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基于对1189 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系统评估了其在可能性、影响严重性、未知性和可控性四个维度上对流感等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结果显示，大学生普遍高估风险的严重性与未知性，却低估自身感染可能性和防控可控性，且认知结构在不同性别、身份、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针对上述认知偏差与群体特征，研究提出了以“认知校准”和“能力构建”为核心的卫生健康教育对策：通过设计立体化教育目标、重构“知识-技能-心理”融合的内容体系、创新互动式教学形式、构建校内外多主体协同机制，旨在系统提升大学生的健康风险认知素养，促进健康知识向行为的有效转化，为高校创新健康教育工作模式、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健康风险认知；大学生；卫生健康教育；认知偏差；教育对策

随着“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全民健康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其身心健康水平不仅关系到个人成长与家庭幸福，更与社会发展活力及国家人才储备质量紧密相连[1]。《“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学校健康教育，提升学生健康素养，特别是要关注青年群体的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然而，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在面临学业压力、生活方式转型、网络信息复杂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其健康状态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挑战。一方面，体质下降、心理问题凸显、慢性病低龄化等趋势有所抬头；另一方面，大学生对各类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认知直接影响其健康行为的采纳与维持，如合理膳食、规律运动、疾病预防、心理调适等[2]。因此，深入探究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成为提升高校卫生健康教育针对性与有效性的关键切入点。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估大学生群体对主要健康风险（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心理疾病、生活方式相关风险等）的认知水平，分析其认知偏差或薄弱环节，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构建以风险认知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卫生健康教育新模式，从而为优化高校健康促进政策、创新健康教育课程内容与方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策略建议，最终服务于大学生健康素养的全面提升，助力其成长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1 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水平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采用自编《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评估量表》[3]（以流感为例），对某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1189 份，有效回收率为99 1% 。量表包含可能性、影响严重性、未知性和可控性四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 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对该维度的健康风险认知水平越高。通过SPSS 软件（版本26.0）对数据进行分析，对健康风险认知的四个维度（可能性、影响严重性、未知性、可控性）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了检验。对于满足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的两组比较（如性别、学历），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对于多组比较（如身份类别、健康状态、生活方式），进行方差齐性检验，若满足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若不满足则采用非参数检验法（Kruskal-Wallis H 检验）。显著性水平α设定为 0.05。

从总体情况看（表1），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水平的总体均值为3.59（标准差 0.79），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不同群体特征比较中发现：性别差异显著（P<0.01），女生的风险认知水平（均值3.67）显著高于男生（均值3.49）。健康状态与生活方式不同的学生，其风险认知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P<0.01）。具体表现为，自我评估健康状况“一般”或“不健康”的学生，其风险认知水平高于“健康”的学生；同样，自评生活方式“一般”或“不健康”的学生，其风险认知水平也显著高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学生。然而，身份类别（在校生与实习生）和入学前学历（普高与中职）在总体风险认知水平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1 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水平总体情况（N=1189）

注：**P<0.01。

以流感为例，对健康风险认知的四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表2）。数据显示：1）影响严重性维度认知得分最高（总体约4.11），表明大学生普遍认为流感可能带来的后果较为严重。2）可能性维度得分次之（总体约3.84），显示学生认为自身感染流感的风险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未知性维度得分相对较低（总体约 3.36），反映出学生对流感的“新发”或“不同以往”特性感知不算特别强烈。4）可控性维度得分最低（总体约3.11），说明大学生对流感的可治性和疫情可控性持有相对悲观或不确定的态度。

在分维度的人口学差异上，性别再次成为最显著且一致的影响因素。在全部四个维度上，女生的认知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P<0.01）。尤其在“影响严重性”和“可能性”维度，女生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感知。健康状态和生活方式也显示出广泛的影响：自评健康状态“一般”或“不健康”、生活方式“一般”或“不健康”的学生，在“可能性”、“影响严重性”和“未知性”三个维度上的风险认知均显著更高（P<0.05）。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可控性”维度上，自评生活方式更健康的学生反而认为流感的可控性更低（P<0.05），这可能与他们更关注健康信息，从而对防控难度有更现实的评估有关。相比之下，身份类别和入学前学历在各维度上均未呈现出一致且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在针对具体健康风险（如流感）的认知评估中，个体的性别、主观健康感受和生活行为方式是导致认知差异的关键变量，而结构性身份（是否实习、入学前背景）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2 大学生流感健康风险认知各维度评估情况

注：*P<0.05，**P<0.01。

2 基于健康风险认知水平的大学生卫生健康教育对策

2.1 提升大学生健康风险认知的教育目标设计

教育目标应从传统的知识灌输，转向以“认知校准”和“能力构建”为核心的立体化目标体系。需设立“认知平衡”目标，针对学生普遍高估流感等传染 性与未知性、 却低估 感染可能性的认知偏差，通过教育干预使学生对健康风险的“可能性- 。应强化“风险素养”目标，重点培养学生对健康信息的甄别能力、 定情境下的决策能力，使其在面对诸如“新发疾病”等传言时能保持理性[5]。 认知有效引导至具体的健康行为，如主动接种疫苗、坚持佩戴口罩、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等，实现从“知”到“行”的闭环。

2.2 完善高校卫生健康教育内容体系

教育内容需超越基础卫生常识，构建“核心风险知识-情境应对技能-心理健康调适”三位一体的内容模块。其一，深化核心风险知识模块：不仅要讲解传染病病原学、传播途径等传统内容，更需引入风险评估与沟通的基本概念，用数据与案例解读风险的“概率”与“不确定性”，破解学生对“严重性”的过度恐惧[6]。其二，增设情境应对技能模块：针对不同专业背景（如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和不同生活情境（在校学习、临床实习、社会交往），设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甄别网络健康谣言、实施基本自我防护等实用技能训练。其三，融入心理健康调适模块：关注学生在感知到严重健康风险时可能产生的焦虑、恐慌情绪，教授情绪管理、压力缓解技巧，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避免认知偏差导致的心理负担[7]。

2.3 创新大学生卫生健康教育实施形式

为提升教育吸引力和参与度，必须推动教学形式从单向传递向多元互动创新。线上层面，可开发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健康风险体验课程，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不同防护措施的效果；利用大数据分析为学生推送个性化的健康风险提示与学习资源[8]。线下层面，大力推广以问题为导向的PBL 教学、情景模拟演练和辩论赛，围绕“流感防控中的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等议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思辨中深化认知。应特别关注认知水平较低的群体（如本研究中的男生、自评健康状态良好者），通过工作坊、同伴教育等小范围深度互动形式进行针对性干预。

2.4 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卫生健康教育机制

提升健康风险认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打破高校“单打独斗”的局面，构建内外联动的协同育人机制。在校内，建立学生工作部门、教务部门、校医院、心理中心、宣传部门的联动工作组，将健康风险教育有机融入思政教育、专业课程、社团活动与校园管理之中，营造全方位的健康促进文化[9]。对外而言，高校应主动与属地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医疗机构及科普平台建立稳固合作。可以邀请公共卫生专家进校园举办前沿讲座，联合开发权威教育素材；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健康宣传实践，使其在服务社会中强化责任认知与践行能力；共同建立健康风险信息共享与应急响应联动平台，确保教育内容的前瞻性与科学性[10]。通过构建此协同网络，最终形成“学校主导、专业支撑、社会参与、学生主体”的健康风险教育长效生态。

3.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评估大学生群体对以流感为代表的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发现，学生普遍存在对风险影响严重性与未知性的高估，以及对自身感染可能性与防控可控性的低估，且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通过制定以认知校准与能力构建为核心的立体化教育目标、完善“知识-技能-心理”三位一体的内容体系、创新线上线下多元互动的实施形式，并构建校内校外多主体协同的联动机制，可以有效构建并推广以风险认知为导向的卫生健康教育新模式。该模式旨在将科学的健康风险认知内化为学生的稳定素养，并有效驱动其健康行为的实践，从而为提升高校健康促进工作实效、培育具备高健康素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路径，并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贡献高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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