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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面向武汉工作群体，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地位与慢性病患病的关联。方法：选取2022年5月～2023年6月武汉工作人群中1000例个体，结合问卷等工具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探讨慢性病、社会经济地位的内在联系。结果：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显示，工作群体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财务状况、工作内容自由度、工作进度自由度、工作强度、自评社会地位均为影响慢性病患病率的因素，（36～60）岁个体、男性、初中以下群体、收入水平较低群体、财务负债、工作内容、进度完全受支配、工作超负荷、自评社会地位较低时，较易患慢性病（P＜0.05），慢性病患病率与上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密切相关。结论：武汉工作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和慢性病患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应加强社会保险等经济、制度保障，积极防控慢性病。

关键词：慢性病；工作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疾病防控

前言：

慢性病是我国当前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工作人群慢性病发病率较高，降低劳动力生活质量，加速医疗资源投入和消耗，增加社会负担[1]。工作群体慢性病发病直接影响劳动者社会建设能力和积极性，不利于社会高效、有序发展。为此，应积极分析慢性病患病的影响，从而为慢性病防控提供可靠依据，促进工作群体健康，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2]。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指阶级社会中群体或者个人所处位置。根据马克思理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取决于“社会阶级”，即个体与生产方式的关系[3]。社会经济地位内涵广泛，本文选取社会经济地位中权重较高的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制成问卷，针对武汉工作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4]。问卷发放时间为2022年5月～2023年6月，共发放回收1000例问卷，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工作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慢性病患病的相关性，从而促进慢性病防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5月～2023年6月1000例在职工作者，性别：男/女=507/493，年龄（20～60）岁，平均（43.75 ± 8.14）岁。

1.2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在职工作者；（2）资料完整；（3）理解研究内容并且自愿配合；（4）自主完成问卷。

排除标准：（1）智力缺陷；（2）精神障碍；（3）问卷完成度低于100.00 %；（4）其他因素导致问卷无效回收。

1.3方法

（1）问卷制作：全面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因素，从经济、职业、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着手，经过多轮评估、筛选和优化。咨询专家，由7位专家基于专业理论分别为参与因子（初拟指标）赋分。根据专家反馈意见从中筛选出权重较高的指标。最终选取学历作为受教育指标，收入、存款等作为经济指标，工作内容、进度自由度、工作强度作为职业指标，另外设置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结合性别、年龄等重要基础因素，构建完整的分析问卷。针对上述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上述因子与慢性病发病率的关系。（2）基线资料分析：1000例患者中，青年508例，中年492例；男性507例，女性493例；初中341例，高中442例，高中以上学历217例；收入较高246例，收入一般432例，收入较低322例；有存款237例，收支平衡462例，负债301例；自主决定工作内容157例，部分自主351例，完全受支配492例；自主决定工作进度157例，进度部分自主351例，进度完全受支配492例；低强度工作327例，工作强度一般313例，超负荷工作360例；自评社会地位高等15例，中等37例，低等54例。（3）统计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中，不同分类对象慢性病发生率。统计结果显示，以问卷回收当天为截止日期，1000例患者中确诊慢性病患者106例，发生率10.60 %。其中单项慢性病发病31例，占比29.25 %（31/106）；合并多种慢性病患者75例，占比70.75 %（75/106）。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患者占比较高（t=31.064，P＜0.005）。

1.4 观察指标

单因素分析：对比年龄（20～35岁、36～60岁）、性别（男性、女性）、文化程度（≤初中、高中、＞高中）、收入水平（较高、一般、较低）、财务状况（有存款、收支平衡、负债）、工作内容自由度（自主决定、部分自主、完全受支配）工作进度自由、工作强度（较低、一般、超负荷）、自评社会地位（高等、中等、低等）等因素与发病率差异。

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回归分析，总结相关性因素。

1.5 统计学方法

武汉工作群体数据以SPSS 26.0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分析，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分析，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单因素分析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财务状况、工作内容自由度、工作进度自由度、工作强度、自评社会地位处于不同阶段（阶层）时，慢性病发病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2.2 多因素分析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文化水平、收入、财务状况、工作内容自由度、进度自由度、强度、工作群体个体自评社会地位均为慢性病患病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患者健康状态，地位较低时较易发生慢性病。武汉市工作人群慢性病患病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患病风险降低。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工作自由度、收入、年龄和性别均会影响健康状态[5]。

本研究结果显示，（36～60）岁即中年发病率较高，为14.63 %（72/492） （t/F=17.730，P＜0.005）；男性发病率较高，为14.99 %（76/507） （t/F=18.295，P＜0.005）；初中以下群体发病率较高，为16.72 %（57/341）（t/F=23.019，P＜0.005）；收入水平较低时发病率较高，为17.08 %（55/322）（t/F=31.075，P＜0.005）；财务状况负债时发病率较高，为18.94 %（57/301）（t/F=26.031，P＜0.005）；工作内容自由度较低时发病率较高，12.20 %（60/492）（t/F=17.925，P＜0.005）；工作进度完全受支配发病率较高，为13.01 %（64/492）（t/F=12.533，P＜0.005）；工作强度为超负荷工作时发病率较高，为16.11 %（58/360）（t/F=10.164，P＜0.005）；自评社会地位较低群体发病率显著高于高等地位群体，其中低等地位发病率15.65 %（54/345）、中等地位发病率11.38 %（37/325） （t/F=8.870， P＜0.005）。

物质性资源直接影响健康条件，进而影响健康公平。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内容之一，并且通过复杂机制影响其他类型的社会公平。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包括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在工作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水平，同时健康水平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地位。慢性病作为健康水平的负性因子，直接导致患者健康水平降低。在慢性病健康管理中，患者需要长期投入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较易导致患者社会经济地位降低[6]。

影响工作人群慢性病发病风险的因素包括住房条件、交通工具、营养管理、娱乐活动、心理社会关系等，当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无法保证及时进行健康体检，难以维持健康的饮食、运动、睡眠等生活习惯，限制个体提高健康管理质量的能力，难以治病于未发、治病于微发，基础健康问题持续产生不良影响，最终发展为慢性病。个体社会地位较低时，难以保证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健康、安全。例如，在从事不同职业时，个体慢性病风险存在一定差异。长期暴露于粉尘、毒害物质环境中的工作者慢阻肺等慢性病发病风险较高，而长期处于良好环境中的工作者，肺疾病等慢性病风险降低。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健康意识和健康行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时，个体和群体倾向于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视休闲娱乐，并且开展健康生活方式的限制较低，较易获得更充分的健康管理支持，例如，可聘请营养师、保健医师等，进行长期健康管理，从而降低慢性病发病率，或者延缓慢性病发展。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个体较易陷入健康管理困境，例如，长期加班、作息不规律、缺乏运动、长期摄入咖啡因、吸烟饮酒缓解压力等活动和行为，均为慢性病发病的促进因子，增加发病风险。

从健康需求层面分析，个体健康预算取决于经济条件，在与个体有关的经济因素中，包括自身收入、经济负担、医疗保险保障、社会宏观医疗环境等因素。慢性病患者主要为中老年人，该趋势与机体自然衰老等因素有关，因此老年人占比较高。影响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中，养老金收入是主要因素之一，老年人健康与其养老金收入密切相关。随着社会发展，受到经济等多层面因素影响，慢性病发病年龄、受害群体渐趋年轻化，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在工作人群中发病率显著增高。

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内养老保险体系持续完善，但是社会经济文明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社会公平发展需要一定过程。在华夏复兴的长期奋斗中，我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从脱贫到奔小康，从先富带动后富，至实现共同富裕，从保证群众丰衣足食，到发展现代化强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国富民强是长期目标。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社会发展不再满足于“富足”，而是追求文明和强大，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作为人口基数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物质保障到健康保障需要长期奋斗。因此，虽然在当前社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体系、政策逐渐完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健康保障提升，农村养老保险水平提升，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客观存在，并且将长期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相关的慢性病等健康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长期关注、积极解决的社会问题。

针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产生的慢性病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体系，优化医疗环境，充分利用政策因素进行宏观调控，加强社会保障，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医疗环境，加强全社会健康管理，保证各阶层医疗保障，降低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从社会层面加强慢性病防控，积极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社会健康管理意识，防微杜渐，延缓慢性病发病年龄，减轻慢性病对患者学习、工作、生活的负面影响。应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环境等层面积极开展医疗保健干预，从社会层面降低慢性病发病风险。

基于本研究结果，在未来公共卫生管理中，应积极关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作群体，提高医疗保障质量，完善社会保险，减轻工作群体生活压力，关注武汉青中年健康，降低慢性病发病率、延缓不良进展，促进工作群体健康。通过政策等多层面管理，促进健康公平和社会公平。通过综合管理，改善工作群体健康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针对武汉工作群体的慢性病患病情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武汉工作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慢性病患病情况，文化水平、工作自由度、收入水平较低时，患病风险增加，中年人较易发病，男性发病率较高。应针对上述特点加强健康宣传，完善公共卫生管理，以及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积极防控慢性病。

参考文献：

[1]刘珊珊.期望适配视域下的教育、社会分层与幸福分化机制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23：36-37.

[2]张言博.综合生活方式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及代谢状态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修饰作用：中美英多队列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2：19-20.

[3]郭未，鲁佳莹，刘林平.流动时代的健康中国：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J]. 社会科学文摘，2022，（05）：103-105.

[4]林深荣，苏旭，吴延莉，等.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生活方式与高血压发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3，27（04）：379-384+398.

[5]刘新雨.山东省农村老年高血压患者社会经济地位与生命质量的关系：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D].山东大学，2023：31-32.

[6]马涵.中国成人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D].北京协和医学院，2023：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