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是一座具有2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从公元前3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在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简要分析辽阳城建置历史溯源，明确辽阳城历史定位。

一、辽阳城建置历史溯源

考察一座城市历史的起源，应该以中央对地方城市行政机构的设置为依据。

辽阳城的记载始于辽东郡首府襄平。

关于辽东郡设置的文献记载，《史记﹒匈奴列传》“秦昭王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从这段记载得知辽东郡始设于战国时期燕国，但没有明确的设郡时间。

另《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始乐池送之。……十八年，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十九年……王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遂胡服招骑射以教百姓。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二十七年，……传国，武灵王自号（主父）。”

两段史料表述的历史是：地处于边疆的秦赵燕三国，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几乎在同时向北方进攻，自西向东修筑长城，并设边郡。

秦国在秦昭王时期公元前306年以后修筑长城。赵国在赵武灵王破林胡即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修筑长城，到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复攘地至云中、九原，因此，实际修筑长城时间应为公元前300年。燕国没有明确的修筑长城时间。

这一时期燕国的历史：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乘机侵入燕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职在赵国的支持下即位，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变法改革。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燕国富强，“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联合赵、韩、楚、魏、秦五国，共同伐齐，大败齐兵于济西，齐缗王出逃，“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连下七十余城，“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燕占领齐国长达六年之久。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乐毅出走赵国，燕国复进入低潮时期。

分析这段历史，燕国最强盛的时期，应该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79年。但公元前284年至公元前279年，燕国正集中全力讨伐齐国，不可能分兵去进攻东胡。从逻辑上分析，燕国可能是先派秦开却东胡，辟地辽东，先解决了后顾之忧，然后才可能去报齐的破国之仇。所以，根据燕国国内情况，秦开却东胡，修长城，设五郡，应该发生在前300年之后的若干年内。但设五郡具体在哪一年，却很难明确指出。

秦开先北却东胡，接着又东略朝鲜，然后筑长城、设五郡，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划定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84年燕攻齐之前比较合理。辽东郡等五郡只能建于这个时期。

辽阳建城史的年限，依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应在距今2300年前的战国晚期燕昭王时期。时间大约就是在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至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之间，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次被中原政权纳入郡县制的有效管辖之下，也是东北地区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史书记载，也是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襄平的记载。按照最早公元前300年至现在2024年进行计算，辽阳城的建制历史约为2309—2324年之间。

二、辽阳城的历史定位

（一）延续性

辽阳作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汉族、鲜卑、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等民族曾先后在这里设置郡治、陪都、行省、都城等重要的政权机构，其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战国时期燕国的辽东郡郡治为襄平，秦、汉、三国魏时期仍然以襄平为辽东郡郡治。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全国分为36郡，辽东郡仍沿袭燕国郡制，郡府设在襄平县。

西汉沿袭秦制，辽东郡郡府仍设在襄平县，郡辖襄平、居就、新昌、望平、候城、辽队等18县。西汉末年（9年）王莽篡汉，国号称新。仍设辽东郡，领18县，郡府设在襄平，并将襄平县改为昌平县。新朝亡，复名为襄平县。

东汉初期，仍置辽东郡，郡治襄平，领11个县，襄平为首县，东汉末（189年）辽东太守公孙度（襄平人）自立为辽东侯，称平州牧，分辽东郡为辽东、中辽、辽西三郡，辽东郡领襄平、居就、安市等8县。

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奉命率军讨公孙渊，公孙氏政权被消灭，辽东郡并入魏版图。在原公孙氏控制地区设平州（始治今辽阳东下平州，后移襄平城），辖辽东等5郡。在襄平设东夷校尉，以统管。辽东郡辖9县，襄平为首县。其后，平州合并于幽州。

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复置平州。（治所先移至昌黎、今义县，后复移回襄平）。辖辽东、玄菟、昌黎3郡。辽东郡辖8县，襄平为首县。同时，又设护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兼护东夷校尉，管理自平州以北至今黑龙江流域东北大陆及朝鲜半岛各民族，实为东北行政机构。咸宁三年（227年）封司马蕤为辽东王，辽东郡改为辽东国。六年后，国除，复为辽东郡。晋大兴二年（319年）鲜卑族慕容廆再建前燕，攻陷辽东郡，占据襄平，并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为辽东属国，治所在襄平。东晋咸和八年（333年），慕容廆死，子慕容皝嗣位，辽东国仍治襄平。东晋太元五年（380年），前秦灭前燕，辽东归前秦管辖，平州、辽东郡领县及治地均同前燕。公元384年，慕容皝子慕容垂起兵复国，是为后燕，平州、辽东郡领县及治所均同前秦。

东晋末，中国北方高句丽部族兴起。东晋元兴三年（404年）高句丽据有辽东之地，改襄平城为辽东城。襄平一名由燕国始称，至此废除。

北魏太延元年（435年），高句丽王琏派使臣进贡于北魏，北魏拜琏都督辽海诸军事，为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公元492年，后魏以高句丽王云都督辽海诸军事，为辽东郡开国公。公元519年高句丽王云卒，以世子安为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封高句丽王阳为辽东郡开国公，辽东王。在高句丽族占据辽东城（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发现的公元五世纪初“辽东城冢”壁画绘有书“辽东城”的辽东城图）城郭位置和规模与西汉时期相同。

隋朝时期，辽东地区仍沿用高句丽族建制。曾三次出兵辽东，均遭失败。

唐太宗伐高句丽，一度将安东都督府移此，又置辽州，分别见《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大军征讨高句丽，始克辽东城（今辽阳市老城区）。唐朝占领辽东城后，以其城为辽州。次年，仍称辽东城。同年，唐军攻取白岩城（今燕州城），以其地改为岩州。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陷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管辖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城。

公元10世纪，契丹族兴起，建国称辽。神册三年（918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占辽东城，置辽阳府。翌年，修葺辽阳故城，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并“铸铁凤以镇之”，因称铁凤城。天显三年（928年），改辽阳府为南京，迁东丹国首都于辽阳，建东丹王宫（今辽阳市老城东北隅），徙耶律倍居之（辽天显元年即公元926年，辽灭渤海，改其国为东丹国—东契丹之意，立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辽会同元年（938年），改南京为东京，置辽阳府。

辽代末，北方又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兴起。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定都会宁府（今阿城县白城子）。1116年金国起兵攻克东京辽阳府（今辽阳市），仍因袭辽制，以辽阳为东京（亦称东都），作为陪都之一。以后改东京道辽阳府为东京路辽阳府，路、府均治辽阳老城。东京路下属辽阳府、婆娑府、澄州、沈州、贵德州、盖州、复州等2府5州。辽阳府辖4县1镇；辽阳县、鹤野县（今唐马寨镇附近）、宜丰县（今弓长岭区附近）、石城县（今灯塔县西大窑镇境内燕州城）、长宜镇。金代辽阳府城的规模与辽代基本相同。

元代至元六年（1269年）辽阳为东京总管府，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设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行省直辖7路1府，属州12个，属县10个，另有驿站120处。行省辖辽阳路，省、路治所均在辽阳市老城区。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伊始，1370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明王朝，朱元璋下令设置辽东卫指挥司，任刘益为指挥同知。同年明廷又建立辽东指挥使司，任马云、叶旺为定辽都卫指挥使，在老鸦山寨（辽阳东）击溃元将高家奴，先后占领辽阳、沈阳等地。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设立辽东都司，治辽阳，辖有二十五卫二州。辽阳是明朝统治辽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辽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辽阳中心设有六个卫一个州。

明朝立国后，注意经营北方边防。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长达万里的防御线上，设置了9个边防重镇，辽阳是其中之一的辽东镇。同时，还在东北各要塞修建了18座城池，辽阳城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北方女真族各部落。1621年率女真部队占领辽阳城，当年迁都辽阳，在辽阳城东太子河东岸启建新城——东京城。1625年迁都沈阳。

清朝夺取全国政权后，因辽东系发祥重地，划归盛京管辖。经过清初多次调整，最后形成“以城为纲，而路及边门属之”的驻防城体制。奉天副统分辖兴京城，辽阳城、牛庄城、开原城、铁岭城、抚顺城等6个驻防城。顺治十年（1653年），设辽阳府，辖辽阳县、海城县，管理汉人户籍和田赋。1657年，裁撤辽阳府，置辽阳县，归属奉天府。康熙三年（1664年），改县，设辽阳州隶奉天府管辖，州府在今辽阳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制作《东三省督抚办事要纲》设辽阳州，隶属奉天府管辖。

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两千多年，辽阳一直都是等级较高的政权甚至是都城的所在地。

（二）稳定性

辽阳作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其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战国始置辽东郡，治襄平，秦汉因之。襄平城的具体位置从已发现的考古线索看，除清初东京城在现辽阳城东郊外，历代辽阳城邑的中心都在现辽阳城范围内外，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

历来都认为襄平位于辽阳老城区，如明《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记载：“襄平城，辽阳城西北隅。”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辽阳老城区的北部和南部（主要是东南）发现大批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可以证明，襄平城确实应在老城区。另外，近几十年来，在老城区，也零星发现一些战国、汉代至高句丽时代的遗址、遗物，如：沿中华大街从原四大庙、金银库至东园一线都曾发现汉代遗物，特别是金银库一带，在地下9米曾发现二口陶井，以绳纹陶井圈套接而成，井内还出土明刀币、一刀铜钱、铜弩机、陶罐以及高句丽莲瓣纹红瓦当等。这两口古井的时代应始建于战国，而出土的遗物则有战国、汉代、高句丽三个时期。在文圣路北段路东，即明代辽阳城东北角城墙内外，曾发现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出土汉代的铜斗柄和有“大吉利保牛犊”铭文的铜铃，以及高句丽红瓦、莲瓣纹瓦当等。这些发现都证明，襄平城就位于辽阳市老城区。因此《辽东志》说襄平城位于明代辽阳城的西北隅，大致不误。

像辽阳城这样，从战国到明代直到近现代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一直在一个地点延续，既未移到外地，甚至也未移到城郊，这不仅在燕北五郡中，就是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包括著名的古都，都是少见的。有关辽阳建城史的考古线索特别是早期建城的考古线索一直露头少，与各个时代层位依次迭压、早期遗存所处层位较深或更深有关。

（三）开放性

辽阳作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流中心，其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作为燕北五郡中最东部的一个郡治，辽阳理所当然肩负着燕国与广大东北亚地区诸民族交往的重任，而且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中原文化持续对东北地区、东北亚扩展与影响辽东的中心和枢纽。

这除了辽阳是最靠东的一个中心以外，还可能与辽阳近海和由海入河航运便利的地理条件有很大关系。

从自然环境上看，辽阳处于辽河平原与辽东山地的交接地带，太子河及其支流纵横其间，其西面还有一个偌大的湖泊——淡池（晋永嘉三年五月竭），可谓土地肥沃，水源充沛。不仅适宜于农耕，而且有利于渔猎。东部山区有丰富的煤铁等矿藏资源，这在铁器开始普及的战国时期尤为重要。另外，辽阳地近辽河，自古有舟楫之利，船舶从海上入辽河，再经太子河，可直达辽阳城下。

辽东历代有以渤海为主要海域的海道通山东与朝鲜半岛：战国时期燕国与齐国关系密切，战国秦汉时期都有齐人与燕人在海上活动并通过海上与朝鲜半岛交往的记载；东汉末年山东大族邴原、管宁等“浮海”移民频入辽东，又“从辽东还”“浮海还郡”；公孙氏统治辽东时期，“令行于海外”“越海收东莱诸县”，并通过海上与东吴交往。魏将司马懿围襄平城，“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直到明代洪武初年也是由山东渡海至辽东半岛南部登陆占领辽东的，此后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山东布政使司，设有分司，明王朝由登莱转运兵粮到辽东“岁以为常至”，又有以辽阳为中心抵御倭寇的辽东海防线；太子河曾多次发现明代前后的铁锚，有的长达3米，已是海船规模。畅通的海陆交通，便于来自各方的诸民族在辽阳聚居，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汇。

这种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通过对辽阳建置溯源，建城年代界定和历史定位的讨论，辽阳（襄平城）从战国直至清初是东北地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有时为大区首府，有时则为都城，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东北第一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