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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氏刻工凭借其群体队伍的庞大、雕刻技艺的精湛、雕刻经验的丰富，在徽派版画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卓越的贡献。黄氏刻工在版画印刷方面的创新和传承，彰显时代特征，推动了明清版画历史发展进程。徽派版画是徽籍画家和刻工通力合作的艺术结晶。

关键词：黄氏刻工；明清；徽派版画；历史价值

明代徽州黄氏刻工众多，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据统计，黄氏从明正统年间开始刻书，一直刻到清道光年间，历时400余年。徽派版画起源于刻书，是一种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品，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徽派版画进入鼎盛时期，黄氏刻工见证了徽派版画兴起、发展、创新和传承，徽派版画是徽籍画家和刻工通力合作的艺术结晶。

一、黄氏刻工的基本概况

在中国的版画雕刻的历史上，明清之际，特别是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徽州地区及徽派版画雕刻出版有着光辉灿烂的业绩，该时期的版画行业推动了刻书业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画家、刻工与商人之间的交流，徽派版画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国内外版画都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其中，来自歙县虬村的黄氏刻工凭借其群体队伍的庞大、雕刻技艺的精湛、雕刻经验的丰富，在徽派版画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卓越的贡献。

安徽歙县虬村为明清两代中国著名的木刻之乡，黄氏刻工正是世世代代居于此地。据《重修虬川黄氏宗谱》记载：黄氏一族从事剞劂1之业者达400余人，其中刻工就有300余人，队伍庞大且具有技艺世代传承的特点。刻书之始以黄氏先祖——黄文敬、黄文汉刻《雪峰胡先生集》为记载，至此之后，黄氏刻工队伍日益壮大，明代是黄氏刻工最活跃的时期，黄氏28世以前的280位刻工都生活在明代，其中代表作有黄应泰刻《帝鉴图说》，黄应泰、黄应道刻丁云鹏所绘《养正图解》，黄应瑞刻黄应澄画的《状元图考》。同时，伴随着徽州书商、墨商和七绅的势力的崛起，黄氏一族同性相互学习，内部凝聚力十分强大，并以一姓之技影响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广大地区；黄氏部分刻工的大量外迁，对周边地区——建安、金陵、武林等的版画雕刻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徽派版画“精工秀丽，典雅细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技艺的基础。黄氏刻工的地域流动，促进了江南各地区刻工与画家之间的交流互动，也足以证明其刻工队伍的庞大、人员众多，且世代大多数男丁都从事该雕刻行业，底蕴深厚，雕刻技艺世代传承创新，坚守祖业。

黄氏刻工雕刻技艺精湛，能巧妙地将画稿中的不足，通过构图的调整，刀法的转移，人物形象的精细刻画，既能填补文本之空白描写，又能让读者从图画中整体意境体会故事氛围。黄氏刻工在雕刻技法以及对插图的处理方式有自身独到的见解。在《黄氏刻工与徽派版画》2一文提到，在黄氏刻工之中能作画插图者有百余人，称得起木刻家的有三十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画者又是木刻家，可谓人才济济，名工辈出，刻工对画稿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了刻工对雕刻画面的处理。黄氏刻工在对画面构图、人物形象、雕刻技艺上均有不同于其他刻工群体的精妙之处，如在黄正位3所刊“剪灯二种”4中的插图所显示的优势，黄氏刻工在这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黄正位所刊刻的《剪灯新话》中每篇均附有插图，均有黄氏刻工创作的身影，并且有详细明确的作者署名，该系列“剪灯二种”插图由于采用双页连版式，每篇只有一幅插图，无法以多取胜，如何调动以单幅插图讲述完整的文本故事进行合理的构图，便成了刻工们面临的难题。同时，黄氏刻工善于抓住文本的关键点，注重细节捕捉，从而烘托作品的中心主旨。如《水宫庆会录》5插图，刻工黄应孝刻图中余善文并没有对龙王下跪，且只是将画中龙王描绘雕刻成“别设一榻于右”以示与余善文地位相等，正得本文主旨。刻工们将画中线条粗细、点线、虚实处理得当，聚焦关键重点情节，刀锋精致干脆利落，让插图产生以一胜多的效应，意境与局部刻画传神生动，惟妙惟肖，插图清新雅致又层层推进。

黄氏刻工雕镌版画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前文所提到的《剪灯新话》图书插图的雕刻，这其中就有十多位黄氏刻工参与该雕刻创作，以及参与墨谱的雕刻。如明万历十七年由丁云鹏所绘的《方氏墨谱》，由黄德时、黄德懋等镌刻，雕刻精美，线条细如毫发、纤丽逼真；又如万历二十三年由丁云鹏绘图，黄应泰、黄应道镌刻滋兰堂刊本《程氏墨谱》该谱首创用五色、赋彩印刷，绘刻俱精，是徽派版画中的代表作；再如万历四十六年，由郑重、魏之璜绘图，黄伯符镌刻的《方瑞生墨海》，共收古代墨造型148式，方瑞生造墨图集234式。同时，黄氏诸名工也活跃于版刻艺苑。明清正值戏曲、小说版画风行于世的时代，他们的兴趣也主要在这两类版画的镌刻上，佛教相关的版画也有所参与。如徽派版画早期的代表作《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画风古朴深厚，线条粗犷劲挺，富于变化，阳刻与阴刻交叉运用，是佛教戏曲文学中由黄氏刻工所刊的最早的版画名作。前文提到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谱》也有关于佛教题材的版画，其中《维摩说法图》、《东林莲社图》构图繁复，人物众多，又通过花草、山石、流水，绘写出一种清新意境。黄氏刻工刀法运用行云流水，贴合画家所营造的意境，易出精品。黄氏刻工版画镌刻题材广泛，虽在有些题材所涉及较少，但相对来说，幅幅都是精品，刀法运用空前绝后，匠心独运，通过作品的积累、经验的累积，促进镌刻质量的逐步提高，美轮美奂的作品也逐渐涌现于世人视野之中。

二、黄氏刻工和徽派版画的关键技艺创新——以《程氏墨谱》为例

黄氏刻工在版画印刷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套印6技术的发明，推动了明清版画史的发展进程。

在《黄氏刻工与徽派版画》一文中曾提及版画学家王重民先生在1948年6月于《读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因略谈我国善本书》中表明朱墨套印法的发明是万历三十年或稍后的时候，徽州人发明的。他通过《闺苑》、《程氏墨谱》、《风流绝唱图》这三部较早的朱墨本对此观点加以证明。后有人对其观点产生质疑，王重民先生再次花费了10年时间对其观点进行整合研究，于1958年在《套版印刷起源于徽州说》一文中，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后被多数人接受。虽然此观点仍有再次详细考究的必要，但是黄氏刻工对套印技术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例如上文所提到的《程氏墨谱》，由黄辚、黄应泰、黄应道所镌刻。丁云鹏画家精丽绝伦的画稿，黄氏三匠的刻工勾凝断顿，线条细若胎毛，柔如绢丝，曲尽其妙，绘刻从容淋漓，精妙入神，且采用彩色套印印刷。如图一《月初弦图》中有黑、赤、黄、绿、蓝五种颜色，色彩丰富，予人以新奇之感。

又如图二《五老告河图》，在黄氏刻工的精心创作下，构图左右合理，黑白分明，疏密有序，留白有所侧重，人物刻画线条细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衣纹生动不拘谨，通过飘逸的叠合线条将空中云朵的柔软轻松展现出来。黄氏刻工用刀细腻有致，刀法精湛，墨印深浅有所控制，展现的视觉效果出其不意。

再如图三《金茎露图》，采用黑、黄两种颜色套印，细腻的线条勾勒出器物的精致弓环，以及瓶身分布密集的装饰花纹，淡淡的黄色墨印给器物本身蒙上一种朦胧感、神秘感，又不失器物本身庄重之感。简练的短线与概括的长线相结合，做到了入微而不单薄。黄应泰刻工用婉约、纤巧以及略有国画中的白描技艺的刀法，进行视觉表达。正是这一位位都如黄应泰刻工这样的工匠，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推动套印技术的传承，铸就了徽派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的卓越丰碑。

三、黄氏刻工的宗族观念与技艺传承

黄氏刻工家族并非大富大贵，亦不是官宦之家，但是其家族凭借着族内从事刻书业、刻画业的特殊性，可以与官绅、乡贤这一阶层产生接触，并且刻工们也十分注重自身文化的修养，自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儒家道统，提高自身职业认同。早期刻工的身份地位是十分低廉的，黄氏刻工凭借自身的刻苦钻研努力以及社会发展对艺术文化的不断重视，才得以逐步赢得社会的初步认可。通过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从而提高艺术修养，才能更好的把握画家的图画风格和将画家画稿中的意图更加充分的展现创作。

黄氏刻工具有相当强烈的宗族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传、带、帮”的宗族体系。在技艺的传承过程中，黄氏刻工坚守祖业，严格规范家族内传承，立足从小严格训练，遵循“统之为宗，散之为族”的宗族观念，薪火相传，形成自身独特的技艺风格。《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四《家训》记载：“族人乃一本所生，彼辱则吾辱，当委屈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视为途人以乱忝吾祖。……苟有一材一艺以可以造就之弟子，则培植推荐，务俾成立。”据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黄氏刻工考证》7，黄氏刻工遍布杭州、苏州、北京、南京、镇江、婺源、金华、霸州等等。同时，明清时期徽商经济实力雄厚，垄断盐业、典业、茶叶业、木材业四大经营领域，徽派版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积极探寻其具体背景下与经济基础的结合和渗透，是至关重要的。由此徽商开始逐步进入刻书业，“贾而好儒”逐渐成为徽商的文化追求，徽商把“儒”和“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贾”给“儒”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促使刻书业迅速发展起来。徽派版画逐渐形成一种鲜明的、具有时代特征风格的版画，在艺术史中绽放出个性的光芒，黄氏刻工一脉相传的艺术成就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徽派版画，其中所承担的社会意义深远。

四、徽派版画是徽籍画家和刻工通力合作的艺术结晶

明清时期版画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刻工、印工与画家之间紧密的交流互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是中国版画史上划时代的时期，绘、刻、印均有重大突破，把版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黄氏刻工与明清时期画家的交流互动，为徽派版画的发展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刻工与画家共同创作版画，随着时间的推移，刻工会熟悉画家的笔法，画家也会了解刻工的刀法，就此便可提高版画雕刻的速度，版画的质量也会随着两者熟悉默契程度的加深逐步提高。

如黄氏名工黄子立与画家陈洪绶的合作，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清初，他们合作的《博古叶子》历来有“三绝”之称。图画书法由陈洪绶所创作于1651年，镌刻则由黄子立于1653年完成。刀法严谨干脆，流畅隽秀，以人物刻画为中心，运用插图的叙事性、角色的鲜明性与当时的市场需求相接轨，真实传达晚明时期刻工画家“求奇、求异”的审美情趣。

又如明代画家丁云鹏8与黄氏刻工群体也有着频繁的互动。明代徽派版画著名代表作《方氏墨谱》就是由名噪一时的黄氏刻工名师黄德时、黄德懋所镌刻。该系列作品充分展现当时黄氏刻工技艺的高超、对画家作品的详尽理解以及对作品的阐释的尽心竭力。如图四《石钟图》显示了黄氏刻工对刀法语言的充分掌握，并且展现出自身独特的风格。石钟采用裂纹法的雕刻方法，苍劲有力的刀法，将不规则的块面展现得十分厚重，与空白块面形成强烈的反差感。刻工以刀代笔，刀刀果断且肯定，刀路清晰，棱角分明，颇有毛笔书法书写时侧锋之味，外轮廓流畅中又不失曲折之感，将画家所绘之意展现的淋漓尽致。刀法与笔法的结合与统一，令人叹为观止，体现了点、线、面统一之美。该系列作品均展现了刻工与画家之间的相互兼顾，共同创作。

《养正图解》也是黄氏刻工与画家合作的典范之作。于万历二十二年在金陵刊行，由画家丁云鹏主持绘图，黄应泰、黄应道镌刻联手完成，刻雕细腻，二者的合作奠定了徽派版画静穆典雅的基调。丁云鹏细腻的画风与黄氏刻工的高绝技艺相得益彰，由此推动徽派版画以高雅隽秀的文人气概和精美绝伦的版刻艺术示人之后的快速发展，以至站上万历时代之峰闪耀光芒。如果说出版商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协调人、主持者的身份，那么画家与刻工则是重要的两个支点，只有双方协调、平衡、稳定、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促进版画事业的发展和推广。

结语

明清之际徽派版画的发展在中国整个版画史发展中具有独特非凡的意义，是徽商、画家和刻工长期共同努力的产物，着眼于明清之际黄氏刻工对徽派版画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得以了解在徽派版画发展的历史中，黄氏刻工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并不亚于画家和徽商，他们以其独一份的技艺传承创新立足于中国版画史。作为明清徽派版画第一刀，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李春霞 叶坤：《黄氏刻工与徽派版画》，《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2月第1期

[2]曹之：《明代新安黄氏刻书考略》，《出版科学》2002第11期

[3]曹明：《传统徽州版画工匠精神的形成及对新徽派版画发展的意义》，《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12期

[4]赵甜甜：《徽商文化视域下晚明徽派版画与江南版画的互动》，《书画世界》2022年第10期

[5]周亮：《徽州版画与徽派版画——晚明版画史中的地域因素》，《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4年第3期

[6]井中月：《复数性艺术的视觉可能——以丁云鹏的书画为线索探究徽州版画的历史与价值》，《天津博物馆晚明绘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图片来源：

图一、图二、图三来源于网络。

图四：江保锋：《徽州版画中<方氏墨谱>的图示语言》，《绥化学院学报》2015年6月第6期。

注释：

1.剞劂：雕版、刻书

2.《黄氏刻工与徽派版画》李春霞、叶坤，《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2月第6卷第1期44页。

3.徽州著名刻书家黄正位，字黄叔，现存刻本有 《虞初志》（1606）、《阳春奏》（万历己酉仲商月，1609年8 月）、《增订格古要论》、《琵琶记》等。（《阳春奏序》中充分肯定了黄正位的才华，对其刊刻的书籍大加赞赏。

4.黄正位刊“剪灯二种”，该书不全，存《新话》卷四、《余话》一至三卷，半叶九行二十字，版式极疏阔。该书所留鈐印“曾居无悔斋中”、“平岗长寿室记”、“曾在赵元方家”、“曾居蠹斋”等来看，该书曾经为赵元钫、周绍良所收藏。该书存有《余话》插图15幅，《新话》5幅，均为横幅的双面连版式，两幅合为一幅完整的插图。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中得以见到该书，该书更为完整，并无缺损。其中《新话》插图20幅，《余话》插图20幅，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较，早稻田藏本精美完善，是典型的、趋于成熟的徽派插图。

5.《水宫庆会录》讲述文人渴望凭借才华而受到尊重的愿望，水府龙王遇余善文书写了作者的梦想。

6.多色套印指在版上用不同的颜色印刷文字或图像，这种套印在古代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每色分别刻版，再逐色套印；另一种是在一块版上刷不同颜色一次印刷。明代时期已出现的双色乃至四色套印的版画书籍，而能印出渐变层次的称为彩色印刷，这种印刷技术约始于明代中期，其原理是将原稿中的色彩不同深浅，分别刻成印板，然后再逐色套印，最后完成近似于原作的彩色印刷品。多色套印技术的发展与彩色印刷的萌芽，多色套印技术源自西汉时期织物印染中的多色印花，而书籍的多次套印则与手抄多色书籍相关。

7.《徽派版画史论集·黄氏刻工考证》周芜，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

8.丁云鹏（1547-？），字南羽，号圣华居士，安徽休宁人。白描酷似李公麟，善画佛像、山水、人物。中年用笔细秀，略近文征明、仇英画法。晚年风格朴厚苍劲，自成一家，供奉内延十余年，与董其昌、詹景凤诸人交游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