威的汉语音译对应。

泰国Hmong人来到重庆之后开始按照中国苗族支系的划分，探索民族识别及对应的地方性知识，形成有关自己所属苗族支系的想象，并随之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几位访谈人全部属于支系，他们根据自己在重庆，和中国其他地方苗族聚居区的旅居经验，基于对民族支系语言和文化特征的比较，按照相似特征纳入、相异特征排除的原则，产生了对苗族所属支系的大致判定和想象。T将自己的苗语方言和到访过的重庆武隆、黔东方言进行比较，通过差异排除了属于同一支系的可能（受访人：F，2023-8-2）。D基于相似的饮食特征判定自己与云南红河州、以及从美国明尼苏达州来渝的部分苗族应属同一支系。因为饮食清淡，做刨猪汤不加重口调味料是区别于其他支系的重要饮食特征。（受访人：D，2023-5-17）F在渝就读研究生时曾加入一个校内的苗族微信群，其中包含泰国和老挝的Hmong人，以及若干本地的中国苗族学生。期间，她曾受邀去一位百色白苗同学的家里做客，本着相近的语言和习俗，F判定自己所属为白苗。总的来看，对于自身所属苗族支系的判别是Hmong人基于异国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的想象，亦生产出新的民族身份，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构，只不过“不再是昔日东南亚自给自足的山地民族的认同，而是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凸显了国际化视野。”[28]

（二）“泰国苗族”双重身份的整合与在地适应

民族认同的唤起并不意味着要在新的移居环境中抛弃已有的泰国人身份，相反在重庆地方交往中，由于中国人对泰国人的普遍认知并没有具体到民族划分，Hmong人被统一纳入泰国人的群体范围中，成为被凝视的“泰国人”。他们同时以“泰国人”和“苗族”的身份对新的生存环境进行理解，以此完成两套并行不悖的社会关系建构，生成确定的身份观念，“泰国苗族”的自称逐步形成。

1.双重身份转换

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跨国迁移的“泰国苗族”在遭遇渝泰之间的文化冲突时，基于双重的身份属性，他们会通过对不同身份的转换应用，生产出多元的社会关系，主动推进自身在重庆的文化心理适应，不断理解地方生活的逻辑。

首先，虽然“泰国苗族”对于母国的国家认同较弱，但在面对移居地出现的关于泰国的刻板印象时，他们又显现出较强“泰国人”的身份视角，从这一身份出发，尝试在跨文化交往中阐释母国生活的实际，体会“传闻”误解背后的观念差异。通过对几名访谈人感受的梳理，发现他们所认为的引起中国人对泰国印象变化的事件主要有二：一是2022年9月江苏女孩在泰国曼谷失联，不久后被证实死于酒吧的事件；二是2023年泰国旅游热度增加之后，出现了网络电信诈骗集团从泰国向缅北贩卖人口的事件。随着此类消息在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的发酵，泰国开始被广泛看作是不安全的地方，几名访谈人都曾提到，在重庆多次被问及此类事件是真是假，去泰国会不会被骗、“被割腰子”等问题，就此引发了在渝泰国人在微信群里的讨论。“泰国苗族”与泰族观点大体一致，因为误解产生了受伤、不公平的情感体验，认为电诈“是中国人在骗中国人，多数泰国人不会中文，没办法骗中国人”（受访人：T，2023-8-3），“哪里都有不安全的地方，泰国并非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受访人：F，2023-8-7）。与此同时，他们同时还对被曲解的泰国形象表示理解，“问这些问题的一般是没有去过泰国的人，去过之后会改变看法的”（受访人：D，2023-8-3），并建议“可以去泰国看看，了解泰国真实的情况”（受访人：W，2023-8-7）。在笔者看来，上述均是“泰国苗族”依据“泰国人”身份视角进行地方社会交往的直接投射。

其次，“泰国苗族”还会根据他们的跨国生活经验以及对地方文化的认知持续修正着这种“泰国视角”，其实质是身份实践的不断调适。这主要涉及在与初到中国的泰国人进行社会交往时，对中国刻板印象的重新阐释。对于那些首次来重庆开展旅居经历泰国人，他们起初习惯以“泰国”的定式思维来解释附近，建构周边的交往关系，但这比较容易遭遇文化冲击。如初到重庆的泰国技师、初来旅游或留学的泰国人等，他们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包括“厕所多是旱厕”“治安不太好，走路时包要背在前面”“经济发展不太好”等等。“泰国苗族”作为群体的文化中介，经常以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的变迁为例解释“中国很发达，重庆早就不是这样了”。总之，“泰国苗族”基于自身的跨文化特征，利用所掌握的泰国本土生活经验和重庆的地方性知识，在与中国人和在渝泰国人的交往中不断阐释他者与自我调适，消除对于泰国的误读，破解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在文化差异的感知中不断明确自我的身份观念。

另外，在其他一些相对特殊的跨文化交往场合，“泰国苗族”还会通过主动强调其“苗族”的身份来创造交往中的优势，以规避在渝生活时可能遇到的风险。一方面，在重庆的地方日常交往中，泰国人常常处于被当地人无意识忽视的状态。由于对泰国文化的接触相对有限，中国人日常主动展开的中泰跨国交往相对较少。有留学经历的几位访谈人曾对这样一个交往事件具有共同感受，即在校期间本地的中国同学基于练习口语的考虑，更愿意与美、法等国家的留学生进行日常互动。泰国留学生则因回寝较晚，使得老师和同学产生“泰国人贪玩、不爱学习”的负面印象。此时“泰国苗族”通过强调自己的“苗族”身份，便于在地方互动中塑造出交往优势。另一方面，重庆文化的地方性较强，当使用现有地方实践框架解释日常生活失灵时，“泰国苗族”还会尝试以“苗族”的经验进行阐释。如F提到，在重庆的很多公共场合，清洁工阿姨会直接挨近打扫，此类情境 “作为泰国人理解不了”。而“泰国苗族”则根据老一辈讲述的苗族故事和神话，用苗族人崇尚勤劳的特质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和建构，“这应该是勤劳的体现”（受访人：F，2023-8-9），并非是突破正常的社交边界。

总之，与在渝的泰族不同，同样是充当跨国文化中介角色的“泰国苗族”，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双重身份属性，一方面在中国人的凝视下以“泰国人”的视角对地方文化进行理解和阐释，另一方面以“苗族”的身份展开在地生活适应的尝试。

2.双重身份融合

跨国生活的适应策略。“泰国苗族”在重庆不论与何种群体进行互动，其身份再生产与整合始终贯穿于整个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成为其跨国生活融入的重要策略。

在与泰国各民族移居者的交往中，“泰国苗族”通过强化“泰国人”的身份促进了泰式按摩行业群体内部达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生活上的帮衬支持。初到重庆工作的泰国技师语言不通，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在此长居的“泰国苗族”S⑨，作为跨境电商的中介，帮助运送和提供原产地为泰国的生活必需品。S首先和技师经理产生合作，后者是技师引进和管理的中介，通过他们所提供技师生活用品需求的相关信息，估算大致要在泰国购买日用品的数量和种类，一般是常用的泰国调味料和保健用品，如鱼露、虾酱、虎贴、青草膏等物。之后在泰网购物平台预先垫付资金购买，通过物流发往已经联络好的广州货物仓储，再联系国内快递转运至重庆。在与泰国人的交往中，“泰国苗族”帮助技师提供生活上的便利，承担了货物运送损失的风险。他们基于在渝长居的经历，成为辅助技师异国生存和地方适应的强中介。在母国与泰族相对矛盾的情感转换为了合作关系，形成了在渝泰国人群体内部的互助，但以往生成的民族界限并没有消失。在重庆，泰式按摩行业中的泰族依然称其为Hmong，但不同的是对他们形成的积极评价，认为苗族的“适应能力更强，更会赚钱”，“苗族”的身份保存了这种跨国生活适应的优势，从而具有一定的价值。“泰国苗族”以“泰国人”的身份获得群体支持，以合作的策略扩大了在地生活适应的优势，规避了异国生活的风险，同时在这一身份之下，还完成了与民族身份的整合。

综上，在与不同群体的跨国交往中，借助“泰国人”和“苗族”的身份展开适应实践，并在双重身份的不断整合中完成对地方的理解及其文化阐释，表征着“泰国苗族”跨国生活中的在地适应策略与生存智慧。

五、结语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打开了重庆全域开放的新格局。随着重庆和泰国国际交往关系的日益密切，在渝工作和旅居的泰国人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而泰国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身份实践及在地生活适应方式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野。身份建构不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更是形成文化认同的自我选择，认识两者之间的身份差异是实现在渝务工泰国人综合治理的关键议题。作为泰国少数民族的Hmong人，其认同的情境性选择需要依据在迁入国家形成的交往模式[29]，以及对这种交往关系的预期做出综合判断[30]，看是强调与对方的共性还是差异[31]。他们在母国的身份冲突，随着跨国迁移在中国完成了新的建构，一是对“泰国人”身份的重新诠释，二是对压抑民族身份的重新释放。这是一个跨国迁移者核实自我身份的机会，因其引发了一种强烈的跨国归属感以及迫切地想要与分散各地的有相同历史根源的人群建立联系的想法[32]，他们不断聚拢形成了同时具有国家和民族色彩的离散群体。整个过程中，“泰国苗族”的身份得以重新确认，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在与本地中国人、母国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泰国的不同民族之间放弃了歧视与矛盾的情感，转而生成了有利于合作的社会互动。“泰国苗族”通过这种互动不断推进自己的身份实践，理解中国的同时，也产生对泰国的重新诠释。在此期间所形成的身份认同有利于泰国少数民族在重庆的在地适应，有助于群体支持网络的生成，这是跨国生存适应策略的集中展现，更是促进中泰两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的积极力量。

注释：

①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祖辈从中国迁出，在泰国全面归化的民族政策下定居生活了数代之后的来渝移居者，代际之间对于母国和客居国的划分与认同早已发生改变。

②本文所提及的Hmong是国际音标的拼写法，东南亚、西方各国学术界依据Hmong人的自称称其为Hmong，在中国，Hmong是苗族的一个分支。

③受访人：F（1994-，女，Hmong人），2018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读研，现在是SabT泰式按摩店的入股人之一，曾在MGT按摩店工作，现在MnanT按摩店担任技师管理。

④受访人：D（1987-，女，Hmong人），重庆大学硕士，2018年毕业后曾在ST店从事技师管理，与重庆老公（现经营一家酒吧）结婚生子后，开始做全职妈妈至今。

⑤受访人：T（1991-，女，Hmong人），2017年在DT店从事技师管理，F读研同时期的川外学姐。

⑥受访人：C（1997-，女，Hmong人），在MGT店从事技师管理，在XZX兼职小语种培训。曾在南方翻译学院交换一年，毕业后于2019年返渝工作。

⑦受访人：W（1974-，女，Hmong人），技师（三级）。经F介绍在MnanT按摩店工作，离异，曾在清迈城区、俄、法、美、多哥等国家做技师，2017年首次来中国，掌握泰语及英文。

⑧受访人：N（1981-，女，Hmong人），技师（二级）。经T介绍在DT按摩店工作，2018年刚来渝时是离异状态，和重庆老公（汉族）重新组建了家庭。

⑨访谈人：S（1998-，男，Hmong人），2018年在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交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毕业后在渝做泰国技师经理，后改行从事跨境电商，为在渝技师提供泰国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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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璐（1990-），女，汉族，甘肃省兰州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社区领袖参与地方文化建构的运作机制及实施路径研究”（2019BS038）;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精英流失及其村社应对机制研究”（21SKGH126）;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1955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