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教育从传统迈向近代，近代学制改革是重要标志，这一改革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的也多维度冲击了乡村文化传承。本文梳理近代学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实施内容，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剖析改革对乡村文化传承的具体影响，指出改革使乡村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制度文化体系解构、精神文化价值断裂，基于此，结合历史经验与现代实践，从乡村文化生态修复、现代转化路径、制度保障体系三方面加以思考，为当代乡村文化传承与振兴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近代学制改革；乡村文化；文化传承；冲击；文化振兴

引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强势冲击中国，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教育体系面临根本性变革.1901 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近代学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这场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核心的制度变革不但重塑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形态，对乡村文化传承也影响深远。乡村文化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学制改革强行推行使乡村文化的物质载体、制度体系和精神内核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深入剖析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中国乡村文化近代转型的痛苦,给当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珍贵的历史借鉴.本文从历史文献和乡村社会变迁这两个维度出发，系统考察近代学制改革影响乡村文化传承的机制，旨在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探寻文化传承的理性路径。

一、近代学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实施内容

（一）改革的历史动因与时代语境

传统教育体系的滞后性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暴露，朝野上下达成“非育才不能图存”的共识[1]。1898 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尖锐地指出，科举的弊病大家都能说，可要是不先端正科举的名分，就无法破除众多议论来兴起实学，这种批判直接指向传统教育和近代产业需求脱节，1902 年《大公报》统计，全国洋务企业技术岗位中，科举出身的仅占 3.7% ，留学归国人员与新式学堂毕业生占比达 62% ，乡村私塾教育也深陷严重危机。1900 年北方各省私塾，89%仍只将《四书》《五经》当作唯一教材，能开算术、地理等近代课程的不到 5% ，这种知识体系根本满足不了铁路、矿山、机械等近代产业对人才的需求。

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会学校直接形成了刺激因素[2]。到 1900 年单是美国传教士在华设立的学校就多达 1100 余所且 80% 位于乡村，这些学校分科教学、实行班级授课制并开设有物理、化学等课程，其毕业生在通商口岸颇得外资企业喜爱，如福建莆田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进入福州船政局的就业率是传统私塾生的 18 倍，这种现实差距逼得清廷推行教育改制，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把“造就各项实业人才”明确列为教育宗旨并要求乡村学堂“兼习算学、格致（物理化学），以裨实用”。

（二）学制改革的推行路径与制度设计

中国首个近代教育体系由癸卯学制构建而成，其在乡村推行时呈现出“强制改造”的特征[3]。1905 年科举废除后学部就通令各州县把现有的私塾逐一改造成初等小学堂且制定了奖惩办法，半年内改办的塾师有奖赏，逾期不改就停发地方学款。河北定县档案表明 1906 到1911 年间该县132 所私塾有68%被强制改办，部分乡村甚至处于三日一查五日一劝的高压状态，在课程设置方面传统蒙学内容被新学堂严格排除，1907 年《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用《国民必读课本》《算术教科书》替代《三字经》《百家姓》，山东曹县某乡村学堂塾师因私授《千字文》被劝学所罚三个月薪酬。

反传统倾向被壬子癸丑学制进一步强化，1912 年教育部通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首次将“体操、图画、手工”列入必修课程，在乡村实施时这一改革引发了剧烈的文化冲突。1913 年江苏吴县就发生了“反学堂风潮”，村民觉得“新学废经，子弟将不知人伦”于是焚毁了 3 所学堂、殴打了 5 名教员，到1922 年壬戌学制时美国的“进步主义”理念被引入乡村教育开始推行“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设立乡村实习农场要求学生“半日读书，半日耕作”，这种想将传统农耕和近代教育融合起来的尝试由于师资匮乏、设备简陋，实际实施效果有限[4]。

二、近代学制改革对乡村文化传承的多维冲

（一）乡村物质文化传承的断裂危机

建筑文化因教育空间的重构而流失，传统乡村私塾常以祠堂、庙宇为依托进行建设，徽州乡村私塾大多是“前堂后寝”的形制，木雕砖雕以“耕读传家”为主题装饰着天井、照壁、梁柱，仅黟县西递村的私塾建筑中就留存着 120 多幅反映《论语》典故的砖雕作品。1904 年《初等小学堂建筑图式》强行推行“西式教室+操场”的标准化设计，1912—1928 年安徽绩溪改建的 27 所学堂中，有 23 所拆除原雕花梁柱，换用红砖拱券结构，使得徽州建筑“三雕”工艺重要的展示载体消失，山西平遥横坡村李氏祠堂改学堂时，为拓宽教室空间把记载家族科举功名的“旗杆石”毁了，导致这些承载乡村教育记忆的物质载体永远消失。

教学典籍与工具的散佚情况更为严重，传统私塾里的线装古籍、科举墨卷、文房四宝等往往有着独特的工艺技术，如湖州某私塾收藏的明代“湖笔”，制作时得经过“择料、水盆、结头”等 128 道工序。1915 年私塾改办学堂时，这批毛笔和 200 多册明清科举文献被当成废纸变卖，1925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调查发现，华北乡村每所私塾学堂平均会流失 300-500 册典籍，这里面不乏宋刻本《诗经》、明清名人批校本。江苏吴县发现的《汪氏私塾藏书目》表明，1900 年这个私塾藏有 872 种古籍，1912 年改成学堂后就只剩下143 种，剩下的有的被焚毁，有的流传到书商手中，文徵明手批《论语》等珍本也在其中。

（二）乡村制度文化体系的解构困境

传统治理逻辑被教育自治权的丧失打破，明清时候乡村教育是“宗族-乡绅”自治模式[5]。江西婺源江氏宗族规定族里设两所私塾，经费从族田收入里支取，塾师由族老会聘请，乡村教育和宗族制度紧密联系起来。但是 1906 年《劝学所章程》规定乡村学堂归州县劝学所管，经费从地方公款公产里出，河北翟城村 20 世纪 20 年代的档案表明该村学堂经费改由村民按田亩分摊，比传统族田资助多了 37% ，1924—1927 年发生了 17 起经费纠纷，导致学堂停办，制度改变使乡村教育主导权丧失。1930 年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调查发现72%的乡村认为学堂是官府的事，和百姓关系不大。

文化传承主体出现断层是知识精英流失导致的，在传统的“私塾-科举”体系里，乡村士子凭借科举达成社会流动。如浙江绍兴安昌镇明清时期出了 11 个进士、43 个举人，这些返乡的士绅成为乡村文化的核心群体，但是学制改革之后，新式教育的中心搬到城市。1909 年全国83 所高等学堂有 76 所在城市，乡村知识青年若想接受教育只能去往城市，1931 年《乡村建设》杂志对江苏无锡做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乡村青年 87% 都流向上海、南京，形成了“乡村人才城市化”的趋势。山东济宁的某个乡村 1912—1949 年期间外出求学的青年有 127 人只有 3 人回来，这使得乡村“既缺乏识字的乡绅，也没有在乡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乡规民约、宗族制度因缺乏阐释主体慢慢失效。

（三）乡村精神文化价值的裂变危机

文化认同危机由价值观念的冲突所引发，传统私塾以“忠孝仁义”为核心，如《弟子规》中“父母教，须敬听”这样的训诫构建起乡村伦理基础。而新式学堂引进西方价值观，1913 年《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平等”一课讲“天之生人也，有贵贱贫富之别，非人情也，皆习惯为之耳”，这观念和乡村“尊尊亲亲”的伦理尖锐对立。1915 年湖南醴陵有“子告父”之事，某学堂学生以“平等”为理由，不肯给父亲行跪拜礼，族长用家法惩处他，学生就向县衙告状，结果族长被罚款，此事在乡村引起震动。《醴陵乡土志》记载“自此以后，子抗父命、妻逆夫纲者渐多，乡村礼教差不多崩溃”。

民俗文化传承链条断裂带来的消极影响巨大，传统私塾教育和乡村民俗融合较深，清明祭祖时私塾学生需要写祭文、修族谱，端午中秋组织诗词吟诵，而新式学堂推行“去民俗化”教育。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止社会习俗劣点》将传统民俗说成“封建迷信”。20 世纪30 年代浙江温州学堂不允许学生参加传承了 600 多年的“拦街福”民俗，1936 年后该民俗就消失了。福建福州郊区的调查表明，1900-1949 年间乡村民俗活动从 38 项降到 12 项，其中因新式教育冲击导致消亡的占 47% 。广东梅州的“客家山歌”本来私塾学生节庆时会传唱，学堂却禁止唱传统歌谣而推广《竹马舞》等“新民俗”，本土文化记忆便慢慢变淡。

三、近代学制改革视域下乡村文化传承的现代思考

（一）乡村文化生态的修复与活化路径

教育空间活态保护需兼顾历史原真性与现代功能，山西平遥横坡村的做法值得借鉴[6]。1912 年改成学堂的李氏祠堂被该村部分恢复成私塾模样，原有的“忠孝传家”匾额和雕花梁柱得以保留，在厢房设置了“近代学制改革展厅”，用实物陈列展示从私塾到学堂的转变过程，这种“一屋两制”模式既留存了“门当贵胄”般的建筑文化符号，又赋予其文化展示功能，能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乡村教育的变迁，安徽黟县修复乡村学堂时严格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将 20 世纪 20 年代改建时添的西式门窗编号拆除后安装上传统格扇窗，还增加了恒温恒湿系统保护内部文物，从而科学地保护了物质文化。

教学典籍数字化传承能够突破物理保存的限制，苏州图书馆的“江南乡村典籍数据库”项目运用“原典+解读”模式，在对《声律启蒙》进行数字化时，同步录制非遗传承人吟诵“云对雨，雪对风”等对仗句式的音频，让静态文本有了活态传承。云南丽江把东巴文典籍转化成动画短片，在乡村小学课间播放，这一现代转化让 100 多部东巴文经典重新进入儿童的文化视野。

（二）乡村文化传承的现代转化机制构建

制度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于“政府-社区-乡贤”协同机制，浙江义乌何斯路村“文化议事会”模式就是成功范例。该议事会由 3 名退休教师、2 名企业家、5 名村民代表构成且能独立对乡村文化事务作出决策，如制定《何氏家训现代版》、规划民俗活动日程之类的事都需村民代表来负责，并在教育方面议事会和高校合作构建“乡村振兴学堂”，春季学期教红糖制作等传统工艺，秋季学期讲电商运营等现代技能，“传统+现代”的课程设置让200 多名青年村民回来参与文化传承。四川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建立了“文化股份合作社”，村民拿祖传器物、技艺入股开发文创产品，2023 年人均文化分红达到 3800 元，这表明制度文化借助经济机制能够再生。

（三）乡村文化传承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

对于乡村文化传承而言，建立分层保护机制是法律保障也十分关键。这一点可以参考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乡村文化遗产能被分为“物质文化财”“非物质文化财”“民俗文化财”这三类，其中私塾建筑、教学工具属于物质文化财，原址保护要对其实施，蒙学技艺、教学方法涵盖于非物质文化财，用传承人制度予以保护，教育相关的节庆活动属于民俗文化财，需进行活态传承。福建龙岩已经先行试点，客家土楼私塾被列为“重要民俗文化财”，其改造得经过文化遗产部门审批，每年可获取 20 万元保护资金，17 座土楼私塾教育功能得以保持，2023 年颁布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乡村传统教育建筑十年内不许拆除，改建要保留原有文化符号。

在具体实践中，要激活社会资本的多元投入机制。2018 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乡村文化传承专项资金”，年均投入25 亿，其中教育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占 15% ，像山西平遥私塾修复项目就得到800 万专项资助，并且企业公益基金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碧桂园“乡村文化振兴基金”在广东英德对私塾修复、非遗传承等项目予以资助，“英石雕刻传承班”培养了47 名学徒，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浙江宁波“乡村文化大使”计划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招募 300 多名城市文化工作者驻村服务，高校教师为乡村学堂开发“传统蒙学+现代思维”课程包，将《三字经》中“为人子，方少时”与思维导图训练相结合，这种创新教学能够促进乡村儿童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

总结：近代学制改革对乡村文化传承的冲击，本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文化领域的冲突。历史经验表明，乡村文化传承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可“固守传统”，而应尊重规律，推动传统与现代融合。这需要政府、社区、知识精英和村民多方协作，从物质文化保护、制度文化创新、精神文化重构着手。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历史教训，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乡村振兴筑牢文化根基，让乡村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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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钰靖.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基于学制改革的研究视角[J]. 职业教育研究, 2023, (11): 89-96.

[3]潘靖轩. 近代三次学制改革下我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嬗变与重塑[A] 第 2 届国际体育史学科发展高峰论坛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C].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成都体育学院,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2023: 1.

[4]田正平. “癸卯学制”两甲子考论——纪念第一部全国施行的近代学制颁布 120 周年[J]. 教育研究, 2023, 44 (04): 66-79.

[5]贾鸽. 近代学制改革视域下京津冀地区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J]. 高教论坛, 2021, (07): 77-79.

[6]闵钟. 何以为师：近代中国高等师范课程研究（1902-1949）[D]. 福建师范大学, 2021.

作者简介：吴彦芳，1978 年 11 月，女，汉族，宁夏吴忠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国近现代史。

本文系山西大同大学校级课题《近代学制转变下的山西乡村社会》项目编号 2019K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