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战略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文化资源，萌发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历经大浪淘沙般的筛选淘汰过程，最终沉淀和凝练成为生命力极强的精神风尚，成为中华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共生的精神纽带。

关键词：和合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 契合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多次提到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在理论层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二者并列，具有重大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这个角度上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和合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精髓，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性传承价值，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资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又是“第二个结合”事业的延续和新的起点。天地和合则美，万物和合则生，人身和合则康，人人和合则善，心灵和合则静，家庭和合则兴，社会和合则安，国家和合则强，世界和合则宁，文明和合则谐。

二、和合文化的源流和内涵

“和”蕴含和平、融洽与安宁的意蕴，侧重于不同元素间的和睦共存；而“合”则指结合、交融与契合，着重于异质成分间的深度整合与相互渗透，体现了对多样性统一的高度追求。所谓“和合”是指通过“和”的过程从而实现 “合”的结果。

（一）和合文化的源流

“和合”这一哲学思想滥觞于先秦时期，并于秦汉交替之际得以更为深入的提炼与拓展。进入唐宋明清，"和合"理念逐步确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自秦汉以降，"和合"概念被广泛采纳，促使中国文化在保持各学派独特风貌与个性的同时，展现出一种兼容并蓄、融合共生的态势，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整体性繁荣。思想文化的融合与一致性，彰显出社会进步中天下归一的大潮流及民众普遍的共同期盼。随着国家实现统一，执政者愈发倾向于推崇“一致性”，着重于思想的整合。在吞并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后，秦朝构筑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架构，并推行了诸如“书同文”“度同制”“改币制”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巩固这一新兴的统一体。

在西汉时期，董仲舒为顺应“大一统”的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主张。实质上，他所推崇的儒学主导地位，并非全然摒弃其他学派，而是将儒家学说作为核心，同时吸纳道家、法家及阴阳五行学说等多元思想，倡导礼法并重的治理理念。儒家的“和谐统一”理念，作为兼容并包的智慧结晶，通过对古代智慧的传承及他派理论的融合，最终成为了“和合”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包容性与创新性。正是凭借广泛的吸纳与融合，儒家“和合”理念得以不断充实与深化，进而构筑起一个以儒学为核心，兼收并蓄先秦诸子百家精华的广博深邃的儒学和合思想架构。董仲舒崇尚“和”，将“和”视为养生的核心法则及宇宙间普遍适用的至高原则。董仲舒深刻阐述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观，促使“和合”理念超越人际与自然范畴，步入意识形态的高度。历经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家的阐释，至明代王阳明、李贽等士人的弘扬，直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巨擘的深化，“和合”思想逐步趋于成熟与体系化，展现出深厚的哲学底蕴与时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长河中，和合观念不仅渗透于各学派思想，亦深深植根于世俗与宗教文化之中。佛教术语“因缘和合”，作为其核心理念的精粹，揭示了万物生成的奥秘。“因”与“缘”的交汇，孕育出和合性这一独特现象，用以阐释宇宙万物之存在与消亡的根由。佛学各派对此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衍生出诸如“和合因”“和合海”“和合二谛”等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合”二字也经常出现在佛经里，如《楞严经》中有言：“和合妄生，和合妄死。”1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阴、阳、和三者为合，上应天理，下合人伦”2，重视阴、阳、和三者和合，三分而合。强调阴、阳、和三者合一，万物才能够得以生成。中国佛教供奉的罗汉中一直有“合和尊者”。除了佛教、道教之外，民间崇拜亦尊和合，一直有关于“和合二仙”的传说。作为家庭和合、婚姻美满的象征，“和合二仙”既能驱邪，也能纳福，保佑人升官发财，和合姻缘，和合团圆，世代和睦。

（二）和合文化的内涵

“和合”理念蕴含深远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为“多样性统一”。换言之，世界并非由单一元素构成，而是由众多不同事物在统一性中共存。世界既展现了差异性、个别性与多样性，又蕴含着同一性、整体性与统一性，实现了差异、个别与多样在一体化中的和谐共存。第二，各类事物因其多样性、个别性及差异性而相互关联、渗透、依存与互补，促进了平衡、均衡状态的形成，进而实现了和谐与美好的共生。第三，面对多样性、差异性及个别性事物间可能存在的不平衡与矛盾，它们往往会经历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借此迈向更高层次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催生出新的事物，不仅推动了创新，还促进了创造与生成的实现，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四，“和合”理念强调的是一种深度的契合与融合过程，参与融合的元素并不会消失殆尽。相反，尽管它们在形态或表现形式上经历了转变，但仍能以这些新的存在形态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参与到新生成的事物之中，或构建出新的共同体。在“和合”达到统一之后，世界依然保持着其“多样性统一”的本质特征，即众多个别事物在统一性中共存，而非将所有多元与多样性消除，归结为一个无差别、无个性的绝对“一”，或是僵化不变的“一”。不仅保留了世界的多样性，也为新事物的诞生与创新提供了可能。

“和合”构成了世界存在与运作的基本原理、法则及指导原则。无论是自然界的运作、社会的发展，还是个体人的内在平衡，皆无法脱离“和合”的范畴，并必然受到“和合”理念的深刻影响与引导。换言之，从宏观的宇宙秩序到微观的个人心灵，无一不体现着“和合”的智慧，遵循着“和合”的普遍规则。 “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人文价值观念，其形成与发展是众多文化流派在“和”与“合”的融合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生命智慧，构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哲学范畴与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儒家在差异中寻求和谐统一，道家则强调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生，墨家主张兼爱交利以达成和合，法家通过遵守法律实现社会秩序的和合，阴阳学从对立中探求和谐之道，佛家则因缘际会中寻求心灵的和合，名家则在离坚白与合同异的思辨中探索和合的真谛。尽管这些思想流派在方法和路径上各有侧重，但它们对“和合”本质的理解却高度一致，均视之为维系社会和谐与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原则。可以说，“和合”的理念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之中，成为推动其发展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历代王朝更迭、多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和合”思想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是高度契合的。从夏商周时期，“和合”思想萌芽促进诸族统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到秦汉时期，“和合”思想蓬勃发展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到魏晋隋唐时期“和合”思想推动王朝由离合到统一的跃迁；到辽宋时期，“和合”思想加速推动番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到元明清时期，“和合”思想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壮大；再到鸦片战争之后，“和合”思想护佑民族共同体由危机到涅槃，最后到新中国成立后，“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培育和铸牢的深厚底色。换言之，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由于不同的阶级、政治背景，为了解决当时天下出现的矛盾与危机，倡导“和合”思想，那么进入秦汉及以后，历经中华民族悠长的历史进程，“和合”理念逐渐确立了其作为审视人与自然、社会及人际关系的核心理念与首要价值的地位。它成为了中华民族应对自然与社会、族群间、国家间乃至文明间诸多矛盾与对立的根本观念与实践路径。“和合”思想的融合与统一，不仅映射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深刻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共生的普遍向往与共同追求。

在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这一广泛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多样化的异质要素并存且相互对立，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在矛盾的共同体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既展现出相克相生的动态平衡，又相互辅助、互为补充，经历着不断的转化过程，最终趋向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通过“和”的逐步演进，最终实现“合”的圆满结果。这便是“和合”思想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与精髓所在。在正视矛盾、斗争与冲突的现实存在基础上，“和合”强调了一种独特的解决路径。它不单回避，而是在承认这些对立面及差异的前提下，运用“和合”的思维方式去化解矛盾、调和冲突，审慎地管理多样性。此理念促使各类异质元素与不同介质在对立统一、相互依赖的和合体中共存，于适度范围内展开斗争，以求共通，进而达成总体层面的平衡、和谐、协作与共生状态。在此过程中，各要素之精华得以汲取，劣质则被剔除，从而在整体层面构建出有序与和谐的局面。更进一步，“和合”思想还鼓励旧有和合体向新生和合体的演进，以此驱动事物的持续发展与革新。这些构成了“和合”理念所坚守的核心原则与评判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和”文化蕴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3，是对“和合”文化全方位的科学总结。从宇宙观、国际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文化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

三、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的独特价值

“和合”思想逐渐渗透至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各个维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文符号与价值导向，深刻烙印于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在调节人与自然、人际、社会及国际关系时，“和合”思想展现出四大独特价值。

第一，整合功能。在探讨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中，“和合”理念强调天时、地利、人治的和谐统一，倡导“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秉持的自然哲学，也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治理贡献了独特的智慧框架。

第二，调适功能。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和合”思想具体化为“和而不同”的普遍共识，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自律与道德规范，为个体追求内在平和提供了深刻的指引与评判基准，树立了价值导向的典范。

第三，导向功能。在探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和合”思想历经数千年的沉淀，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关键的导向与平衡功能，铸就了民族心理上的深刻文化认同。受“和合”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视统一与爱国情怀、尊崇权威与服从秩序、追求安定与和平共处、坚守传统与孝道传承、强调伦理与道德修行的民族特征。它还树立了“和为贵”的族群融合与社会构建观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第四，凝聚功能。在国际交往层面，“融合共生”理念已升华至“和谐共处”“世界大同”的高度，倡导平等互尊、交流互鉴、包容并蓄的原则，为国际交往树立了和平的价值观。通过欣赏各自之美、推崇他国之优，进而实现美的共享与世界的和谐大同，为持续推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进步与共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四、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契合

“和合”文化蕴含深邃且条理清晰的哲学思维，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瑰宝的核心体现，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取向，还是民族根基与灵魂的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风貌，广泛且深刻地作用于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思考模式及行为规范，强化了民族间的团结力与向心力。

（一）助推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

和合，意味着在充分认知事物间存在的差异、冲突及矛盾的基础上，秉持尊重差异、调和矛盾、化解冲突的原则。在思维模式与问题解决策略中融入和合思想，以理性、实际且辩证的视角审视这些差异、冲突及矛盾，既不采取回避或掩饰的态度，也不予以夸大或激化，而是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协商手段寻求解决方案。这一过程中，多种异质要素在相互对立中达成共存、中和与统一，从而最大限度地缓解乃至消除当前社会中的矛盾、纷争与冲突，以“和谐”为导向，促进社会的整体稳定与团结，实现“和合”的最终目标。

（二）助力强化文化认同的构建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始终伴随着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差异性。这些多样文明与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彩而和谐的世界。和合理念所倡导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促进交流及扩大共识，为解决不同文明与文化背景下的国家与民族交往提供了智慧。此举不仅能够有效避免国际间“文明冲突”的发生，还能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加深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团结。

（三）助于打造生态文明建设

“和合”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视人与自然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整体，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繁荣。这一理念孕育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的文化传统与绿色意识，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了卓越的中国智慧与思维范式，展现了独特的解决方案与路径。

（四）助推构建命运共同体

“和合”思想是一种既珍视多元共存又倡导包容异质的哲学观念，它致力于将多样性、差异性及个别特性通过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重塑为一个全新的和谐统一体。人类作为一个命运紧密相连、共同面对挑战的共同体，其范畴广泛涵盖了多元行动主体、多维度层面、多样化领域及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合”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贡献了中国独有的智慧范式。为了跨越民族国家间的文明界限与文化隔阂，不同国度与民族间需秉持“协和宇宙”“同舟共济”的核心价值导向，坚守“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蓝图，以此推动全球社会迈向一个合作共赢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崔榕，赵智娜.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民族学刊，2021（08）.

[2]邹广文，沈丹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历史生成逻辑[J].天津社会科学，2021（03）.

[3]詹小美，揭锡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涵濡[J].青海社会科学，2019（0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联202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互构逻辑和实践进路研究》（批准号：24BZZ010）

作者简介：韩瑶（1989—），女，汉，山东省济南市，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政治学理论、传统文化

1 赖永海编、刘鹿鸣译：《楞严经》，中华书局，2012年，第125页。

2 杨寄林译：《太平经》卷四十八，中华书局，2013年，第499页。

3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