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政治谣言向家校社群的渗透对高校治理构成严峻挑战，本研究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防疫论”，以L校创新的“辅导员－学生－家长”三角驱动模型为框架，采用多案例比较法，深入分析三起家校谣言事件的处置过程，发现该模型在提升响应速度、控制传播范围和强化价值共识方面成效显著，辅导员的中枢协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和家长的协同阻断形成了有机协同机制。然而，模型效能受制度保障不足、主体能力差异和谣言属性等多重因素制约。这些发现为构建适配高职院校特征的网络政治谣言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三角驱动模型；网络政治谣言；协同治理；响应效能；案例研究

法国学者普费雷指出：“有政治便有谣言存在”，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实语境下，有网络政治便有网络政治谣言的存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为滋生和扩散谣言提供了温床。青年大学生价值取向和辨别信息的能力还不强，心智还不成熟，在虚拟空间中缺乏审慎地思考和全面的认知，容易出现网络行为失范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谣言传播已突破校园边界，通过家校群等渠道形成复杂的治理难题。

笔者以 L 校为研究场域，探索构建了以辅导员为中枢的“三角驱动”协同治理模型，通过激活学生和家长的主体性，形成扁平化治理新路径。

本文重点探究该模型在实际应对家校谣言事 中的响应效能如何？其效能发挥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三起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旨在为高校网络政治谣言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现有研究普遍认同多元协同在网络政治谣言治理中的重要性，但多聚焦宏观架构：刘浩男等提出从构建政府主导的信息公开与智能监管协同机制、实施公民政治素养与媒介能力的融合提升工程、建立媒体行业自律与平台责任协同规制体系、推进国际传播规制与话语体系建设四个维度来治理网络政治谣言[1]。马阳等认为高校网络治理是一个由多重要素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强调高校应从资源整合、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等方面加强协同合作，建立健全多部门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联动机制，实现网络舆情的及时监测、周期性态势感知和多维度处置响应，形成强大的舆情应对合力[2]。

在治理策略上，钱美玲等指出以技术赋能技术本身的治理， 是发挥技术反制功能的题中之义，利用必要的信息技术对网络政治谣言进行跟踪与拦截[3]。张爱军则强调要关注个体的认知偏差和情感需求，认为个体是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的关键节点，建议从个体角度出发 ，通过提升网民个 [4]。张佳佳提出的“防疫论”为治理提供了新视角，强调面对网络政治谣言，关键 免疫力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减少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性[5]。但现有研究对家校协同场景及辅导员这 功能研究关注明显不足，未能有效揭示多元主体在互动中的效能生成机制。

一、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一）文献综述

该框架将宏观的协同理论微观化、操作化，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评估治理模型是否既“有效”又“有益的完整指标体系。

响应敏捷性：考察系统从识别谣言到启动干预的效率，重点关注“黄金处置期”内的

二、研究设计与案例背景

协同联动性：评估辅导员、学生、家长、校内部门等多方主体在信息共享、行动配合、资源整合上的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和防疫论，研究组构建了一个四维分析框架，旨在评估“三角驱动”模型是否既能“扑灭火情”，更“增强体质”，实现从源头防控到传播阻断的全链条治理。

（二）分析框架（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尝试建立整合性分析框架，探索家校场景下的协同治理路径。

教育赋能值：关注过程是否提升了参与者的辨识能力、理性思维和价值认同。

风险控制度：衡量治理行动在遏制传播、消除影响、修复信任方面的最终效果

案例选取遵循典型性与变异性平衡的原则。三个案例均来自家校场景，但在谣言类型、传播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设计既保证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又为比较分析提供了空间。

采用质性研究取向下的多案例比较研究法，该方法适合于对当前现实 生活情境中的复杂现象进行深入、整体的探究，尤其适用于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与我们试图揭示“三角驱动”模型运行机制的研究目标高度契合。

深度访谈：对 3 名辅导员、6 名学生骨干、6 名普通学生和 5 名家长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重点关注其在事件处置过程的认知变化和行为选择。

数据收集方面，采用了三角验证法：

文档分析：系统收集了与三起事件处置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班级群聊天记录、协调会记录、辟谣声明等。

参与观察：作为观察者，笔者实地参与了事件处置协调会，获取直观的过程性资料。

案例均发生于 L 校，分别涉及国家政策、校园安全及师德师风，这种差异化的案例选择，为检验模型在不同情境下的适应性提供了可能。

（1）核心机制：辅导员通过“四权赋能”（信息获取权、跨部门协调权、家长动员权、考核建议权）确立其中枢地位，此设计借鉴了协同治理理论中关于核心协调者的论述，但创新性地将这一角色赋予基层辅导员。

1.“三角驱动”模型具体架构：

（二）案例背景与模型架构

学生端：通过专业社团、主题班会和实践活动实现主体参与，体现了“防疫论”中通过主动参与提升免疫力的理念。家长端：以家校群、亲子打卡活动等形式， 将其转化为谣言阻断的协同力量与清朗网络空间的共同建设者

校内端：建立与宣传部（舆情监测）、学工部（考核激励）、马院（理论支持）的固定协作流程。

中枢协调：她同步向学工部领导汇报，并联系马院院长，请求提供权威政策解读。马院院长在 30 分钟内提供了详细的官方政策链接与解读文本。学生动员：李老师将权威材料转发给班长和“谣言侦查社”社长，要求他们制作一图读懂式的辟谣海报并撰写安抚性说明。家长协同：李老师在本班家长群发布正式通知，明确指出此为谣言，附上权威链接与学生制作的海报，并发起“已阅接龙”，确保信息送达每一位家长。（3）反馈（24 小时内）：次日，学工部将此案例作为典型，在周会上进行通报，提醒各班级关注类似舆情。李老师事后召开主题班会，巩固教育效果。

（1）监测（0-1 小时内）：事件起源于周末晚间，一名 2025 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家长在群中看到谣言后，出于疑虑主动私信辅导员李老师，李老师第一时间识别为重大政策谣言。

案例 B：2025 年5 月，一则声称“某专业实训室发生严重触电事故，一名学生重伤”的短视频在部分学生的抖音、快手及实习社群中流传发酵。该谣言属校园安全类，主要在学生社交平台传播，其传播渠道较为隐蔽，检验模型的学生动员效果。案例 C：2025 年 6 月，期末考核期间，一则关于“某教师暗示学生送礼以提高期末成绩”的匿名帖在校园论坛引发讨论。该谣言属师德师风类，源于校园内部论坛，并在小范围学生群体中私下传播，敏感性高，检验模型处置复杂问题的能力。案例选择既保证了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又为比较分析提供充分空间，有助于全面考察“三角驱动”模型在不同情境下的运行效能。

案例 A：2025 年 9 月，一则关于“国家将取消职教专升本”的伪造政策截图在多个新生家长群中传播。该谣言属政策类谣言，源于一个自媒体公众号，通过家校群扩散，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广的特点，考验模型的应急响应能力。

三、案例分析（2）教育与处置（1-4 小时）：

（3）运行闭环：整个系统构建了从监测、识别到响应、反馈的动态循环，且每个处置周期都包含评估优化环节。

2.案例基本情况：

（一）案例 A：“职教专升本取消”事件（政策类）

1.响应过程还原

响应速度极快。1 小时内启动，4 小时内完成初步处置。家长的首询是关键触发点。协同程度高。辅导员中枢协调流畅，马院响应迅速，学生创作高效，家长配合度处置效果较好。谣言在当晚即被扑灭，未形成跨群扩散，家长焦虑迅速平息。

（二）案例 B：“实训室安全事故”谣言（校园安全类）

1.响应过程还原：

教育价值良好。成功将该危机转化为一次精准的政策宣传

中枢协调：王老师立即请求实训中心协助，中心管理员 5 分钟内反馈当日所有实训课程正常，并提供了实训室正常运行的监控截图。

（1）监测（0-3 小时内）：谣言在工作日午后出现。“谣言侦查社”成员在抖音平台率先监测到该视频，立即截图报告给辅导员王老师，且王老师收到实训中心管理员的问询电话。（2）教育与处置（3-8 小时）：

学生动员：王老师指令“谣言侦查社”制作“现身说法”式辟谣短视频。社团队员当即前往涉事实训室，拍摄了一段展示设备安全、环境正常的短视频，并由出镜同学直言“我们刚下课，一切安全”。

（3）反馈（一周内）：王老师与实训中心联合向学校宣传部备案，一周后，在“谣言侦查社”的社团活动中，对该视频的传播路径和辟谣策略进行复盘分析。

家长协同：由于谣言未大规模侵入家长群，王老师采取了预防性策略，在家长群发布了一条“今日实训教学一切正常”的温馨提醒，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

协同程度较高。辅导员与业务部门（实训中心）协同高效。学生主体作用突出，成了辟谣的“主力军”。

处置效果良好。短视频辟谣形式契合传播语境，在学生群体中效果显著，有效遏制了谣言蔓延。

教育价值较高。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能动性，是一次成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实践。

响应速度较快（3 小时内启动）。学生社团的监测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2.效能评估：

（1）监测（0-24 小时内）：谣言在校园论坛匿名区发酵，最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至有学生私下向辅导员张老师表达担忧，张老师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

中枢协调：张老师没有贸然在公开场合回应，而是严格按程序向学工部和纪检办公室报告，纪委介入进行秘密核查。学生动员：张老师未大规模动员学生，以免对涉事教师造成二次伤害或引发逆反心理。她与主要班委进行私下沟通，要求他们稳定班级情绪，不信谣、不传谣，并收集同学们的情绪反馈。家长协同：谣言未传播至家长群体，未启动家长端干预。

研究发现，“三角驱动”模型的有效性并非源于简单的多方参与，而是建立在其成功构建了一个具有“网络化免疫”特征的治理生态，该生态的核心机理体现在三个层面：

2.学生主体的深度参与实现了治理过程的“内化”与“传播”。模型最具创新性的设计在于将学生从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伙伴。案例 B 生动地表明，学生社团创作的“现身说法”短视频，其传播效力和说服效果远超传统的官方声明。这实质上是“防疫论”的成功实践：学生通过主动参与辟谣内容的创作与传播，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信息鉴别能力（获得“免疫”），更以其熟悉的语态和方式影响了同辈群体（产生“抗体扩散”）。这一过程实现了治理与育人的深度融合，将一次危机事件转化为一场生动的媒介素养实践课。

其次，主体的“能力鸿沟”可能导致治理效果的“内卷化”。案例 B 中学生骨干表现出色，但其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团前期建设和个别教师的重点指导，这意味着模型效能可能局限于少数活跃分子，而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效果衰减。同样，家长参与度也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如果缺乏针对性的能力提升计划，这种“精英化”参与模式可能使治理网络出现结构性脆弱，难以应对大规模、复杂的谣言冲击。

3.家长群体的协同作用构筑了谣言扩散的“社会防火墙”。案例 A 证明，家长一旦被有效动员，便能成为阻断谣言家校传播的关键节点。这种效能的背后，是模型成功激活了基于日常互动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即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非正式的信任网络，相较于刚性的制度规定或技术过滤，其作用机制更具弹性和亲和力。

（一）协同优势的生成机理：从“线性管控”到“网络化免疫”

1.辅导员的中枢角色实现了治理资源的“活化”与“整合”。案例表明，当辅导员通过“四权赋能”从被动的信息传递者转变为积极的资源协调者时，治理效能发生质变。案例 A 中，辅导员迅速链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理论权威；案例 B 中，其有效调动了实训中心的实证资源，这种角色转变的关键，在于辅导员利用其身处基层的独特位置，将原本分散的、静态的行政与学术资源，激活为针对特定谣言的“精准灭火器”。

首先，制度的“虚化”是制约协同深度的关键瓶颈。研究发现，尽管模型设计了“四权赋能”，但在实际运行中，辅导员的“跨部门协调权”更多依赖个人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而非刚性的制度保障，这导致协同效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这种协调权从一种“个人能力”转化为“制度性权力”，是确保模型可复制、可推广的根本所在。

最后，谣言属性的“情境特异性” 要求治理模式的“动态适配” 三起案例的对比清晰地表明，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响应模式。对于事实型谣言，快速、公开、多主体的“饱和式”响应是有效的；但对于涉及伦理、法律的敏感型谣言，盲目追求速度和广度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此时“程序优先、精准回应、有限协同”的审慎模式更为适宜。有效的协同治理必须是一种具备高度情境智能的“敏捷治理”，能够根据威胁的性质动态调整其策略和姿态。

网络政治谣言不可能永远消失，要想让其减少对公众、社会和国家的危害，最根本的方法是提升机体自身的“免疫力”。实践表明，“三角驱动”协同治理模型正是培育这种内生免疫力的有效载体。通过对三起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我们得出以下核心发现：

（3）官方处置：48 小时后，经纪委核查，确认为恶意诽谤，学校官方发布声明以此澄清事实，并表示将追究造谣任，张老师随后在班级正式传达了官方声明。

基于三起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与交叉比较，本研究清晰地揭示了“三角驱动”模型在应对家校网络政治谣言时的运行效能、内在优势及其约束条件。

（4）反馈：事后，学校加强对校园论坛的实名化管理，张老师在班级开展了“网络诽谤法律责任”2.效能评估：

响应速度审慎（24 小时后启动正式程序）。对于敏感类谣言，速度让位于程序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协同程度中度。协同主要发生在辅导员与校级职能部门之间，学生和家长的协同作用有限，这是由事件性质决定的。

模型的效能并非无限，其发挥受到多重条件的严格制约，深入理解这些约束是优化模型

教育价值高。事件成了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课，但过程警示了此类敏感谣言处置的复杂性与高难度。四、综合讨论

（2）教育与处置（24-72 小时）：

1.响应过程还原：

五、结论与启示

（三）案例 C：“教师收受礼品”谣言（师德师风类）

处置效果较好。通过权威渠道澄清，最终平息事件，但初期的“静默期”可能让部分学生产生猜疑。

（二）效能约束的深层剖析：制度虚化、能力差异与情境挑战

（一）研究结论

最后，模型的可持续性面临“制度赋能”与“能力建设”的双重挑战，这构成了从“有效”迈向“高效”的关键瓶颈。案例执行过程中，辅导员协调工作的成效仍较大程度依赖于非制度性沟通，反映出“四权赋能”尚未完全从理念转化为刚性制度。同时，学生骨干与普通学生、活跃家长与沉默家长之间的参与度差异，揭示了主体能动性不均衡所带来的治理效能损耗。因此，推动制度性保障以固化协同流程，并通过差异化培训提升各主体参与能力，是未来深化的方向。

首先，模型的有效性体现在其构建了一个基于信任的“生态化”治理网络。与依赖技术管控或行政命令的传统路径不同，该模型将辅导员、学生与家长三大主体转化为利益共生、责任共担的治理共同体。案例 A 的成功处置证明，基于日常家校互动所积累的信任资本，是实现谣言快速阻断的“润滑剂”；而案例 B 则显示，通过赋能学生主体，可以激发其运用朋辈语言和新兴媒介进行“精准辟谣”的创造力。这种“去中心化”的协同网络，展现出了比单一权威主体更强大的环境适应性和韧性。

其次，模型的适用性具有显著的“情境敏感性”，而非一成不变的教条。研究发现，治理策略必须与谣言的性质相匹配。对于事实澄清型谣言，模型可启动“全员参与”的快速响应模式；而对于涉及道德伦理的敏感型谣言，则需转向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审慎治理”模式，此时协同的广度让位于处置的精准度与合法性。这警示我们，将“协同”简单理解为“参与主体越多越好”是一种误区，真正的效能在于动态适配与精准发力。

（二）实践启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为高校网络政治谣言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1）对于一线学生工作者而言，关键在 标准化 “模块化” 。一是编制分类响应指南：应依据谣言类型，开发差异化的“三角驱动”应急 图，并嵌入辅导员工作手册，实现“按图索骥”、一键启动，降低对个体经验的过度依赖。二是投资主体能力建设：应将学生“谣言侦查社”等组织正式纳入社团体系，提供稳定的资源支持；同时，开发面向不同背景家长的“网络素养工具包”，通过低门槛任务设计提升其参与意愿和能力。

（2）对于高校管理决策者而言，重点在于构建“制度保障”与“组织学习”的长效机制。一是推动制度性赋能：应尽快修订《辅导员工作条例》，以明文形式赋予辅导员在舆情应对中获取信息、发起跨部门协调的程序性权力，并将相关部门的响应效率纳入其绩效考核，从而破解“协同惰性”。二是建立案例复盘与知识管理系统：将本研究及其他典型案例转化为内部教学资源，定期组织跨部门模拟演练和研讨，将个体经验沉淀为组织智慧，形成应对谣言的“集体记忆”，持续优化响应流程。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如案例均取自同一所院校，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更多研究检验。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模型研究，扩大应用范围，完善评估体系，为推动高校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网络政治谣言治理任重道远，但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我们必将构建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防线。

[参考文献]

[1]刘浩男，程洪宝.网络政治谣言：基本样态、生成归因及纠治进路[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5，26（04）.

[3]钱美玲，张元.国内网络政治谣言研究：现状与展望[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05）.

[4]张爱军，段玉茹.“谣言的内幕”：个体心理视角的网络政治谣言生成与应对[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7（03）.

[5]张佳佳.抵抗与免疫：抵御网络政治谣言的可能性及路径——以“防疫论”为视角[J].东南传播，2020，（05）.

[2]马阳，冯婉怡.数智时代高校网络舆情演变规律及引导策略研究[J].传播与版权，2025，（17）.

[基金项目]“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泸州市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心项目”课题《高职院校辅导员视角下网络政治谣言协调治理路径研究》（编号 SHAQ202501）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