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鸿都门学的成立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量招揽人才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助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本文主要讲述东汉鸿都门学时期为书法艺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现代书法教育对鸿都门学的继承与革新。

关键词：汉灵帝；简牍；鸟虫篆；现代教育

一、鸿都门学概述

鸿都门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类大学。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执政，其为政昏庸，却富有才情，曾撰写《皇羲篇》50章，并设立可以与太学对垒的治经学以外的学府——鸿都门学。这样一所艺术类大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政局中的一系列斗争是分不开的，与统治者的个人偏好是分不开的。[1]

汉灵帝刘宏登基后，先后平定东羌战乱及一系列蛮族、妖道叛乱。他认为朝政安稳、天下太平，于是便开始纵情享乐，少闻政事，导致宦官专权。汉灵帝刘宏在位的二十多年，是汉朝历史上宦官专权统治时间最长的时期，宦官们的名号与编制在刘宏在位时不断扩张，繁复杂乱。汉灵帝刘宏突破常制册立了十二位中常侍，更是加剧了这一现状。这样的政局遭到为官的士大夫以及太学诸生的强烈反对，发起“清议”——以太学为中心表达对统治现状的不满以求挽救外戚政权来对抗宦官集团。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汉灵帝刘宏及其所领导的宦官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笼络人才、分散太学笼罩下的势力，于光和元年（178年），在洛阳鸿都门内设置了鸿都门学，同太学一样都是中央官学。起初鸿都门学还教授一些经学典籍，后来则专门注重教授艺术门类，将尺牍和鸟虫篆写得较好的人一并收纳。自此，鸿都门学成为史上第一所艺术类大学。

二、鸿都门学的教学特征

鸿都门学自成立以来，就不断遭到当朝官僚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因其在太学外又设立一种新的加官晋爵的途径，且其入仕的道路更为便捷，时人献上一篇辞赋或是撰写尺牍及工鸟虫篆，便能轻易升职到高官，享受厚禄。在所有反对声音中，蔡邕的声音最为振聋发聩。

蔡邕，官至议郎，博学多才，名冠古今。熹平四年（175年），受嘱用隶书书丹《六经》文字于46方石上，工程浩大，碑刻初成时“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由此可见其贡献之大，影响之深远，以及其对儒家经学的深刻见解。他在自己的书论中特地强调了“势”的美学范畴，提出书法的创作与创作者的品格之间的关系，这也顺应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中对人的品性的重视，并且继承了崔瑗等人的法象论，强调书法创作中物象的重要性。这些开创性的书论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及书论撰写有深刻的影响。而他在《笔赋》中的论述则是站在儒家经学的角度来看待书法发展与创作的，这也不难解释他为何反对不讲经学而单纯发展艺术的鸿都门学了，蔡邕也因此成为反对宦官集团的中心人物。

《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了蔡邕提出的“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的观点，将鸿都门学中培养的人才不适合决策国家大事的弱点揭露，他还提出“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此观点直截了当地指出开设鸿都门学会让之前经过艰难的科举考试层层筛选出来的学子对这种轻而易举便能得到高官厚禄的行为不满，并为敢怒而不敢言的大众积极谏言。

蔡邕还从文人士大夫的角度出发，为汉灵帝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变措施，例如，整顿吏治、招揽贤士、肃清朝政等。汉灵帝虽将其意见部分采纳，但关于鸿都门学的非但没有接纳，反而将其略加整改，使其更具正统地位。

蔡邕的观点虽然有其独到的建树，并且他提出的种种非难是掷地有声的，有些被汉灵帝所采纳的，但是其中很多太过保守并带有封建社会对鸿都门学学子的出身的偏见性意见，这是由其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导致的，是世俗的成见。鸿都门学一千多学子，莫非个个都是“才之小者”“并以小文”吗？实则不尽然。

鸿都门学招生的开放性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它突破性地在招生时对应试者的出身无任何要求，只要有才华、会诗赋、能书画便都有被选拔入学的机会。而这种招生条件的放开，不仅对当时的文艺事业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后世中，唐代的科举考试将诗赋作为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北宋的翰林书画院也根据文艺水平授予官职。

三、鸿都门学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鸿都门学所培养的书家可考证的人数并不多，在史料记载中较为确切的有师宜官、梁鹄和毛弘。[2]

师宜官，后汉人，鸿都门学诸生。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曾言：“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南朝宋书家羊欣在其《采古来能书人名》一书中有云：“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何官。能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相传在鸿都门学中师宜官以其最善八分隶而著名，大字可写满一丈，小字则可以在方寸之间写上数千言。而此书中的另一个关于师宜官的广为流传的故事：师宜官嗜酒，但每次去酒家皆不带钱，便信手于墙壁上书写，由此来为酒家吸引大批顾客，观赏的同时卖出去很多酒，一旦酒家卖到足够抵扣自己的酒钱的时候，他便将墙上的字迹毁掉。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师宜官在书法上的造诣以及当时的知名程度。

梁鹄，后汉人，曾官至选部尚书、凉州刺史。因在师宜官饮酒时暗中在其题壁处增加书版，故得其书，遂学之，因此书艺大增。东汉末年三分天下后其归顺于曹操。羊欣在其《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写到“魏武重之，常以鹄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操十分喜爱梁鹄的书法，经常将梁鹄的书法悬挂在自己的军帐之内，连各个宫殿的题匾也大多都是梁鹄所书。

毛弘，梁鹄的弟子。毛弘对梁鹄的笔法传承之系统全面，也要得益于当时鸿都门学的设立。

唐代书家张怀瓘在《书断》一文中将能书者分为神、妙、能三品，师宜官与梁鹄都在妙品中，毛弘则在能品之列。其实，不只是卫恒、羊欣以及张怀瓘的书论中有此师徒三人，庾肩吾的《书品》、李嗣真的《书后品》、陶宗仪的《书史会要》等著作中均有记载。汉末建安时期，文艺创作逐渐演变为所有文人的统一兴趣，蔡邕、邯郸淳等人都具备了多种才能。[3]由此可知，东汉时期鸿都门学历时虽短，所培养出来的书家却在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鸿都门学所处时期的书风特点

秦朝到汉代，这一段历史时期在书法发展的历程中所发挥的重要性着重体现在它文字的转变上，是书法由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重大历史变革阶段，这一时期的重大转变也被称为“隶变”。东汉汉宣帝时期《元康四年简》的出现也标志着“隶变”的完成，到了汉灵帝时期，隶书更是发展得十分成熟。事实上，秦汉之际并不是用隶书的发展变化就能概括全面的，在“隶变”的同时，其他的书体也逐渐开始了演变。

探究东汉鸿都门学所处时期的书法，最好的考证资料无疑是在长沙出土的东牌楼东汉简牍。此简牍写作于汉灵帝时期，出土简牍两百余枚，其中字数在五千字左右，包含着篆、隶、正、行、草等丰富的字体。并且这些竹简均出自不同的书者之手，对研究鸿都门学时期的书体及书风特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一）篆书

在长沙东牌楼出土的汉简中，含篆书字体的仅有1例，便是编号为1169的木牍，十分珍贵。此木牍背面约含篆书9字，前4个字较清晰，为“临湘令主”，其余等字模糊难以辨认。下方还有另外8个字，杂乱无章，书体各异。从这块木牍中可以看出，上面的篆书是带有装饰意味的，字与字上下衔接，紧密有序，笔画接连。线条细劲迂回，盘曲环绕，横向笔画向上拱起成弧状，化简为繁，静中有动，富有视觉美感。这种篆书的写法在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的《武威壶子梁柩铭》中也有出现，均为鸟虫篆类的写法。需要注意的是，此鸟虫只是一种篆书的手写体形式，与字中带有鸟形装饰的先秦时期的“象形类”鸟篆有所不同。

（二）隶书

在鸿都门学设立前三年，汉灵帝曾下诏令蔡邕修订《六经》并立于太学门外，即著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通篇用隶书写成，采用的便是当时标准的八分隶书，即“蚕头雁尾”，笔画一波三折。长沙东牌楼汉简则为我们提供了东汉末年除标准隶书之外更为丰富的隶书类型。

长沙东牌楼汉简中有些简牍隶书特点较为突出，上下字之间紧密无间，且结体横向拉长，竖向压缩，整个字势呈扁平状。笔画中粗细变化微妙，厚实劲韧。此类隶书与汉代砖文类似，将砖文中硬朗的线条变得柔和，隶书笔意变得更浓，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

（三）正书

长沙东牌楼汉简中也存在具有正书特征的木牍，其章法整齐有序，将隶书中的波挑变为直率的笔画，将较为繁复的偏旁笔画进行省简，结体由横扁向正方过渡，竖向拉长字势，整体开始呈现稳重端庄的气象。之所以说其是早期正书，是因为其中的隶意还未完全去除，像类似于竖钩这种笔画中还存有隶书的横挑用笔。而这种拙朴稳重的笔势与结字，在三国时期著名书家钟繇的楷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行书

长沙东牌楼汉简中的早期行书在笔画上已经开始具备一定的连带，开始将写法向简单化方向转变。章法上行气贯通，字势整体向右上倾斜，线质细劲率意，已初步撇清隶书意味。

（五）草书

从长沙出土的这批汉灵帝时期的木牍来看，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两种草书的起源：今草与章草。较为典型的今草简牍笔画洒脱流利，从中可见东晋王羲之的用笔取法，结构宽绰，收放有致。早期章草简牍则将章草的特点彰显得淋漓尽致，笔画短促而圆浑，一些横向笔画的末端保留了隶书的波挑，结体古拙生趣，字字独立，偶有突然加重的线条，用以打破琐碎的空间，与今草的上下连带有极大不同。整体大多左收右放、左轻右重，字形大多呈扁式。这些汉简同样为三国时期皇象的《急就章》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通过上文中对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一系列研究可以发现，在汉灵帝时期隶书的简牍数量较为庞大，这些墨迹与同时代的碑刻（例如《熹平石经》）相对比来观察，可知同一时代碑刻与墨迹、简牍与石刻、南方与北方的对比关系。由于东汉末年的种种历史条件的影响以及士族的反对，导致鸿都门学只在历史上艰难地存活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其留下的可考证作品更是寥寥无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长沙东牌楼汉简中看到其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五、现代书法教育对鸿都门学的继承与革新

由于历史上流传下来对于鸿都门学的资料少之又少，所以暂时无从考证其真正衰退于哪一时期，目前大多数学者皆认为其存在不过十年的时间，由于汉灵帝是东汉的末代皇帝，那么即便鸿都门学是随着汉室的灭亡而衰退的，那也不过才短短四十几年。鸿都门学的衰退也是必然的，他兴起于汉代的官僚斗争中，一开始的动机便不纯粹，而在当时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下，这种不论出身的讲学升官制度也注定要被打压，但其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艺术院校，对我国的艺术教育影响深远。

（一）继承

从招生层面看，现代书法教育大多体现在各大高等学府所设立的书法院系中，其录取原则便继承了东汉鸿都门学的入学制度——不看出身，以其技艺的高低及文化素养择优录取人才，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其公开化、透明化。

从教学层面看，现代书法教学中正如同鸿都门学时期，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来培养，而不单单是作为对文字学的载体，其培养内容也同鸿都门学时期一致，五种书体皆有所发展，并且更加科学的从书法三要素即章法、字法、笔法方面展开教学。鸿都门学时期注重学子们的诗词歌赋培养，现代的书法艺术教育院校中也大多数开设了有关诗赋的撰写课程。

（二）发展

现代书法教育对鸿都门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目的以及教学方法上，从教学目的看，现代书法教育是为社会输送大量的书法艺术从业者，为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添砖加瓦。而从教学方法看，现代书法教育已经不再是鸿都门学时期的师徒制教学，而发展得更为科学化，即各书体教师分工明确，各有所长，使学生学习范围更加广泛，学习内容更加详细。

参考文献：

[1]王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8-79.

[2]金诚立.鸿都门学书法自觉意识与高校书法教育[J].美与时代（中），2024，（07）：93-95.

[3]代景至.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艺的发展[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4，40（02）：112-116.

作者简介：

佟怡昆（2000.3—今），女，汉族，籍贯：河北唐山人，西安美术学院书法系，22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与篆刻的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