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社会工作介入和参与社区治理领域的实践也在增多。既存农转非社区已经有了一些治理实践，但当前面临被忽视和转型的问题，对其积累的服务经验开展研究，能够为新旧农转非社区的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样本。本文以社会系统理论为解释视角，运用访谈法、文本分析法和参与式观察法，结合泸州市A街道T小区的治理案例，提出农转非社区治理主要面临“人口流动性大、居民素质低、政策执行难度大、治安管理失序、角色转变困难、资源匮乏、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参与农转非社区治理有多条可行的路径，通过协同治理，推动建立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关键词：农转非社区；社区治理；社会工作；路径研究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发展社会工作的战略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活社会组织活动”的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基层治理平台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1]。社会工作的角色逐渐扩展到社区治理领域，成为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社工深入社区开展人文关怀行动，从而与居民建立信任关系、化解社区内部矛盾、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随着社区需求的多样化和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解决社区问题的思路，逐渐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观念转变；通过优化社会工作的参与方式，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健康且富有活力的生活环境，促进社区的持续发展。

在21世纪前十年，为推动经济增长，我国城乡结合部地区开始大规模征地建房建厂，这使农转非社区数量迅速增长。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对农转非人口进行控制和管理。2017年后，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0%，农转非社区的增速也随之放缓。有学者认为当前部分拆迁安置社区存在正式治理体系冗余、股份社运行不畅、居民强认同与弱参与对冲、村庄依附性向社区传递等问题[2]。因此我们需要将关注重心从“新增”农转非社区向“老旧”农转非社区倾斜。

（二）文献回顾

（1）关于农转非社区治理的国内研究

农转非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产物，它与政府部门的拆迁安置政策有紧密联系，是指政府在征用原农村地区集体土地后，为失地农民统一修建住宅，将其集中安置在一个地域范围内，使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的过程。当前学界对于“农转非社区”有多种提法，如安置社区、拆迁社区、农转居社区、村改居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失地农民社区等，但其都是。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统计，截至2025年5月16日，篇名中含有“农转非”的期刊论文共有 450篇，但其中以“农转非社区”为题的仅有 50篇，以“农转非社区治理”为题的仅有5篇，且离现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成果的发表时间为2018年。

197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3]；2024年末，全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7.00%[4]。我国城市化增速逐年减小，占地安置速度也随之放缓；加上征地政策的优化调整，部分地方政府占地后不再集中修建安置房，因此近年来我国新增农转非社区数量较少。政策倾斜或许是相关研究数量减少的原因之 一，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既存农转非社区治理新进展的忽视。

（2）关于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的国内研究

早在2015年就有学者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进行了研究。花诚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改善功能”路径，具体可分为“适应功能、目标达成、潜在模式维系、整合功能”路径，通过功能条件的满足，协调社区功能，实现社区整合发展[5]。闻英等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资本”路径，通过“营造相互信任的社区氛围、形成公认的社区规范、构建丰富的社会网络”等方面建立协调的社区人际关系，从而达到社区治理的目的[6]。张辰阳从多元赋能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赋能”路径—即“政党、政府、社区、居民”，四种行动路径相互作用，最终指向社工参与治理能力的提升[7]。李嫣冉从党建工作的视角出发，指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党建引领”路径，在实现多元主体合作的基础上，发挥党员作用，利用党建资源，促进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8]。卢瑾等从五社联动的视角出发，指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在于调整组织结构、建立利益联结与激励机制、促成集体行动，形成“组织-利益-行动”三重维度的创新路径[9]。

有部分学者对“农转非”社区治理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吴沈情等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内外协同”路径，以社区需求为前提，社工嵌入为基础，社区资本为目标，通过“社区党委、居民委员会”等社区内主体与“上级政府、社工机构、共建单位”等社区外主体的协同合作，形成“以外助内”的局面[10]。陈为智等总结了社会工作参与回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路径，通过“再造公共空间、培育社区文化组织、打造邻里共同体”等方式培育社区治理共同体，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的积极性[11]。丁峰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村改居社区治理的“一体多元”路径，总结出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促进多中心联动机制建设与实施、挖掘社区资源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领袖提升居民参与意识、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构建支持网络[12]。

（3）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未经历“农转非”的过渡阶段，笔者并未找到有关农转非社区的文献资料，只在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划分中提到“城市边缘地带”的发展和治理，与国内的“城乡结合部”概念相似。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方面。社区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他认为社区是建立于地缘、情感等具有人情气息的概念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13]。Richardson认为社区治理是治理的灵魂工作，是在地方与全球区域之间建立支持和联系[14]。Peter认为，社区治理除了强调对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益赋予外，还强调对居民参与行为的评价和问责[15]。

国外也有学者研究了“社区治理的路径”。围绕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Himmelman等人曾提出“草根创新”这一概念，简单来说就是让草根个体和组织针对本地区利益相关治理问题自下而上地提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16]。Phillips认为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发挥优势主要通过两个路径，一是政府的竞争性购买，二是财政支持[17]。

（4）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农转非社区治理提供了多元化的观点，但仍有待完善：如对后疫情时代“老旧”农转非社区治理的现状、对策以及路径等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对不同视角下形成的多种参与路径并未形成统一梳理；对如何改善老旧小区的生存环境、如何提升农转非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如何推广既存农转非社区治理的路径和模式等，都没有涉及。以上缺口为本研究提供了可介入的空间。本研究致力于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农转非社区治理的可行路径，尝试解决老旧农转非社区治理中的问题，为新增农转非社区治理工作提供经验和参考。

（三）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系统理论展开叙述。社会系统理论把人与生活环境看作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元素组成的系统整体，协调或均衡是系统运行与维持的基本条件，社会工作要帮助恢复各子系统或元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使之有效配合、相互协调[18]。 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包括但不限于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社区领袖或志愿骨干力量、社区自组织、社会组织、物业公司、辖区内行政单位及其他营利性企业等。这些主体既有个人，也有组织，它们是不同的子系统或元素，共同构成了社区治理系统。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使它们能够通过相互支持与协商沟通，形成一个充满合力的系统整体，从而应对社区治理难题，使各子系统的生态功能得到持续发挥，提升治理成效。

（四）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首先是访谈法，笔者遵循信息饱和原则，对7位社区参与主体进行了访谈，他们的身份有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居民。由于学业原因，本次访谈全部以线上电话回访的方式完成，受访者皆为自愿参与，并被告知了研究目的和用途，在后文中对其隐私信息进行了匿名处理，然后将搜集好的录音资料整理成对话文本，据此分析农转非社区治理的现状，探究多元主体路径如何构建和得以强化。其次是文本分析法，笔者通过参与社区治理项目，获得了一些文本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最后是观察法，笔者结合曾经在A街道社工站实习的经历，对T社区治理资源、行动、存在的问题都较为了解。

（2）案例概况

李岩认为“农转居”社区普遍存在居民流动性大、弱势群体集中、违章建筑多、安全隐患多、基础设施差、环境整治难，以及交叉管理带来的职能重叠、缺位等实际问题[19]。T社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上述治理困境。街道下辖4个社区、3个行政村，办事处距泸州城市中心9千米，沿长江岸线7千米[20]，其中T社区主要由T小区、G小区、人才公寓（廉租房）和工业园区组成，T小区是T社区的主体，也是街道最大的一个占地安置小区，小区人员主体为失地农民和企业下岗安置职工。一方面，社区居民各类矛盾激化；另一方面，事务性工作繁琐，这些都加大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近几年，T小区对面新建了一个商品房G小区，G小区有电梯和物业，二者的对比加剧了居民的不满。

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A街道从2008年起开始多批次征地建房和建厂，存在大量农转非和企业改制安置人员，基层治理中居民由于身份转变、历史遗留问题等与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2013年街道成为泸州国家高新区下辖街道、2015年撤乡改街道。2021年，A街道响应区政府的政策号召，设立了“城乡社区治理试点项目”，第一次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2022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在A街道顺利落地，社会工作服务站首先入驻了T社区，开展“新生态计划”，以化解小区矛盾、增强社区治理能力。囿于疫情以来的经费困顿，街道从2023年起不再设立社工站项目，但考虑到T社区矛盾最为突出，因此专门在T社区设立了“泰美港湾项目”，拨款支持农转非社区治理。

之所以选择T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第一是因为其具备农转非社区的典型特征，多重问题的存在不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笔者兼有实习社工、研究人员和本社区居民的三重身份，对社区基本情况较为了解；笔者多次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工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较为熟悉，较强的人际连接也便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第三，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契机，T社区自2021年年底开启了社区治理实践，至今已持续3年半的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社会工作参与既存农转非社区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表 1 访谈对象情况一览表

注：“访谈记录 2025050801”表示“2025 年 5 月 8 日和序号 01 的访谈对象的对话

二、T社区治理困境

（一）人口流动性大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和省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由于靠近厂区且租金便宜，有大量省外务工人员租住在T社区，增加了社区内部人口的多样性。“这两年企业不景气，外地人口肯定是走了些”（访谈记录2025050801）。人口流动加大的同时，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本社区人口也渐渐流出，他们倾向于在新建的商品房小区购房。在中小城市，像T社区这样本地和外地人口都在流失的农转非社区比比皆是。

（二）居民素质低

许多居民占地上街后，仍保留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加上老年人口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导致了多方面的问题。例如，有居民向社工反应小区的安全隐患，“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电瓶车、摩托车停在楼梯间门口充电”（访谈记录2025050706）。有居民反应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需要整顿，“停车有点难，其他都还好，可以采取管控车辆的方法”（访谈记录2025050705）。社区工作者愤怒地对社工说，有居民在公共区域栽种田地和喂养家禽，城管也拿他没办法，“你要说我违法，我也没违法，大不了你道德层面上谴责我”（访谈记录2025050801）。文化观念的冲突也导致社区居民与社区互动面临挑战，直接影响社区的凝聚力。

（三）政策执行难度大

社区工作人员在推行一些必要的政策时，遇到了较大的阻力，主要是因为部分居民经济条件较差且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政策。“我们这种社区，很难执行上边的政策，大家基本上都是普通工人，没有几个关高工资的，不是不愿意交医保，对于我们小区的有些人来说，确实困难”（访谈记录2025050801）。社区工作者执行创文迎检劝导时也遇到了挑战，“他（部分居民）有农村的习性，社区管理难度大，又没有执法权，就只能靠跟他讲道理，从社区这个角度仅仅是劝说”（访谈记录2025050801）。

（四）治安管理失序

小区曾经引入过物业公司，但出现“赶走物管风波”后，就没有物管公司愿意入驻了。“这种安置小区，总体来说不好管，其他小区有物管协助，我们巴不得物管公司来，那样我们管理就轻松一点”（访谈记录2025050801）。“我们不像商品房小区一样，有物管、保安，反正就全靠大家自觉”（访谈记录2025050802）”。由于没有安保管理，加上社会工作者较少，所以就面临较大的压力，出现了“半夜三更噪声扰民（访谈记录2025050703）、没有保安巡逻、基础设施和卫生维护难度大”等问题。

（五）角色转变困难

失地农民的身份难以转变，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人，对社区归属感较弱，在表达自身诉求方面，常常找不到科学有效的途径，一旦产生矛盾，就很容易被激化，成为大家口中的“刁民”。驻区社工说，“由于身份转变，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差”（访谈记录2025050802）。“三角钱一个平方其实算便宜的了，但是那些人都不愿意交，他觉得在农村住了一辈子，都没交过物管费，在这里住还要付费，从身份上就适应不了”（访谈记录2025050801）。社区工作者描述的案例，直接印证了农民难以适应“新市民”的角色，

（六）资源匮乏

资源限制会影响社区治理效能，使社区发展项目和维护工作难以实施，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是主要问题之一，导致社区的某些群体无法获得必要的服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的问题常常让社区工作者和驻区社工束手无策，社区很多问题的产生并非是“人少事多”，而是“僧多粥少”。从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对于城里的社区来说，负责人更多考虑的是资源维系问题；对于T小区来说，“没有自我造血功能，有些时候社区干部既要做群众工作，还要有找钱的渠道”（访谈记录2025050801）。垃圾处理、路灯维修、瓷砖脱落都涉及到钱。

（七）信息不对称

在许多社区中，关于决策过程、活动安排及其他重要事项的信息未能有效地传达给所有居民，导致部分居民感到被排除在社区重要事务之外[21]。参与机制的缺陷也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互动意愿。驻区社工说，“我们办公室就在小区门口，人来人往都要经过这里，可以近距离和居民沟通，他们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我们说了”（访谈记录2025050802）。有居民说，“别人搞什么活动，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决定的”（访谈记录2025050807）”。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驻区社工曾组织过一次院坝电影会，名字、时间、地点都征求了居民的建议。这说明社区主体之间存在信息鸿沟，导致居民参与的热情降低，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沟通渠道。

三、优化社会工作参与农转非社区治理的路径思考

（一）增强价值认同，促进社区文明建设

社区文明建设基础在于共同价值观的培养。通过强化这种价值认同，不仅能促进成员间的相互理解，还能有效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的归属感[22]。这种价值观的共鸣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使社会工作的介入更加顺畅，社区治理更能反映居民的真实需求。增强价值认同并促进社区文明建设，核心是组织长期稳定的文化交流活动。T社区通过组织多元文化节日庆典、历史教育课程和文化艺术展览，增进社区成员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减少由文化差异引发的冲突；同时，设立社区论坛、研讨会，邀请居民讨论社区重要事务，以增强社区整合度，提升社区凝聚力。社工还建立了“社区价值观宣传小组”，该小组由社区内的积极分子、教育者和社工组成，负责设计并实施针对不同年龄背景居民的价值教育活动。此外，社工在社区内部推广志愿服务和邻里帮扶计划，通过实际行动促进居民的价值内化与认同。驻区社工说，“我们现在有一支大概200人的志愿者团队，平常有什么事情，就在志愿者群里发通知，大家有空的话就会来积极参与”（访谈记录2025050802）。

（二）链接资源，保障公共服务供给

有效的资源整合不仅能提高社区服务的质量，还能增强社区对各种社会挑战的应对能力、提升社区内部的公平性。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资源链接者，T社区社工利用所学专业知识技能，帮助社区识别关键资源，建立合作网络，最终将资源传递到社区居民手中。“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是整合T社区资源整合的关键举措，社工通过组织协商会，促成了辖区学校的体育设施错峰对公众开放、医院与社区中心合作开展定期的健康讲座活动、本地爱心企业定期向社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物资捐赠和入户探访。社区利用技术手段，开发了一套综合性的社区管理系统，该系统不仅能记录资源分配和使用情况，还能对资源需求进行实时更新，确保资源快速且精确地分配到实际需要的地方。社工还通过培训社区志愿者，利用熟人的力量实现社区“情感治理”，增强社区服务的人力支持。驻区社工说，“我们服务的那些对象基本上都是高龄独居老人。其中有一位80多岁的公公，没有成家，一直都是一个人，后面我们通过走访和心理疏导，让他心情变得更好；同时给他链接了社区邻里志愿者资源，给他打扫卫生和聊天、提供上门体检之类的服务；现在他心态非常好，也通过我们的鼓励走出了家门，交到了一些好朋友”（访谈记录2025050802）。

（三）强化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

主人翁意识的增强有助于激发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心，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效果。当居民视自己为社区发展的责任者而非旁观者时，更倾向于积极参与社区决策过程，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在实际行动中支持社区发展[23]。主人翁意识的增强还能促进社区内的互助与协作，形成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为解决社区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强化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就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方面，T社区赋予了社工“监督居民大会执行”的权利，在大会上居民可直接向社区管理者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和参与决策。这种直接参与的过程使居民感受到自己在社区中的重要角色，增强其归属感。其次，社工通过组织社区治理知识、公共事务处理、领导力培养等各类培训课程，使居民获得了必要的知识技能。其次，T社区为居民组织活动提供了活动空间、资金支持和指导帮助，使居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组织文化、体育和社交活动，鼓励居民自发参与社区治理行动。最后，T社区通过定期评估居民参与的效果，对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给予表彰，反馈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以激励更多居民参与，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区参与氛围。

（四）重视优势视角，提供个性化督导服务

发挥优势视角的作用并提供个性化的督导服务需要利用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识别并加强社区的独特优势，例如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资源支持网络等，同时为解决社区特有的挑战提供定制化的支持。社工需利用专业技能，针对不同社区背景，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项目，创造独特的参与路径，确保服务能够触及社区的实际需要。通过这种策略，不仅能够提升社区服务的有效性，还能增强居民的满意度[24]。个性化的督导服务可确保社区发展策略精准对接社区实际需求，使资源投入效果更明显，促进社区的持续发展。具体来说，T社区通过调研和数据分析来确定社区的优势。社工与社区成员进行深入对话，了解其期望，同时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识别社区的核心优势；基于这些信息，社会工作团队设计了符合社区特色的发展计划，利用社区的文化、历史或者地理优势，开发特色项目。接下来，针对社区内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的督导服务。例如，对年轻人开展了职业培训与创业指导，帮助其在本地市场找到发展机会；对老年人提供了健康管理与心理支持服务，使其在社区中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对小区内外省打工人员，设计了语言教学和文化融合活动，帮助其融入社区生活。此外，T社区还开发了定制化的评估工具和反馈系统，社区通过电子平台收集居民对服务的满意度以及改进建议，根据反馈进行必要的服务调整，以此加强内部服务网络。这些工具能够提供实时反馈，帮助社会工作团队及时调整策略[25]。

（五）建立共识基础，打造信任合作平台

建立共识基础和打造信任合作平台能够提升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更有效的资源共享。共识基础是社区治理的必要基础，反映了大多数居民的意愿。信任合作平台则是实现这些共识的工具，帮助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确保社区治理的有效性。为建立共识基础，T社区社工通过调查问卷、社区会议和焦点小组讨论，积极收集居民的意见，听取社区内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同时社区一直都在开展共识培训，通过模拟演练与实际案例分析，教育居民如何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让居民学习如何在面对不同观点时寻求共同点，如何在保持个人立场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社区有一个常设的信任合作平台—居民自管委员会。在成立委员会前，社工首先认真学习了自管委成立、运行、管理的相关知识，请教已成功建立委员会的隔壁小区居民，并询问社区和街道领导的意见。在社工的走访下，通过自荐和他人推荐，在“确保15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备1名委员”的原则下，招募到15名业主填写报名表。然后社工分别和他们进行了面谈，详细了解了他们的想法；随后召开筹备会议，大家达成了共识。经过公告栏公示后，社工组织召开了自管委成立大会；自管委成立以来，以季度为单位，定期讨论社区治理难题，例如筛选合适的物业公司，使“物业入驻同意书”得到了七成以上住户的签署同意。

（六）克服劣势寻求机会，建立需求导向服务理念

在社会工作中，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的发掘同样重要，发现问题是为了及时解决问题。克服劣势以寻求机会，并建立需求导向服务理念，在优化社会工作参与农转非社区治理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方法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从社区现有的挑战中寻找成长的机会，将社区的劣势转化为发展的动力[26]。专注于社区成员的实际需求，可以确保提供的服务更具针对性；此外，需求导向的服务理念促使社会工作更加人性化，强化社区归属感。T社区社工通过开展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社区座谈，收集了详细的数据。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制定出更为精确的服务方案。接着，基于数据设计符合需求的服务项目，同时考虑社区特色。社工站在入驻T小区初期，就对小区居民在基层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服务需求进行了问卷调研。由于T小区只有一个进出口，社工就在小区大门摆点，随机邀请出入的居民填写问卷，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00份。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反映最多的是“物业缺失、设施老化、无人组织活动和服务、门口道路人行道设置、高龄老人照顾”等问题，根据搜集到的数据，社工明确了居民的需求，发现了社区的劣势，以需求为导向，设计出“新生态计划”的具体策略，并争取把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社工站的服务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我们主要就是建立志愿服务体系，培育社区志愿服务队，还有一些娱乐或主题活动。还有开展居民议事会，拓宽居民参加社区生活的渠道，这些都是和居民协商过的”（访谈记录2025050802）。

（七）多元协同，推动五社联动机制有序运转

“五社联动”包括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和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建设融合型社工站，能够实现社会工作撬动功能[27]。“与人打交道”是社工应该学习的领域，社工通过动员和组织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行动，促进不同部门、领域、专业之间的多元主体协作。例如，为了满足居民需求，社区社工站在社区党委的牵头下，通过组织召开自管委成员协商会、居民代表商谈会和物业入驻院坝会，使J物业公司成功入驻T小区，实现了社区治理的常态化运营。新物业公司入驻后，社工站开始转变社区服务角色，与自管委和物业公司合作，注重构建居民民主协商平台，努力提升物业管理的温度和活力，辖区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社工通过牵线搭桥，使街道政府和物业公司产生了联系，最终双方合资共同实施社区食堂项目。该食堂是A街道第一个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社区食堂，解决了社区高龄老人的餐饮问题，提升了社区非正式支持系统提供照顾的能力。社工站还通过志愿四川平台，线上招募有空闲时间的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社区活动，营造社区文化氛围。这些都说明多元协同共治是解决农转非社区问题的长效机制。

四、结论

研究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助于改善农转非社区治理中面临的诸多挑战。通过与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社区志愿者、社区自组织、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和谐有序的社区环境。社会工作参与农转非社区治理存在多条可行路径，路径的核心在于建立社区治理共同体，这意味着每个社区成员都能成为社区治理的一部分，不仅能够享受服务，还能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具体可通过链接资源、开展志愿服务、组织文化活动等方式增强社区凝聚力。研究提出的路径也为未来新增农转非社区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通过不断优化和完善，相信有朝一日，可以期待更多的农转非社区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型，最终达到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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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华中（2000.09—），男，汉族，籍贯：四川省泸州市，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医务社会工作、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