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物艺术天然地遗传了生物科技的风险基因，需要防范与化解思路。以生命和生物现象为研究核心的生物艺术在保障公众和环境的安全、促进生物艺术的健康发展与创新、加强社会各界的合作与共识、推动科学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落实与实践等方面面临新的问题。本论文试图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生物艺术风险范畴的界定、生物艺术技术安全性风险和认知观念性风险内涵、研判生物艺术风险的方法路径以及生物艺术风险规制对策等方面探究生物艺术的文化认知风险。

关键词：生物艺术  文化认知风险  规制对策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被认为是未来冲击人类社会的三大关键科技。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生物科技那样产生对世界的冲击（杰里米·里夫金）。跨学科、跨媒介的交叉融合，成为新学科研究与艺术实验的主要方式。21世纪初，艺术家开始将生物学融入视觉艺术。1997年爱德华多·卡茨针对他的作品《时间胶囊》提出“生物艺术”（Bio Art）慨念，生物艺术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新方向。目前生物艺术呈现两类探索方向：一类是利用生命形态中的活体数据、活体元素、活体特征等来进行创作的活体生物艺术。如爱德华多·卡茨的《荧光白兔》，梅丽莎·费舍尔的《微生物的我》，李山的《种南瓜计划》等；另一种是运用生物组织图像、电子与原子力量显微镜成像、生物组织打印、生物基因排序组图等方式，将生物生命特征数据化、图像化和仿生化的静体生物艺术，如德鲁·贝瑞的《生命的分子基础》，黄致杰的《互动含羞草》等。生物艺术对艺术本质的探求，已转移到反思生命体中无限小的存在和无穷尽的蜕变。

今天，人类重审生命价值和意义，生物艺术天然地遗传了生物科技的风险基因，需要防范与化解思路。以生命和生物现象为研究核心的生物艺术在保障公众和环境的安全、促进生物艺术的健康发展与创新、加强社会各界的合作与共识、推动科学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落实与实践等方面面临新的问题。

1 生物艺术风险的相关研究

现有国外文献通常针对生物艺术本身来讨论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有学者描述操纵自然所造成的伦理复杂性（托马斯），表达对基因时代艺术的期望和焦虑（安克与纳尔金）；有学者指出生物艺术带来了审美观念变革（阿斯科特），认为生物艺术是对生命科技应用所产生的基本文化概念认知混乱现象而作出反应（迈尔斯），但也可能进一步形成新的混乱；也有质疑现有伦理框架，强调重新认知看待生命的观念差异性（祖儿和凯兹），强调伦理问题对于生物艺术实践的重要性（娜塔莎），呼吁为生物艺术制定和实施道德标准的同时兼顾到艺术与道德的现有话语（瓦嘎）。而国内研究者主要围绕技术、伦理等方面讨论生物艺术合理性。指出生物艺术可能带来物种秩序风险和变异物种生态风险的必然性（李伟，张月）；而艺术学者则强调生物艺术是在建构新的文化生态和伦理关系（张平杰）。在生物技术领域对生命／生物技术风险的研究，也有助于探讨生物艺术风险，如：对前沿生物技术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威胁及规制研究（薛杨、俞晗之）；探究具体生物科技如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生态、经济、伦理风险（徐振伟），不过，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小众，对于风险的影响及化解之道，尚未提上日程。

综上所述可知，国内外的研究在艺术与科技融合、生物艺术区别于其他媒介的艺术、生物艺术存在风险等方面有了一定成果。但尚存不足：其一是生物艺术定义不一，导致对生物艺术风险概念界定不清；其二是侧重于考察生物艺术现象，但对生物艺术风险内在生成逻辑论证不力；其三是集中于生物艺术风险事实讨论，对生物艺术风险规制框架建设不实。生物艺术风险问题本质上是对作为文化现象的生物艺术的文化认知问题，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生物艺术的相关风险与规制对策。

2 探究生物艺术文化认知风险

本论文试图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生物艺术风险范畴的界定、生物艺术认知观念性风险和技术性风险的内涵、研判生物艺术风险的方法路径以及生物艺术风险规制对策等方面探究生物艺术的文化认知风险。

2.1 审视艺术与生物技术融合的深广度，界定生物艺术风险范畴

以艺术与生物技术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为依据，探讨生物艺术涉及的信仰、观念、既有规范、常规惯例等认知维度，借用文化认同测量工具，基于文化与认知互动影响结构，探索生物艺术文化认知机制，界定生物艺术风险范畴。

在当代艺术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生物技术语言如基因编辑技术、生物传感器、生物反应特性、生物材料（如细菌、真菌、细胞等）、生物数据（如基因序列、蛋白质结构、生物进化历史等）融入作品中，表现主题的呈现也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广泛。生物艺术作品的构建主体不再仅限于艺术家，生物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和团体也加入到生物艺术的创作中。在此背景下，生物艺术的表现方法已然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和形式限制，使得其成为一门具有前沿性的跨学科艺术领域。同时，生物艺术在动物权利，生物技术的运用以及呈现方法等方面所引发的生物安全、伦理道德、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争议也意味着探讨生物技术与艺术之间的阈值范围的必要性，就目前生物技术与艺术的融合现状，生物艺术的文化认知风险主要表现在生物艺术技术安全性风险和认知观念性风险两大范畴，技术安全性风险由生物艺术的技术本质所决定。认知观念性风险是由于生物艺术中这种特定的技术本质所塑造的新文化生态秩序和标准，及其对现有社会文化惯例和认知机制的冲击。

2.2 分析生物艺术与技术关联性，发现生物艺术技术安全性风险内涵

生物艺术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不同，更加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支持和应用。通过对生物艺术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生物技术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例如基因编辑技术被用于创作艺术品、生物材料成为艺术作品的基础等。这种关联性不仅展示了科学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创新应用，更反映出了当代社会对于生命科学和艺术创作的融合需求。生物艺术包含艺术与科技两种因素，天然具有潜在的技术安全风险基因。所以在探讨生物艺术风险问题时，需要着重分析生物艺术与科技的关联，认识生物艺术中技术结果、艺术现象与原有文化艺术认知观念之间的矛盾关系，揭示生物艺术风险的客观必然性。同时厘清生物艺术风险与其他技术风险特征的相似相异之处，为风险管控明确标的。确认生物艺术风险中技术与认知观念的关联性，重新定义生物艺术风险是在生物艺术创作过程中或完成之后所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有危害性的、构成冲突的艺术认知事件。

生物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也是发现和应对其技术性风险的过程。例如，Sam Van Ake的“Tree of 40 Fruit”使用了嫁接技术创造了能结出40种果子的果树。引发了对农业和生态系统影响和干预的探讨。 Heather Dewey-Hagborg 的“Stranger Visions” 使用公共场所提取的DNA样本制作面部雕塑，引发了人们对个人生物信息隐私的关注和讨论。因此，根据生物艺术中技术与艺术的关联程度，对生物技术安全风险进行归类，分析艺术与技术的关联环节，归纳生物艺术技术安全性风险内涵，为建立规范的实验操作流程、加强监管和监测措施等管控对策提供依据。

2.3 梳理生物艺术发展现状，阐释生物艺术认知观念性风险内涵

以生物艺术所呈现的生命媒介形式和使用技术方法为线索，从文化现象角度考察不同生物艺术的艺术表现现状，梳理艺术与生物科技融合的发展历史、代表性作品，描述其产生的认知障碍／风险问题，按照媒介特征和主题内涵两个概念及其内在规律，将这些艺术现状归类，为生物艺术风险预判提供基础事实。

立足生物艺术的发展历史，梳理生物艺术发展现状，深入了解当前生物艺术的发展趋势和艺术与技术特点。围绕代表性生物艺术作品，剖析生物艺术作品的物理现实和感知现实，了解生物艺术家们运用何种生物技术、生物材料，构建什么样的作品形态，表达什么样的精神感知和思想观念，以及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对科技、生命和人类身份等当代社会的思考和探索，同时，阐释这些生物艺术作品的物理现实和感知现实所引发的认知观念性风险内涵，揭示生物艺术作品可能带来的认知上的挑战和风险。这些风险形式不仅包括生物技术安全风险，更多的是有关于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认知上的风险，比如基因重组技术、生命克隆技术把某一物种的基因延续、改变、转移到另一物种，在产生审美震撼，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的同时，也带来社会对技术安全的忧虑，如爱德华多·卡茨的作品《荧光白兔》将水母中的绿色荧光基因编入兔子基因，制造出一个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种，从而引发社会各界的质疑。在阐释这些生物艺术作品所引发的认知观念性风险内涵时，应注意到在生物艺术作品中往往同时存在不同的风险形式，这些风险形式互为因果，一方面应用生物技术篡改自然进化规律、打破物种界线，存在生物技术安全风险，同时因其颠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冲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带来伦理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生物技术的介入，这些作品模糊了艺术与科学的界限、重新定义了艺术品的创作与流通收藏体系，打破现存文化生态秩序，带来认知失衡，为生物艺术的发展带来文化观念认同上的风险。所以对生物艺术认知观念性风险内涵的阐释应立足生物艺术的发展现状，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深入分析、解构，阐释和理解生物艺术中技术与艺术、审美体验与思想观念的关系，客观分析文化现象与认知互动影响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观念性风险。

2.4 探究风险内在生成逻辑及发生机制，提出研判生物艺术风险的方法路径

在界定生物艺术风险范畴基础之上，针对上述风险形式，根据典型案例，比较分析其来源、本质和特征、致成因素等技术安全性风险内涵；直面生物艺术技术结果与艺术现象形成的认知经验同既有认知体系之间的观念矛盾，描述生物艺术风险的认知观念性内涵，论证技术结果与认知冲突的内在生成逻辑。同时，运用文化认同测量工具，动态观察，对生物艺术所带来的不同维度认知改变与冲突事实进行定量定性，探究风险发生机制，求得风险研判方法路径。

探究风险内在生成逻辑及发生机制，深入理解并识别生物艺术领域可能存在的各种潜在风险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比如，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所带来的对技术的不当操作或误用，由于实验条件不足或处理不当致使活性生物材料在制备、储存、废弃等过程隐含危害，由于生物艺术所运用的媒介、方式有悖于艺术创作的常规，对生物艺术家力推的艺术新秩序新标准带来的伦理关联和文化生态环境的质疑与讨论，以及对于生物艺术作品在数量控制、版权归属、认可证书等法律法规上的制约与挑战。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风险的内在生成逻辑和发生机制，为研判生物艺术风险的方法路径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2.5 建构文化认知机制，提出生物艺术风险规制对策

为了促进社会对生物艺术的深入理解和认知，以及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需要建构畅通有效的文化认知机制。一方面生物艺术作品涉及到生物科技和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思想，对公众是否具备跨学科的认知能力和开放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要求，所以需要建构科普教育、艺术创作与研究的交流平台、公众参与机制等，以促进公众对生物艺术及其建构的新秩序的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更需基于风险内在生成逻辑及发生机制，结合生物艺术现状事实基础，综合评判生物艺术的文化背景、工程技术、创作思路、艺术特征和艺术语言等因素，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制定风险识别和监测指标、演练风险应对和应急预案等。针对生物艺术技术属性，制定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的普遍性原则，防范生物艺术中的技术安全性风险；针对生物艺术文化认知观念属性，提出文化与认知互动影响原则和基于认识－体验－接受原理的规避建议，重塑认知互动结构，防范生物艺术中的认知观念性风险。建构风险规制对策框架，通过立法法规、行业标准、自律准则等有效管理和规范生物艺术的各种风险，比如对生物艺术创作和展示的审批程序、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等。

综上所述，生物艺术与科学研究相辅相成，生物科学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持，而生物艺术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表达，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跨学科交融有利于启迪创新思维，推动科技的应用和发展，通过建立健全的生物艺术风险规制体系，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隐患，为生物艺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薛杨，俞晗之.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J].国际安全研究，2020（4）.

[2]徐振伟.转基因技术风险及其控制探究[J].南开学报，2014（5）.

[3]黄鸣奋.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新视野[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2）.

[4]张平杰.生物艺术的道路[J].画刊，2015（11）.

[5]李伟，张月.假借上帝之手——生物艺术的伦理及意义探究[J].美术大观，2017（10）.

[6]尤娜特·祖儿，奥伦·凯兹，刁俊春译.生物艺术的伦理要求：杀死他者还是自我相食？[J].新美术，2015（10）.

[7]谭力勤.奇点：颠覆性的生物艺术[J].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8]罗伊·阿斯科特，袁小潆译.未来就是现在：艺术，技术和意识[J].金城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夏誉尹，1981年生，女，汉族，江苏丹徒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讲师，硕士学位，专业：媒体艺术专业，研究方向：视觉艺术语言与表现。

通讯作者：郁涛，1969年生，男，汉族，湖南安仁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学士学位，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研究方向：当代艺术语言与表现。

基金项目：2021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编号：XSP21YBC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