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数字劳动理论为微观视角和落脚点，饭圈粉丝群体在网络媒介平台为偶像自发的“做数据”行为，实质上是在以平台为“劳动车间”做出的无偿的数字劳动。粉丝做数据劳动的背后，是被量化的数据成为流量供给偶像和资本，流量宰制着饭圈文化，左右着饭圈粉丝的追星行为，同时也映照着大数据时代数字对生产和消费的变革。

关键词：饭圈文化;流量明星;数字劳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及其分类

（一）数字劳动理论的发展脉络

从“数字劳动”理论形成过程来看，这一概念从源头开始是以传播学视角的“受众”开始的，主要与消费者群体挂钩，此后延伸到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概念。

“数字劳动”脱胎于20 世纪70 年代达拉斯·斯麦兹传播学视角的“受众商品”理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最为著名的理论，斯麦兹认为，受众才是大众媒介生产的最主要的商品，媒体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利用其生产的节目及内容来生产、吸引受众，再将受众打包销售给广告客户。因此，媒体生产的真正的商品不是各种节目及内容，而是受众，媒体生产的节目及内容则是免费提供给用户的，目的只在于获得用户的注意力来换取更多的广告收入[2]。成为商品的受众在市场上以年龄、性别、收入、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等因素被划分，这些信息将作为受众的商品规格被大众媒体出售。在使用大众媒介的时间里，受众不仅替商品的生产者行使了营销职能，还从事了生产和复制劳动力的工作。因此，受众使用大众媒介，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节目时，实际上也是作为受众在参与广告主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产生对广告内容和商品的兴趣和需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网络媒介平台的进一步发展，新型信息技术带领各种网络媒介平台不断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塑造培养了人们日常交往和获取信息的习惯，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传统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商品论”在媒介技术手段发展的背景下展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网络媒介环境下受众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近几年已经延伸到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概念。此后的“数字劳动”概念演化形成两种路径，一是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方向，其代表人物泰拉诺瓦首次明确提出“数字劳动”的概念，哈特和奈格里等进行了发展；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物质劳动”进行界定，其代表人物福克斯借助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阐述，对数字劳动范围予以拓宽[5]。

（二）“数字劳动”概念及其分类

1.“数字劳动”概念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9]在对经济时代进行划分的过程中，劳动资料的变化应成为关注重点，如在分析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时，马克思以机器作为劳动资料的产生与应用为主线来展开讨论，机器的广泛应用“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由此消灭了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实现了从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最终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机器大工业时代。

劳动资料的变革是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马克思将劳动资料划分为两种类别，一是“机械性的劳动资料”，二是“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机械性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一个时代中最具有进步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工具。在当前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之下，正是因为大数据的逐步运用和普及才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构成了生产方式数字化变革的起点，也因而成了新的劳动形式生成的起点。

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些劳动要素不会因生产发展和时代变化而改变。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人们同样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生产活动和劳动过程，但跟以往时代的生产和劳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劳动资料的数字化。

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界定数字劳动的核心在于关键性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关键性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是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而数字劳动对象的典型代表是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下，数字劳动就是指人们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关键性劳动资料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劳动。

2.数字劳动的类型划分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下明确“数字劳动”的概念后，我们还需要考察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劳动者及其劳动过程，以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为标准，可以将数字劳动分为三类：“标准雇佣字劳动”、“灵活雇佣数字劳动”和“非雇佣数字劳动”。

一是“标准雇佣数字劳动”，是指与雇佣方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存在明确雇佣关系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专业劳动者的劳动。这类数字劳动中的劳资关系是传统固定的、具有显性特征的社会契约关系，相应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场合和时间较为固定，劳动过程主要是运用数字技术或者平台进行软件开发和设计、收集和加工数字产品和信息等，劳动成果是数据、数字产品或者数字服务，代表性劳动者包括软件工程师，程序员，网络安全管理员等。

二是“灵活雇佣数字劳动”，是指未与雇佣方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但具有灵活雇佣关系，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零工型劳动者的劳动。这类数字劳动中的劳资关系是新型灵活的、隐型的市场化契约关系，对应劳动的工作方式、场合、时间较为灵活，在劳动过程中必须借助数字网络平台才能实现，代表性劳动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仅依靠数字平台生产非数字化产品或提供非数字化服务的劳动，如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另一种是依靠数字平台生产数字化产品的有酬劳动，如可以收费的网红主播、赚取销售提成的网络直销、职业网络写手等。

三是“非雇佣数字劳动”，是指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仅仅通过数字平台或数字技术软件进行消费、社交和娱乐等活动，无偿为平台提供数据信息的劳动者。这类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是和“消费”同时进行的，其工作方式、场合和形式高度灵活，其劳动成果主要是个人数据。在当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逐步普及的环境下，所有会使用电子设备和数字平台的消费者都可以涵盖进来，都是非雇佣劳动者的典型代表。

二、饭圈粉丝“流量战”中的数字劳动分析

伴随着劳动的数字化与网络化，传统的劳动过程发生了改变。信息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突破了传统的工厂流水线这样的劳动空间，也侵占了大众的闲暇时间，大众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数字劳工”。

饭圈中为偶像明星争夺流量的粉丝群体正是网络上一种类型的“数字劳工”，粉丝群体以各类社交平台为“劳动车间”，为自己的偶像进行无偿数据劳动，而做数据是粉丝群体最主要的数字劳动内容 [7]。

（一）饭圈流量之争

饭圈”是当前网络流行文化领域的热门词汇之一，“饭”即英文单词“fan”的谐音，与“圈”字组合在一起，则有粉丝圈或粉丝社群之意，往往特指流量明星的粉丝社群，也可用来形容那些组织结构、行为模式与流量明星粉丝社群相类似的事物。 流量是互联网信息技术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指某个网站地址在一段时间内的用户访问量。其具体指标包括“独立用户数量”、“重复用户数量”和“页面浏览量”等。

娱乐圈中的流量明星具有两大表征，一方面是由粉丝互动带来的超高数据热度，以及粉丝超高消费能力带来的商业变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打榜、控评、狂热消费等“做数据”方式追星的“饭圈”文化。“流量数据”是互联网资本、投资方、播出平台和艺人经纪等多重角色对娱乐圈明星的商业价值进行评估的依据。“流量”二字揭示了某种隐藏于其中的、依靠粉丝的“数据劳动”不断产出“流量数据”，并将其输送给互联网资本的生产机制。被纳入这套生产机制之中的偶像明星，也就自然而然地蜕变为“流量明星”，且具备“流量数据汇总装置”的功能与属性。

由此，为提升流量偶像的商业价值，饭圈粉丝群体在各类社交平台通过长时间不断地发帖、点赞、转载等方式生产内容，将对偶像的情感转化为数据劳动，数据聚积成为流量，成为明星的热度，同时成为情感消费的动力。社交媒体、技术资本、娱乐资本、在线内容平台、品牌方、营销公司等多方利益相关者携手从粉丝身上榨取利益，想方设法制造数据，共同促成了流量经济的生成和运转。流量既是一种数据集合，是生产资料和计算法则，也是粉丝经济的催化剂和黏合力。出于对偶像的情感，粉丝“自愿”成为 “数据女工”和“韭菜”参与到资本游戏中，并且内化与合理化这一资本逻辑的正当性。

（二）做数据：粉丝群体数字劳动的内容

1.成为数字劳工的粉丝

在追星过程中，粉丝群体是为偶像进行数字劳动的主体，对于粉丝群体来说，网络不仅是一种娱乐消遣，也是为偶像进行数字劳动的工具，更是做数据重要的生产方式。粉丝群体为了提升自家偶像的流量、为偶像获取更大的曝光率、赋予偶像更多的商业价值，粉丝会自发动员集结成组织，通过刻意的手段为偶像增加数据量，从而提升偶像的影响力。粉丝在此过程中为偶像付出的时间、体力、金钱等都是粉丝免费劳动的体现，在这层意义上，粉丝具有了“劳工”的属性。

数字资本在网络上为粉丝群体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并制定了相应的规则。粉丝群体在平台上聚集为社群，自由地在社群内进行与偶像有关的讨论和交流，看似是平台为粉丝提供了便利，实则是粉丝在平台的使用促进了平台的不断发展，粉丝为了偶像自愿下载各种应用程序，为的是获取偶像的相关资讯，而粉丝的网络使用行为成为了平台的商品，粉丝的每一次搜索、点击和浏览都为平台创造了利润，平台将用户的信息和喜好进行分析并打包出售给广告商，为广告商进行精准投放提供了依据。从这个角度而言，粉丝在平台的使用让粉丝成为为平台打工的劳动者，而粉丝群体则是具有数字化属性的劳工。

2.饭圈粉丝进行数字劳动的具体方式

对粉丝群体的数字劳动的定义涵盖较为广泛，从广义来说，粉丝群体在数字媒介平台上产生的任何与偶像相关的使用行为都应算作是数字劳动，如在微博上浏览偶像相关的视频、图片等内容，在豆瓣上搜索与偶像相关的消息等[1] 。从狭义角度来说，数字劳动代表着粉丝群体刻意为偶像刷榜增添热度而进行有目的的点击、浏览、转发、评论，在粉丝中被称为 “做数据”，做数据的平台一般在微博以及开设各类榜单的媒介平台[3]。

粉丝群体“做数据”主要包含打投、反黑、控评、刷词条和捂热搜五个方面。1以打投和捂热搜为例。打投是做数据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不管是对流量明星还是选秀节目中即将出道的明星，打投都至关重要，打投可以细分为打榜、投票。偶像的专辑、影视作品的播放量、代言的销量都成为打榜的一部分，粉丝群体需要为偶像打榜刷点击率、播放量、转发、评论、点赞等相关数据，让平台和赞助商看见明星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在某些选秀节目里，粉丝投票数量的多少可以直接决定偶像的名次和出道的可能，粉丝群体会在节目的每个阶段结束后为偶像投票，有的粉丝甚至花钱购买投票机会，增添粉丝的人气和支持度，助力偶像成团出道。热搜榜是微博的一项重要功能，出现在微博热搜榜上的是经用户搜索最多，由搜索引擎带来的最多流量的话题，通常反映一段时间内的大事和流行内容，因此热搜具有实时性和偶然性。当偶像出现在热搜榜上，粉丝要做的是发更多的内容，把热搜捂的更“热”一些，让与偶像有关的热搜冲上热搜榜更高的位置。而微博热搜娱乐榜是粉丝群体的必争之地，粉丝的热搜进入实时上升热点后，遵循热搜规则有机会出现在微博热搜榜上，被更多用户看见。

（三）饭圈流量战背后的平台资本操纵

数据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经过数字平台的生产之后才变成数据—流量，才真正被资本化，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牟取利润的资源和工具。在一定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并非以数据为中心，而是以数据—流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造数据—流量的场所就是平台[6]。

粉丝的数字劳动的深层次原因来源于资本和平台，资本为了获取粉丝群体的红利，开设了各种榜单和排行，鼓励粉丝群体为偶像刷榜做数据，各类常用的搜索引擎如搜狗、百度都开设了人气榜单，平台为了留住广大的粉丝群体、挖掘粉丝红利开设各种功能，为粉丝数字劳动提供了空间和渠道。

“饭圈”粉丝群体的“流量战争”暴露出“流量经济”的无序扩张，大数据技术与推荐算法的滥用、互联网资本对网民“数字劳动”的敲骨吸髓[3]。当数据成为新的商品，以及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开始刺激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包括微博在内的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都想方设法吸引用户生产数据，进行消费。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一切信息，都可以被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在当代信息技术的透视下，每个人都是一览无余的数据生产者[4]。

三、小结

探析粉丝群体的数字劳动的深层次原因，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便是流量和情感，流量作为外部因素促使着粉丝群体为偶像劳动，而情感则是粉丝群体为偶像进行数字劳动的内部因素。随着粉丝组织的日渐兴起与规模化趋势，粉丝的影响力也日益壮大，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的粉丝成为资本和平台都不得不重视的群体[2]。一方面，流量和数据是主宰饭圈文化和粉丝经济的法则，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资本看重的是明星背后粉丝群体的消费潜力，粉丝出于爱的目的，更要通过打投等数据劳动的形式向资本展现偶像的流量和人气，为偶像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曝光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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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严玺曼（2001.02-），女，汉族，云南曲靖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Email：yman_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