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四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传统舞蹈在此背景下无法避免地与之勾连，在这其中引发出一些问题：固步自封与机械式呈现，或是出现“四不像”而丧失本体性。因此本文共分为四章论述，第一章分别明晰工业革命与传统舞蹈的核心概念，了解工业革命的背景、成果、影响，以及传统舞蹈的属性、形式；第二章为在中国与西方视阈下，传统舞蹈在工业革命中发生的现象；第三章为探究传统舞蹈嬗变现象下的内涵；最后一章总结何为促使以上现象发生的本质。探究工业革命与传统舞蹈的勾连，从而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史附加重要的作用，为合理把握传统舞蹈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工业革命；传统舞蹈；勾连

引言

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着人类文明史的进步，舞蹈作为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以身体为载体来反映现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它文明领域的发展，而传统舞蹈是舞蹈中的文化之“根”，其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在历史长河中进行量变与质变，其从出生开始就带有的人类历史文明，是任何一个舞种所达不到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依旧值得当代舞蹈工作者们关注，传统舞蹈在拥抱工业革命的同时，有的只是以一种老套的、机械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运用所谓现代的意识，肆无忌惮地胡乱涂鸦，没有去认真思辨“非遗”的传承本质，致使“传统舞蹈”变得不再有纯度。对工业革命与传统舞蹈的勾连进行考论，研究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传统舞蹈的变化发展，在此基础上了解某个时期传统舞蹈的内容与形式，在这其中传统舞蹈的嬗变或许会出现优劣之分，但仍要引以为戒，去追寻传统舞蹈之“根”，若不坚守，便会像无根的浮萍，它虽与时俱进的，但需明晰是“人跳舞”而非“舞跳人”。由此对当今的传统舞蹈的继承、发展、传播带来启示，以及舞蹈领域内的创作、表演、教育、传播等方面也将产生推动作用。本文主体虽为传统舞蹈，但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势必会涉及其他领域的变动，将学科视野扩大，从这些领域之变带来对传统舞蹈嬗变的启发其实是相通的，同时也期望本文对其它学科的发展给予借鉴，对人类精神文明史附加重要作用。

一、核心概念

（一）工业革命

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里程碑，是在早期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最初历程，即生产与技术的革命，用机器和工厂的大规模生产取代手工生产，同时也是一场能源转换的革命，常常被描述成二者之间的对立挑战，《辞海》中“工业革命”条目这样写道：1、“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过程”；2、“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以及由此引起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1]这一定义实际上只是集中了工业组织学派、宏观经济学派等的观点，但究竟什么是工业革命，或许这个内容仍然较为不定，以下将对四次工业革命来进行当今普遍认可的定义阐释。

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名为“蒸汽时代”，以机械化为特征，其实蒸汽机早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已诞生，于古希腊时代的古埃及可寻觅其踪迹，只不过当时能够应用的领域较少，没有推广至工业，由于时代的发展，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为了从矿区抽水和转动新机器的轮子，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源来源，这导致了蒸汽机一系列的发明和改进，直到最终被开发出来用于了大规模生产，随着技术和性能的提高，大型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出现了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产阶级，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化进程开始，蒸汽机的出现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便利，逐渐导致了世界全球化的趋势。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向“电气时代”迈入，时间在1870年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此时的生产力在信息革命、资讯革命中趋向高峰发展，同时对农业的进步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使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也促使了社会关系的加速转变进程，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加强，此刻的机械进步不再是偶然的，而是更有目的性的，事先定制好的，其成就主要在于电力、内燃机、钢铁等其他传统工业的前进。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从技术开始，然后到科学，再到技术；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完全是从科学入手，然后到技术再到科学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继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一次重大飞跃，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初，这是一场信息控制技术的革命，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大量使用为特征，也称为“信息时代”，它的到来，为人类探索世界提供了愈多便捷有利的方式，对于人类的生活与思想上都产生了重大变革，逐渐推使世界变为一个整体且密不可分，其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间限定于21世纪至22世纪中叶，为“人工智能时代”将人类的历史文明又再次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使用人工智能、分子工程、虚拟现实、清洁能源等为突破口，“信息时代”留下的物质与意识已不能再满足人类生活的发展需求，那么其便会寻求另一种形式并在此跃动，“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科学和技术在物理学上的新改进基于科学、数学和生物学，各领域的多元发现和交叉促进；信息科学和技术与多学科科学和技术的高度融合，以及信息在所有领域的普遍性、随之而来的使用信息技术来提高技能水平的突破，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可窥见人类文明未来的高度发展趋势，并呈现出一种可观的形态成长着。

（二）传统舞蹈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传统舞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之内，那么“传统舞蹈”应界定应为：世代相传，从历史上延传下来已有百年以上，根脉清晰，存有活态表现形式、兼具了古典化的内在精神与民族化的外在特征。[2]它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域特征，而非通过艺术家采风、解构、重组、创作的带有舞台性质的民间舞蹈，也非经学院科学系统的教育后，所形成的舞蹈形式。但由于社会的变迁是人类所无法阻止的，传统舞蹈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持有延续性与断层性特征，形成了双轨并行的局面，在当代已很难再发掘出完整且原汁原味的传统舞蹈了，至今还存在着的活态表现形式与其继承人不一而足，如今我们大多能够看见的传统舞蹈经过了舞蹈文化工作者在经历历史研究、实地考察、田野作业、访谈传承人等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传统舞蹈元素中的提取、凝练、加工而成的舞蹈形式，这也是当今不能回避的现状，对于传统舞蹈的当代界定仍是较为模糊的，如果说绵延千年的文化是形而上的“道”，舞蹈是形而下的“器”，那么传统舞蹈便是“以器载道”，传统舞蹈具有“古蕴性”，其“古蕴性”是一种经典的永恒，“古”代表着过去的时间性，但并非将过去的所有舞蹈囊括为传统舞蹈，还需结合“蕴”，它可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期于一个特定历史与意识形态下，所积聚的特定文化遗产，对人类社会行为有耳濡目染的影响与控制作用，在生活、劳作、歌舞等各个方面留下了踪迹，世代相传于一方山水、一方风情生长的民族民间舞属于传统舞蹈，但传统舞蹈还包括民间、宗教、宫廷及雅乐类，虽然以民族民间舞为基础的古典舞，是经过了科学系统地创造，且具有独特风格与意义的舞蹈形式，严格上来说它并不属于传统舞蹈，但骨子里仍刻有“传统文化基因”，它也是文化古蕴的一种积淀，因此广义上隶属传统舞蹈基础上的衍生。传统舞蹈与舞蹈一样蕴含着本体性，起于心而发于情，大量传统舞蹈的诞生是与那个时代居民的内心情感的表达而息息相关，并且我们对于传统舞蹈的定义不能仅仅局限停留于它的名词性，结合“舞蹈”一词来发现动态性，当传统与舞蹈交融，便形成了在继承与延续下的一个发展状态，是一个不断保持运动的活态表现，对于传统舞蹈的定义，我们要抓住对其本体表征、主要文化方向性的思量与运用。

二、传统舞蹈在工业革命中的活力跃动

（一）西方视阈与中国视阈

本文围绕西方视阈与中国视阈下工业革命传统舞蹈的范式形成与演变出发，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18世纪末期，英国的工业革命逐步蔓延至西欧、北美，并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刻革命，并非只将视野局限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改良，而更是一场人类深刻的社会性革新，贯穿于生活各个方面，尽管不同国家的革命任务有不同，但它们的基本任务都是以资本主义工业为中心。这一次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不局限于经济、政治，它对哲学、艺术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蒸汽机时代的到来，虽然带来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同时也导致了古典与巴洛克等艺术的没落。乃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根据人们的现实需求，从先进的科学再到技术的发展进步，使现代与传统发生了分裂，此刻为西方芭蕾发展史上的现代芭蕾时期，特别是受到了“白银时代”的影响，指在这个时期俄罗斯诗歌，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兴起的特定历史时期，黑格尔曾提出过：“美由感性的实质表达理性的思想，要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3]工业革命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已延伸至其它领域，由现代芭蕾的出现可知工业革命的到来注定使得传统的艺术变得不再纯粹，艺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生态艺术圈，现代芭蕾的出现与工业革命的发展进步刚好不谋而合。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助推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发生了重大的变革。[4]这与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间几乎一致，可以说这成为了中国传统舞蹈与工业革命联系的发轫，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觉醒，受到文学界“文化寻根”的影响，中国传统舞蹈的文化寻根意识也逐渐加深，表现为舞蹈文化意识苏醒与本体意识启蒙，传统舞蹈的展演形态面貌得到发展：在民族民间舞方面出现了寻根意识的萌芽与开凿，如《召树屯与楠木诺娜》是一部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问世的最具有影响力的一部傣族舞剧，它的风格色彩斑斓，其中继承了多种传统傣族舞蹈，如孔雀舞、象脚鼓舞、长甲舞、蜡条舞等，给观众呈现出一种包罗万象之感；中国的古典舞发生了结构与重构，如舞剧《丝路花雨》，编导从敦煌壁画中汲取灵感，提取其中舞蹈元素作为基本语汇，并广泛采集甘肃地方民俗和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舞蹈元素，进行了提炼、加工而成，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在全球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格局下展开的，传统舞蹈在这个阶段及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舞的冲击，这种冲击给它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一种考验，它在与世界各地的舞蹈文化交流互动中，寻找立足基点与生发之机。

（二）工业革命视阈下的中西方传统舞蹈嬗变

1.本体与它体的交织

传统舞蹈面对工业革命的到来，其本体性势必会受到动摇，若本体对于工业革命的到来产生抵抗心理而固步自封，不做出一点改变与勾连是不可能会进步的，从古典芭蕾到现代芭蕾，虽然其形式方面发生了改变，但现代芭蕾骨子里终究脱离不了芭蕾的内涵，动作形态追求“开、绷、直、立”，完全力求达到美的统一与和谐。现代芭蕾在工业革命下的时代变化下，在其本体的基础上，融入它体，丰富了更多的精神内容，打破了传统中不利于本身发展的因素，如冲击了不可变化的古典审美，注重体现现代化精神和该民族性格的、最有力的表现形式，而且还倡导舞蹈和其它艺术之间的平等，哑剧手势与程式化动作于先前在芭蕾中较为自由的地位，也受到了很大桎梏，体现了重视人的内心思想与身体。英国剑舞是西方传统民间舞蹈的分支，剑舞与其它民俗表演都是源于异教徒的祭祀活动，具有神秘性的特征，比如“模拟斩首”和“神奇复活”的“联剑而舞”。[5]这些随着时代变迁而保护遗留下来的历史碎片，在今天壮大为舞蹈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技术体系，若英国剑舞需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继续存活，需在娱乐与传承中寻求一个中和的溶解度，在当今，传统舞蹈不仅需要根植于当地的文化、风俗、审美等，也需遵循当代人的审美习性，特里斯通曾经在《长剑舞的故事中》指出我们不应也不能完全过度地痴迷于舞蹈中的传统仪式中的原真性，这样舞蹈将会成为一件丧失艺术活力的“文物”，失去了在大众面前活力跃动的机会，其本质的东西永远无法被人们所窥探，在人类经历两次工业革命后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阶层的差距愈大，战争频繁，人们热衷将自己的理想与向往寄托在音乐与舞蹈身上，特别是传统民间舞蹈，因为它更具有群众性、自娱性、即兴性的特点，对传统事物的渴望掩盖住在战时的思乡之情，可望而不可求，他们对传统习俗的热爱愈加发展成对浪漫的痴迷，在“现实”与“浪漫”中选择了后者。因此，西方传统剑舞也被赋予了“浪漫它体”的色彩。在中国现代化的工业进程与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由于传统舞蹈与工业革命的勾连，助推它的社区观念、空间也随之发生更新：由原本较为稳固的家庭关系转变为一种松散的价值观与相似团体；相对一致的群体性文化追求转化为容纳个性的类型化群体，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转化为开放的活动空间，甚至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空间。[6]费孝通先生曾提出的“多元一体”中，“一体”指中华民族，“多元”为多语言、多文化的各民族实体，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与融合的多元整体。在工业革命背景的催化下，可见在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的社区意识中，其受众面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小部分、小区域的群体，其内涵与形式也在不断地进行扩充和延伸。

2.在回溯与发展中选择

工业革命为传统舞蹈的发展带来了多元选择，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保守”的审美特性，凸显出了在当今极具竞争力的经济社会，不带有通过自由竞争而获得生存下来的更多优势，因为社会各民族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自律，要求其尽可能地保护其自身的文化基因。[7]但传统舞蹈在此局面中若一直固步自封地去回溯，只会逐渐淡忘出当代人的视野，无法得到有力的资源支撑而延续，在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各种因素潜移地促使了俄罗斯学派的崛起，此时是西方芭蕾发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古典芭蕾以传统意义上的芭蕾审美为依托，根据时代发展与群众的需要，对波兰、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等众多国家的特色民间舞蹈进行提炼改造。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际，中国在面对新世纪、新形式的召唤下，打开国门，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现代舞涌入中国舞坛，为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注入新的水源，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鱼龙混杂，KTV、国标舞、流行舞、街舞，似乎国人对于它们的认识，远远超越了对本土传统舞蹈的了解。尽管工业革命的产物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与运用，出现了信息全球化，诸多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同时其精神需求也带来了改变，舞蹈本身所带有的时代性特质，促使了传统舞蹈的演变是亟需的，但是部分传统艺术逐渐下滑，愈多东西被定义为所谓的“艺术”，导致非遗保护中的传统民间歌舞类的发展，容易遭受破坏性的问题，虽然工业革命为传统舞蹈带来了多样化发展的机遇，但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化多样性”平衡格局的破坏，一味地去紧贴其本体的“异类”，并没有将传统舞蹈进行回望，便更谈不上发展，传统舞蹈与其他舞蹈的区别在于它的“根性”，一种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精神源泉，文化的进化也不可能否定为传统的绵延，无之便像无根的浮萍随风飘动，科技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去回避少数民族舞蹈的文化生态环境在缩减，众多编导在传统舞蹈作品的保护和创作中，常常将传统视为旧的、土的、落后的东西，盲目地进行创造，致使传统舞蹈创作的民族属性扭曲。提到传统民间舞蹈在“非遗”语境必须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时，对于非遗性质的传统民间舞蹈而言，在“保护、生存、传承、创新、发展”上，是否能够得到本质上的协调与平衡，因而传统舞蹈需兼并回溯与发展，是不得不去在此背景下，做出的一个有力的回应。

三、工业革命冲击下传统舞蹈的当代思忖

（一）个体因素：其他领域的冲击

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文化是一种大的生态环境圈，有着循环往复的特征，其下的各个领域无法避免去交织渗透，传统舞蹈并不是一门特立独行的艺术，因为它本就受到了诸多因素的灌溉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性，这种性质在意识形态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追溯到前两次的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工业技术的进步，引发了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人们不再以神为中心，极大地冲击了伦理道德观的改变，与“自然哲学”截然不同的“先验哲学”意在强调主观性的事物，并将其放置首位，意识形态通常会左右着艺术的发展走向，可见工业革命带来的不单单是生产力的更新与社会的变革，还令传统艺术变得不再“单纯”，并成为衍生出其他类型的形态的滥觞。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莫奈、梵高等艺术家相继问世，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次以艺术的方式提出了“自我意识”。[3]艺术的服务对象逐渐由贵族阶级转向平民个人，其目的也不再是传播意识，而是充满了对自身的诘问，传统艺术走向了颠覆与反叛的道路，在此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开展的“俄罗斯演出季”，与众多音乐界与美术界的开路先锋精诚合作，推出芭蕾作品达68部，给了传统舞蹈与其他艺术进行交融的机会。邓肯在接受了尼采的“身心一元”哲学思想的影响后，执着于对舞蹈中注入“自然性”与“创造性”，正是不满传统芭蕾的僵化性，开辟了现代舞之路，而现代舞的思想、形式又反过来对传统芭蕾产生了反作用，推进现代芭蕾、当代芭蕾的成熟。当然，传统舞蹈服饰的改变，引发传统舞蹈展现形式的思考，服装的起源是为了人类的生存需求，如御寒温暖、遮风挡雨、遮蔽羞耻，而审美功能则是位于后者，王敬在《流失破损失传——渔猎民族服饰现状堪忧》的文中写道：“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旧有的习俗必然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渔猎服饰早已被棉布所代替。”，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满族民间服饰的民族特点在农村仍然很明显。80年代后，原有的服饰形制就渐渐地消失了。”[8]传统服饰是传统舞蹈表演中的关键性演出道具，可以看出在80年代后发生改变的传统服饰，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手工制作的民族传统服饰定然出现萎缩，服饰本身具有的实用功能已逐渐受到忽视，那么在此功能上，并不很占优势的传统舞蹈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二）本体因素：当地性与当代性的碰撞

传统舞蹈，是前人的生活、智慧、是历史代代相传至今的财富，它具有集体创造性，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于文化社会中所有成员在环境中集体努力创造的结果，不属于任何特殊的一个人，而是文化在共鸣集中的时候就会作为传统传承，具有自主的意识和生活性，“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传统舞蹈固有的时代性，当遇上工业革命时，便会主动演变出当代性，它具有与现在相关的持续性，传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曾经存在过，它还起着决定和控制现在的力量，历史地看，当代性的出现是和当地性相对应的，在艺术当中，传统与当代不具有绝对的对立意义，如果说当代性是未来对现在的召唤，不如说是延续而来的传统，由于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有着永恒的循环机制，传统舞蹈生活在文化语境中，是一种审美方向的语境，特殊意义上的文字交流的社会符号，是指与语言有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第一是文化习俗，第二是社会规范，工业革命带来的时代巨变，使众多的传统舞蹈已不经常出现于日常生活中，几乎只有到了盛大的节日或重要的活动时才会展示，或是保留传统舞蹈的传承形态样貌，结合展演形态样貌表现，因为关联到当代人的情感、欲望、生活、心理、审美体验感在变动，这些都是传统与当代之间能够产生有效共鸣的一个关键点，但变动的权利与主动性仍然归属于传统舞蹈，而不是由编导、演员来进行主导。即传统舞蹈令过去与现在属于同一个精神空间中，体现了本体自我意识的嬗变，坚守自身的独立品格与外界带来的技术发展平衡统一。当地性与当代性的交织，促使了传统舞蹈与其他本体相关领域的结合，去探寻自身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它终究是为了保护“根”的东西，而非为了样态去吸收。

四、总结

（一）多元化社会趋势的推动

传统舞蹈形成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带有固定的文化基因与传统根性，该生态环境中有众多这些传统舞蹈与其所从属的文化它体，一同铸就了属于传统舞蹈的人文格局，这是对各文化它体思辨与架构的结果，传统舞蹈受到多元化社会趋势的推动是必然的。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时，每一个部族都越来越加深了其经验。与这些驱动力的紧迫性相对应，行为中各种不同方面也取一种越来越和谐一致的外形。”[9]，这其实表明了文化也会遭到周边环境的“干扰”不得不做出应对措施，当传统舞蹈基于某一时期的文化当中时，它的“自身意愿”是此时社会对顺从这一“意愿”调整的产物。西方传统舞蹈中的“现代意向”，是属于西方工业革命中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理性化”产物。普列汉诺夫曾认为，一个国家的艺术由其心理所定论，其状态取决于所处的环境，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和生产关系。文化是多元化的，它既是通过丰富的文化表现形式来呈现，也是以多种途径和技术手段实现艺术创造、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足以见得多元化的社会趋势要求了传统舞蹈多样化的方法保护与发展，工业革命的成果延续至今，计算机科学、光纤网络技术的极大飞跃，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大幅度应用，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传统舞蹈表现、传播手段的使用，再者消费的本质也已产生巨变，民俗活动中所营造的空间逐渐被符号化，成为被消费的物，消费者购买的已不再是传统舞蹈中的“实用功能”，更是商品所包含的符号与内蕴，传统舞蹈虽不可避免会出现断层，但能一直持有承续性的，应该可以说已位于了“文明状态”之中，这体现了传统舞蹈自身在文化模式中，受多元化社会趋势推动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社会时代的不断进步，对传统舞蹈本身就提出了愈高愈多的要求。

（二）传统舞蹈“根性”的发展节律

舞蹈本体有着自身的发展节律，因而传统舞蹈的承续、创新始终以“根性”为中心，这是它的活水泉源，蕴含了深层的民族精神意识，是一种人文文化的外现形态，既是生活、也是情感，是舞蹈与人、文化、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它淳朴而又单纯，让我们感受到“不在当下”而倍感珍视它的价值，若脱离“根性”，传统舞蹈便丧失了本真与灵魂，当代人就很难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粹，文化的流变而使得生命中的真诚、人的自由自在、人心交往之间变得生疏，“根性”可将我们从传统舞蹈的视角出发，从遥远拉回当下，是一场古时与今日的对话，因为有了传统，站在这片地域的故土之上，才铸就了现在的我们，象征着人类的精神与存在。安徽花鼓中的“兰花”，最初是由男子表演，但足底必须系着“寸子”，呈现出封建时代妇女的“三寸金莲”姿态，脚跟悬空，重心放于前足，直接影响了花鼓灯中“梗”的形成，而安徽又是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风俗、信仰、礼仪为是鲁、吴、楚、越等国文化元素的交互融合，可以说，在这种特殊的地域背景下，发展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形成了安徽花鼓“梗”的动态特点。[10]安徽花鼓灯无论怎样历经时代的洗礼，其动态规律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都被囊括在“根”的范围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根性”当面对工业与科技带来的成果，对传统舞蹈的发展也有不利的一面，当传统舞蹈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等环境下的僵化形式对自身的情感、风俗、历史、文明的表现形成抑制时，便会寻求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在其中继续生存、发展，否则便会出现断层。在当代，传统舞蹈的表现形式，就是在继承形式和外貌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技术动作，加强表现和观赏性，从而使传统的艺术形式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这是一种“延续的知识传统”，它并不是反抗传统，而是呈现出文化中的多种形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并以一种递增的形式出现。[11]究其内因，始终需树立以“根性”为中心这一前提下衍生的“多元并包”观。

结语

沿着四次工业革命的脉络，“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延续而来的社会形变，标志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走向趋势，传统舞蹈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故将其吸收，衍生出“当代性”特征，在此艺术生态下，扈从时与空的演变前进，扈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与之相近，势必会受到国内外文化环境的束缚和安排，与同一语境下的“它体”如洪水猛兽般发之相连，以沸腾的姿态去接近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这是必然的生态趋势，看似工业革命将传统舞蹈的自由潜能推向了现实，但也易遮蔽与遗忘它的原貌，实质上这并然是传统舞蹈的全貌走向，传统舞蹈的本质是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发生互文的，有着一直承续的文化基因，这是一种不可变的基因，是对自我品格的绝对坚守，体现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人的创造性，来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舞蹈与工业革命的勾连，给它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一种考验，总之，二者之间的勾连没有绝对的界限之分，在传统舞蹈今后的保护与传承道路中，需明晰继承与发展是两回事，继承与创作不能混为一谈，对于工传统舞蹈的发展来说，其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如何迁移，是否原真，而在能否真正兼并回溯与发展，是不得不去在此背景下而做出的一个有力回应，并非为了样态的斑斓，而为留住“根”的东西，不能改变原有的形态、功能，以及脱离民族仪式，使之已不再属于“文明状态”的范围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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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昱熹（2000年），女，苗族，湖南，硕士，研究方向：舞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