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设计；课程思政；价值维度；两个结合一、 溯源与构境：传统文化融入设计教育的逻辑理路

艺术类教育不只是技艺的训练、专长的培育，亦是价值的涵化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所涵养的道德伦理、美学理想、生活哲思，对新时代艺术设计类思政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支撑和人文基础。本文尝试梳理传统文化育人密码与艺术设计专业的通晓点，从道德伦理纬度、美学理想及文化自信纬度来论证传统文化类课程资源蕴含的思政育人功能释放的现实可能性与必要性，如何从器物之美的设计智慧、自然之美的设计伦理找寻“两个结合”融入专业课教学实践的路径和范式，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专业学术范式来涵养德艺兼备的时代新人。

在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艺术设计学科除了培养设计人才外还是文化传承、文化自信的时代担当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思政教学过程中的多领域、深层次融入，不是简单的嫁接与符号提取，是寻根溯源和场域嬗变，潜隐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文化赓续与专业自觉

纵观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并非形上范畴，而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历史活动中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中华农耕文化、社会更迭、社会文明下，几千年来独有的、造就的、孕育出来的精神基因，决定着中国艺术设计的原始属性和发展方向[1]。艺术设计是人在人类社会中生产创造的一个有“人”性的活动，中国造物文化思想强调的“文质彬彬”“技进乎道”就是强调艺术设计活动中的“形与道”“技与德”。

当代设计教学中普遍存在重技轻道、重西方轻中国的问题，使得一些设计主体弱化了价值立场和民族文化意识。因而“返本”并非“复古”，而是要在传统历史中探索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传统思政教学将家国情怀、社会使命、匠人精神等内容融入到专业教学，是传统中现代“技之教”向“道之教”迈进的必然，专业自觉要求传“道”者不仅应传授形式规律，更应让学生洞悉形式背后生发的文化之“根”，赋予设计作品以民族精神、民生重任，在历史传统中建构当代中国设计主体的文化身份。

（二） “两个结合”在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理阐释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指引艺术设计思政教学的方法论基石。在设计学科中落实“两个结合”，关键在于找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契合点，实现二者的有机融通[2]。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主张艺术生产的社会性与人民性，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中国传统仁爱思想、“百姓日用即道”的中国传统实用理性，在深层价值上具有相通性，通过思政教学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治平”的理想人格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伦理观。

二、 规约与教化：传统伦理在设计伦理中的现代转译

设计既是审美行为，亦是伦理行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为反思及治疗当前设计师和设计所存在的过度消费主义、生态伦理不足和技术异化等现象提供了关键的解毒剂[3]。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提炼是思政教学的关键层面，将之融入设计伦理行为规范。

（一） 尚俭惟德与可持续设计的伦理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俭”的德行。《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种尚俭思想并非单纯的物质匮乏下的无奈选择，而是一种主动的、基于对物力维艰之深刻认知的道德自律。在道家思想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更是将节制欲望提升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4]。这种对待物质财富的审慎态度，与当代可持续设计、绿色设计的理念有着内在的伦理契合。

“惜物”的传统造物精神在思想教学中的运 下设计“过度包装”“计划报废”“奢风莫敛”的有力驳斥，取之有度，用量有节生态观念反思人 设计伦理观是保护环境的需要，更是设计师职业道德的精神要求。将传统尚俭 育学生在设计中反对累赘，追求简单，节约有限的物质资源在满 减法 规约使得设计不再成为刺激生产、鼓励消费的助推器，转而成为一种引领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构建节约社会正能量的设计力量，这是传统道德规范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创造性转译。

（二） 仁者爱人与服务设计的各种关怀

儒家核心范畴“仁”，其基本内涵是“爱人”。“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思想，体现了超越血缘的广泛社会关怀。这种以人为本、推己及人的伦理情怀，正是现代服务设计、包容性设计以及通用设计的灵魂所在。在技术理性日益高涨的今天，设计容易沦为冷冰冰的数据运算与功能堆砌，而缺失了对弱势群体、特殊群体以及人的情感需求的细腻关照。

挖掘“仁爱”思想的时代价值，意味着在设计教育中要重塑“为人而设计”的价值原点。思政教学应引导学生走出自我中心的狭隘视角，关注社会民生，特别是关注老年人、残障人士、儿童等群体的真实处境。通过将“仁者爱人”的伦理精神转化为“同理心”的设计思维，鼓励学生在设计中注入情感温度与人文关怀。

而这种关爱不应该只在口号中表达，应该表现在细节中——无障碍设计、适老设计、社区服务设计、医疗环境设计……让传统美德的守望相助、关爱他人、关爱和睦等内化为面对社会问题、改进人生的设计意识，使设计承载更多的社会关怀，促进社会的平等。而这正是对这些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践行，是践行社会价值观的具体表达。

（三） 器以载道与匠心精神的价值重塑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所追求的正是“器以载道”，特定造物是有形物象作为无形之“道”的载体。这种文化赋予了造物以形而上的崇高意义。与此相应的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考工记》中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有上乘利万物、巧运材的造物整体精神，实际是对的职业敬畏、责任负责精神的发挥。

沉不下心来搞设计，一切以快速度取胜，是数字时代设计教育存在的不良现状。急功近利，模仿抄袭，甚至是粗制滥造的现象比比皆是，重塑“工匠精神”，一方面是提升产品质量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设计师职业人格养成的必要路径。思政课讲述中国古代工匠精神，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对完美的孜孜追求，不唯技艺，也引导了学生以一种认真专注，爱岗敬业来对待事情。

这种价值重塑需要学生在设计实践中既要有直挂云空的“载道”精神，对设计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观等进行自觉的思考，同时也要有工匠精神“匠心”的务实精神，在材料上、制作上、细节品质上不偷工减料、不投机取巧、不“偷懒”，注重物质设计的“器”“手”打磨，以“道”与“器”、“心”与“手”的一体合一是专业理想，教化学生在数字媒体时代的造物之“心”与敬畏始终不灭，让每一个设计产品成为凝结心血和传递美好的精神容器。

三、 写意与传神：传统美学在形式语言中的气韵再生

中华美学精神注重“气韵生动”“虚实相生”“意境”，与重写实重分析的、偏全面、直觉的西方美学思想、审美思维相有效补充的。在艺术设计教学实践中，挖掘传统美学，并将其运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作品中，为现代艺术设计作品注入新的艺术语言、提升现代作品的涵养和格调、增强现代作品的中华民族性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 虚实相生与空间叙事的意境营造

“虚实相生”是中国艺术的生存法则，画境中的留白也好，园林中的借景也好，“虚”都不等于没“气”，都只是气韵生动的虚化而已。这种对“无”的强调是中国哲学“无用之用”的体现，在现代环境设计，建筑结构的处理，甚至平面的设计都有所启迪。

思想政治在设计教学中教学生突破过多注重西方形式的构成的即实体物象的习惯，设计“负空间”“留白”出具有东方诗意的“诗性空间”，让学生领略传统园林“步移景异”“移步换景”的空间组合和山水画“计白当黑”“虚实相生”的设计启示，让学生跳出视空间为客观尺度的容器，感悟到空间是绵延的“心灵”。

在设计空间之中，这种意在创造就是留白，留出能让观者思考和想象力延伸的空间，这种克制的留白设计，将给泛滥的时代病态的视觉疲劳带去清凉的、吸引人精神去探究的美的感受，追求“意思”的设计作品将不再是单一的对象，而变为人与环境、自我与心灵的沟通环节，从生理的适意到心理的适意。

（二） 气韵生动与视觉修辞的情感共鸣

谢赫《画品》中将“气韵生动”设置为第一，它被视作作品设计的最高境界。“气韵”是作品的生气、格调、气势，是脱离了外在的形体相似的形而上的东西，追求的是事物的神似。视觉传达设计以及数字媒体艺术如何脱去技艺的浮华，传达出一种“生命感”的设计力量。

把追求“气韵生动”审美贯通到教学中，就是要让学生重视设计形式背后的心理逻辑与生命力量。汉字书法中的笔势绵延、民间艺术中的色彩张力和民族纹样中的吉祥寓意蕴含着气韵，思政课要引导学生重视对传统视觉符号逻辑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符号的搬运式设计。

在于“传神”，对品牌形象设计、海报设计、动态图形设计，除了在意眼球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在意视觉修辞带来的心理的触动。对线条的韵律，对彩色的冷暖，对构图的气势，做精微的处理，呈现一个流动、生长的形态，这样来自传统审美的视觉修辞，更能穿越语言的屏障，引起接收端内心最原始的审美记忆，唤起共鸣，提升中国设计在国际传播中的感召力。

（三） 天人合一与生态美学的系统整全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关于人与天地关系的最高命题，强调人是自然之子，人类活动顺应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它衍生的生态美学讲系统、讲整体、讲有机，与现代的系统设计、生态城市规划相暗合，只是更形而上的层面。

在产品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教学中落实“天人合一”思想，是培养学生宏阔思维和整体性思维的必由之路，即要彻底颠覆将人与自然分离、将主体与客体割裂的“二元思维”，建立万物一体的整全思维。

具体而言，就是要求设计不但要计算产品的单件性，更要求计其全生产周期的自然性影响；不仅需要人工环境的舒适性，更需要自然肌理与环境的融合。作为在思政，这就是学生的生态文明洗礼。让学生们通过感知传统建筑选址因地、建筑就地取材的哲学，以及传统器物法天象地的造型之道，实现设计中人工天工浑如天成。这种整体式（注重整体关联性的整体式）美学追求，最终要营造的是一种低熵、和谐、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氛围，这是一种中国大智慧，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体察。

四、 融通与互构：“两个结合”在专业场域的实践图景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思政教学，最终要落实到课程体系的重构与教学模式的创新上。这需要通过“两个结合”的深化，打破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壁垒，实现显性课程与隐性文化的协同育人。

（一） 魂脉与根脉的深层同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在设计教学中，要着力揭示二者在精神内核上的深层同构关系，使学生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传统文化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得益彰。

课程体系方面可以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设计思想”模块。例如在设计史课程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生产力发展决定设计样态的同时，分析中国传统造物背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精神；在设计概论课堂中，对比讲解马克思异化理论与道家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辩证说明技术与人的关系[3]。

正是基于这种同构深挖，才使学生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激活传统文化而来的，才会有坚定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的文化自觉，才会有接下来设计实践中自觉以中国视角审视西方设计思潮、守好民族文化之根的自觉意识。(指导老师：郑雅方)

（二） 显性与隐性的课程浸润

传统文化的渗透不应当仅仅归属于文化课程，而应当融入专业教学的整个过程，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融合[5]。

显性。编制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论教材和案例库。把中国古代画论、园冶、营造法式等经典名作中蕴藏的设计美学，以现代设计语言总结提炼，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开设非遗传承、乡村振兴等设计坊，让学生体悟传统文化的质感和触感。

隐性化就是强调教学环境、过程的文化濡化。为人师表、课堂氛围、作业评语等都应蕴含传统文化价值观，比如方案评价时在形式、美观之外加入“文化价值”“道德伦理”等考核元素，在教学时在尊师重道、师弟子道，无声感染、润物细无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培养学生对美的向往、高尚人格的追求，让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变成他们生活的常态。

（三）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守正”是基础，“创新”是关键。传统文化融入设计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复制古董的工匠，而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创新能力的现代设计师。因此，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教学实践中，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传统，盲目崇拜西方；二是复古主义，固步自封，拒绝现代科技与理念。思政教学的重点在于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6]。

要鼓励学生以现代设计的理念重构传统元素，利用数字技术激活传统资源。例如，运用参数化设计解析传统榫卯结构，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古代生活图景。这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实践，既是对传统的各种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探索。通过守正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获得新的生命形式，使中国设计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时代的锋芒，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与“中国智造”的跨越。

五、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设计思政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和文化自觉，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价值塑造和价值引领铸魂铸人，是伦理范畴化重塑匠心和责任，是审美范畴化再铸气韵和意境，是实践范畴化实现“两个结合”的深层交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设计教育之路。

这是顺应和融入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提升艺术与设计学科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在二者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一定会培养出更多兼有深层文化认知和科技赋能专业本领且心怀社会的设计人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用设计之笔和文化之赋绘就更加绚烂的时代画卷、演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交响乐章。

[1] 胡显章. “两个结合”视域下全员全过程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J]. 重庆高教研究, 2026,(03): 1-9.[2] 王润泽, 徐潇. “两个结合”视域下智媒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系统革新 [J]. 中国编辑,2025, (08): 60-6.[3] 刘丙元. 高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及其实现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 (10): 59-67.[4] 马文慧.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学生素质教育路径探索——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青年教育管理研究》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5, (10): 110.[5] 谢清果, 包文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以“华夏传播研究前沿”课程为例 [J].传媒, 2025, (17): 81-4.[6] 米娜, 赵跃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J]. 科学决策, 2025, (09):22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