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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勇敢观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勇敢观,倡导在战场上奋力杀敌而浴血奋战,临危不惧而视死如归,敢于坚持真理而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和忍辱负重。然而从道德观念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勇敢”皆称得上“勇”,或者说具有“勇之德”,例如:争强好斗并非勇,贪利轻死并非勇,匹夫之勇并非勇。
“勇”作为一种美德往往并非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要与其它诸德譬如仁、智、义等相结合。只有这样,这种“勇”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勇,或者说才能成为“勇之德”。勇敢观成为了中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其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 勇敢观 仁智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勇敢观的主要内容
既然“勇”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中的一项条目,那么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勇敢观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本文从“勇”之人所面对的环境而将勇敢观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勇是在战场上奋力杀敌而浴血奋战
春秋时期鲁国的曹刿认为,打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勇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勇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勇气就耗尽了。齐国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才战胜了他们。《吕氏春秋》认为,人民的勇敢与怯弱不是永恒不变的,士气饱满就充实,充实就会勇敢;士气丧失就空虚,空虚就会怯弱。勇敢就能奋力作战,怯弱就会临阵逃跑。打仗获胜的,是凭恃他们的勇气而战,打仗败逃的,是心怀胆怯而战。孟子倡导有志之士不怕弃尸荒野,勇敢的人不怕掉脑袋。事实也正是如此,真正的勇是那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浴血奋战的人。《庄子》认为,勇敢的武士,一人敢于冲入千军万马之中。
春秋时期,齐国与晋国之间所发生的鞌之战。晋国的主帅郤克被箭射伤,血一直流到靴子上,仍然击鼓不绝;为郤克驾车的解张自称:“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了箭杆仍然驾车,左边的车轮都染成黑红色,哪里敢说受伤?”车右郑丘缓说:“从一开始交战,只要有不平之地,我必定下去推车。”解张认为:“身披盔甲,手执武器,本来就抱定必死的决心。既然受伤还没有到死的程度,那就还是努力作战吧!”于是他就左手一把握着马缰,右手拿着鼓槌击鼓。马奔跑不能停止,全军就跟着上去。齐军大败,晋国追赶齐军,绕了华不注山追了三圈。这种在战场上奋力杀敌而浴血奋战之人,往往被人们所钦佩和赞美。
(二)勇是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在战场上奋力杀敌而浴血奋战固然是勇,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各种危险而不畏惧,视死如归也是勇。孔子所指出的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和圣人之勇等,皆是。这亦如庄子所说:“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孟子所谓“不肤挠,不目逃”,就是说人刺其肌肤,不为挠却;人刺其目,不以目转睛而逃避。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反省自己觉得理直,纵然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去迎战。这就是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之勇。这正如孔子曾称赞玉之美德所说:“折而不挠,勇也。”也正如曾子所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例如: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朝元帅张弘范用战船押解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今属广东省),张弘范派人请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坚拒写招降书,遂写了一首《过零丁洋》诗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来文天祥被关押在污下而幽暗的土室之中,秽气扑鼻,乃思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遂作《正气歌》一首。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天祥以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曾子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君子品格。这也正如苏轼《广慧禅师真赞》所说:“勇士不顾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
(三)勇是敢于坚持真理而不畏强权
如果面对强大的外力,三军主帅有可能被夺取,譬如或被杀,或被俘,这在战争中是时有发生的。然而匹夫的志向却不会因外力而改变,也就是说无论外力有多么强大,哪怕是刀架在脖子上。一个具有坚定志向的人,一个愿意为这种志向献身的人,他是无所畏惧的。此可谓夺三军之帅易,夺匹夫之志难!
相传汉明帝时,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佛经至洛阳,舍于鸿胪寺。由此古印度佛教传到中国,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广泛流传。齐国竟陵王萧子良深信佛教,常聚会名僧,讲论佛典;同时礼贤纳士,交游宾客,聚会文学名士,其中最著名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这些名士多为佛门信徒,笃信因果报应,唯有范缜对此嗤之以鼻,大唱反调,盛称无佛。永明七年(489年),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佛门信徒与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事后范缜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观点加以系统整理和阐述,于是写出了《神灭论》一文,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10]556的无神论观点。由于难以辩倒范缜,萧子良便打算用权利来拉拢,就派名士王融到范缜那儿,企图用官位利诱,范缜不为所动。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称赞王国维先生“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岂止是王国维先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又何尝不是陈寅恪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呢!他们从不屈服权势而改变自己独立的人格,也从不改变自己所坚持的思想学说。这无疑也是荀子所称赞的“士君子之勇”。
由此可见,面对强权,一般人往往容易屈服,甚至奴颜婢膝;而勇敢之人,则敢于坚持真理而不畏强权,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气节。
(四)勇是铁肩担道义
所谓铁肩担道义,是说勇者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义之所在,在所不辞。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诸侯还是士大夫,往往皆以逐利为第一要务,甚至“亏人自利”;而墨子独贵义。
墨子以义为准绳,从道德的角度来评判对别国的进攻,认为这是“不义”之举,是犯罪行为。他在《非攻》里运用类比推理,先列出天下之君子对“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廐,取人马牛”“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等行为的看法:“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由此而类推出“攻国”同样是不义之举。又列出天下之君子对“杀一人”“杀十人”“杀百人”等行为的看法:“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由此而类推出“攻国”同样是不义之举,并且是“大为不义”。
虽然墨子反对诸侯之间“攻国”的兼并战争,对“攻国”者口诛笔伐,但是墨子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对于那些抵御侵略的战争,他不但不反对,并且竭力支持,甚至还积极采取行动来制止不义之战。
“齐”当为“鲁”。《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作:“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淮南子·修务训》作:“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墨子抓住公输盘所说“吾义固不杀人”中的“义”字而进行类推:“宋无罪而攻之”,是“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从而使得公输盘折服;墨子又运用类比推理来说明楚王攻宋与“必为窃疾”者同类。楚王和公输盘皆理屈词穷,然又恃其“云梯之械”,因此楚王仍坚称“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墨子最终以其大智大勇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战争,使得宋国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然而,宋国对这一切不仅不知情,反而还上演了下面令人寒心的一幕:制止了楚国的侵宋计划之后,墨子还得回到鲁国去。他途经宋国(河南商丘)时,天色已晚并且下起了雨。他想进入城门去躲雨,可守门人不认识他,当然就不让他进去。墨子只好在凄风苦雨中继续夜行。
虽然孟子谩骂墨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但是孟子又不得不称赞墨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基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墨子则认为:面对不义战争,我不出来制止,谁来制止?我不救民于水火,谁来救民于水火?正因为“今天下莫为义”,所以我必须“独自苦而为义”。大有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的侠骨豪情。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哪怕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墨子的大勇,这就是墨子的人格魅力!
(五)勇是忍辱负重
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然而真正的勇士则是勇于忍受屈辱,承担重任之士。例如: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此乃奇耻大辱,司马迁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忍辱需要度量,也是一种修养,而忍辱负重则是一种境界。忍,乃是心头一把锋利的刀,要培养刀捅心头而不惊的气度,就要忍得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胯下之辱、攻占之欺、争锋之伤等等。越王勾践如果不能忍受为奴之辱,怎能报仇雪恨而终灭吴?韩信如果不能忍受胯下之辱,怎能成就大事业?司马迁如果不能忍受宫刑之侮,怎么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而流芳千古,成为人人敬仰的史学家?由此可见,越王勾践、韩信和司马迁等,皆是能忍辱负重的大勇之人。
二、勇与非勇的辩证法
虽然“勇”即“勇敢;勇猛”,然而从道德观念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勇敢;勇猛”皆称得上“勇”,或者说具有“勇之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此多有论述。那么哪些所谓的“勇敢;勇猛”并非“勇”,或者说不具有“勇之德”呢?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一)争强好斗并非勇
齐东郭与西郭之好勇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竟然分别拔刀割下自己身上的肉对吃起来,一直到死。勇敢要像这样还不如无勇。荀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悍戆好斗,似勇而非。”由此可见,争强好斗之“勇”并非勇。
(二)贪利轻死并非勇
荀子认为,有狗和猪的勇敢,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自信,不辨是非,不避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贪婪得只看到食物,这是狗和猪的勇敢。做事只求获利,争夺财物,毫无谦让,果敢而凶狠,凶猛贪婪而暴戾,贪婪得唯利是图,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由此可见,贪利轻死之“勇”并非勇。
(三)匹夫之勇并非勇
所谓“匹夫之勇”是指不用智谋,不用人才,不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单凭个人的血气之勇。这种勇往往被人们所鄙视。
子路问孔子道:“如果您率领军队,则与谁共事?”在子路看来,这答案乃不言自明,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气概。子路此问的用意,孔子岂能不知?然而孔子的回答却使得子路大感意外:“徒步搏虎,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共事。如果我率领军队,与我共事的,是遇事能战战兢兢,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孔子之意,是希望子路改变那种“徒步搏虎,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逞强好胜性格,这似乎是给子路泼了一瓢冷水,实际上则是谆谆告诫子路不要一味地好勇而冒险蛮干,要成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才是值得称道的啊!
在齐晋国鞌之战中,齐顷公派使者向晋军请战,齐国的高固孤身冲入晋军,举起石头扔向晋军,抓住晋军战俘,然后坐上他的战车,把桑树根子系在车上,巡行于齐营说:“想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第二天,齐晋军队在鞌摆开战阵,“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结果“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将及华泉时而被晋国将领韩厥追上。幸亏车右逢丑父早已与齐顷公互换位,于是“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4]286齐国的将领高固自称“余勇可贾”,齐国的国君自以为“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他们皆不是依靠群体的力量,而逞个人的血气之勇,结果齐军大败,齐顷公差点被俘。越王勾践在兴兵伐吴之时,则告诫其军队说:我不希望你们逞匹夫之勇,而希望你们与大家一起共进退。这是告诫大家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而不能单凭个人的血气之勇。韩信批评项羽只逞一己之勇而不能任属贤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梅尧臣《项羽》诗亦批评项羽道:“羽以匹夫勇,起于陇亩中。”由此可见,匹夫之勇并非勇。
三、勇与仁、智、义诸德之关系
“勇”作为一种美德往往并非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要与其它诸德譬如仁、智、义等相结合。只有这样,这种“勇”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勇,或者说才能成为“勇之德”。
(一)仁与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关于“仁者必有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仁者“仁以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则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第二,仁者“当仁,不让于师。”朱熹《论语集注》云202:“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仁者“当仁不让”,则勇于作为。关于“勇者不必有仁”,可以根据孔子的两段语录来理解。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不欲贫贱而欲富贵,此乃人之常情。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但“求富”要根据“义”,要以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因此孔子又说:“如果义不可求,就做我喜欢的事情吧。”并且明确表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君子能够安贫乐道。至于“好勇疾贫”之人,不考虑财富是否以义获得,只要能够使自己迅速脱贫则行,于是不惜干些打家劫舍、偷摸抢劫之类的勾当。子路向孔子请教说:“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认为道义是最高的。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就会成为盗贼。”如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那么这样的勇者岂有仁爱之心呢?由此可见,“勇者不必有仁”。
(二)智与勇
朱熹《论语集注》引谢氏曰:“夫不谋无成,不惧必败,小事尚然,而况行于三军乎?”孔子谆谆告诫子路:“徒步搏虎,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共事。如果我率领军队,与我共事的,是遇事能战战兢兢,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意思是不要一味地好勇而冒险蛮干,要成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历史上哪些被世人所称道的勇士,往往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之士。例如:
臣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
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
河南庞参 ,勇谋不测,卓尔奇伟,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风。
公瑾雄烈,胆略兼人。
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禽关羽,最其妙者。
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兰)钦有谋略,勇决善战,步行日二百里,勇武过人。[21]
朝廷选拔良将,虽然主要是考察其胆量和勇武,但同时还得考察其才智。例如:
良将高第,取其胆武,犹复试之以策,况文士乎?
事实也是如此:在战场上,只有哪些智勇双全之士才能取胜。例如: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匈?”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於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饹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李广被匈奴人称为“汉之飞将军”,其勇武由此可见,此则故事表明:李广并非只是一介武夫,而是智勇双全之将。如果有勇无谋,则必将招致失败。例如:
谢万寿春败后,简文问郗超:“万自可败,那得乃尔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区别智勇。”
由此可见,谢万凭着任性放纵的性格,想把智谋和勇敢区分开,即有勇无谋,必然会打败战。
(三)义与勇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认为道义是最高的。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就会成为盗贼。”并且认为,看见正义的事情不去做,是没有勇气。那么,什么是义呢?义者,宜也,事之所宜也。看见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此可谓见义勇为。如果看见正义的事情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也就是怯懦。由此可见,勇除了必须与仁、智结合之外,还必须与义结合:见义勇为,若不义则不为。古人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朱熹把这种与义结合在一起的“勇”称为“德义之勇”或“义理之勇”。例如: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朱熹注曰:“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
或曰:“勇于义,是义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人杰录云:“或曰:‘勇是勇于义,或是武勇之勇?’曰:‘大概统言之,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
德义之勇或义理之勇是由道德或道义所激发出来的勇气。这正如扬雄所说:
或问“勇”。曰:“轲也。”曰:“何轲也?”曰:“轲也者,谓孟轲也。若荆轲,君子盗诸。”“请问孟轲之勇。”曰:“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如果勇而无义,则不能谓之勇,甚至可能成为犯上作乱之徒。例如:
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刑罚行于国,所诛者乱人也。如此则民顺治而国安也。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对曰:“婴闻之,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此前1页)汤武用兵而不为逆,并国而不为贪,仁义之理也。诛暴不避强,替罪不避众,勇力之行也。古之为勇力者,行礼义也;今上无仁义之理,下无替罪诛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匹夫行之以家残。
综上所述,勇与仁、智、义既是四种各自独立的美德,又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朱熹曰:“有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盖虽曰‘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方能接得去。若无这勇,则虽有仁、知,少间亦恐会放倒了。所以《中庸》说‘仁、知、勇三者’。勇,本是个没紧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则做不到头,半涂而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孔子就是兼具智、仁、勇三达德之人。《礼记》认为,“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虽然以勇力搏虎闻,然而晏子认为他们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晏子还指出:“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礼义也。”如果违背义,“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匹夫行之以家残”。由此可见,勇与义亦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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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欣(2003年1月-),女,汉族,籍贯:湖北武汉人,湖北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21级本科学生)。
董延文(1999年4月-),男,汉族,籍贯:湖北麻城人,湖北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