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班固《汉书》在其父班彪的接续《史记》的本纪和列传65篇的基础之上所撰，前期的历史多因袭《史记》，其中也有多少不同，就其人物籍贯来看，就常有不同，这种差异可以反映出两汉时期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大一统观念在人们的心中不断强化。

关键词：籍贯书写；中央集权；大一统观念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对于人物籍贯的书写，多以封国或者县名划分，而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就多以郡县合称来对人物的籍贯进行书写。深刻反映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的加强与大一统观念的发展，行政区划的变动引导人们的家乡观念从封国单位慢慢向着郡级单位变动。从国人到郡人的变化，是大一统制度逐步深入发展的结果，史书的籍贯书法也会随着大一统的发展而变化。

一、籍贯书法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于其所载的人物籍贯记录不一，但其大部是以县为籍贯，如《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籍贯：“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 《萧相国世家》记录萧何籍贯：“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通过对于《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分析，同时翻看全本《史记》，可以看到人物的籍贯是以县为主流的，同时也不乏郡名籍贯的人物。这就和班固《汉书》所记载的人物籍贯所区别，在班固的《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的相同人物籍贯的记载确略有不同，如《汉书·萧何传》：“萧何，沛人也。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 在史记的基础上，仅保留下郡的所在。还有《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 也都是以其郡县合名为籍贯，这反映出班固编修《汉书》时的大一统观念，是把郡级行政单位作为人物籍贯的标准，无论汉初还是两汉之际，大都以郡定其籍贯。

《史记》记录下的人物的籍贯单列县名的例子很多，《汉书》也并未加以全部修改，毕竟工作量有些庞大。但有一点看出，《汉书》在订正人物的籍贯之时，不会忽略掉郡名的。对此可以看到《汉书》中的人物，大部分在汉代的人物的籍贯都是郡级单位所在，例如《汉书·循吏传》记载的：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凡是记录人物，必以其郡为籍贯。

《史记》中以封国命名人物籍贯的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数量相当可观。而以县命名人物籍贯的也占了很大比例，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是以郡和县、郡、国和县、国县乡、县乡里等命名人物籍贯的。通过以上统计可以总结出三点，其一可见在西汉前期，郡县制还未全面深入人心，先秦时期的分封制这种政治体制还在西汉前期人们心中发挥一定作用。其二是在西汉时期，远离中央的地区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战国遗风的影响。另外一点还可以看出，以县命名人物籍贯的比例远大于以郡命名人物籍贯比例。可见在当时县制在人民心目中的作用还远大于郡的作用。第三点，《史记》里还有很小一部分比例人物籍贯甚至划分到了里，这说明西汉时期区划已基本成型。《史记》里人物籍贯命名分类可谓多样化、复杂化，而班固的《汉书》对于人物的记录虽有因循《史记》的案例，但更多是统一用郡级单位书写籍贯。

二、书法原因

司马迁的书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原因等，其与班固二人对于籍贯的理解明显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因为此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造成的。太史公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处于西汉中期社会，实际上还有先秦遗风的存续，毕竟一种时代文化的消亡是需要时间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录下很多战国古地名，例如在《货值列传》描写：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越、楚有三俗等等，这也许和当时郡县制的刚刚普遍施行有关，还不能消弭战国遗风的影响。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郡县制的萌芽，但是直到战国后期，郡县制才在各国较为普遍地实行。可是，在整个战国时代郡县制始终是分封制的附庸，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才正式成为全国划一的行政区划。

其实《史记》记载人物籍贯为县的记录方式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县早在春秋初期就已出现。战国时，县的设置已很普遍，凡有城市的地方都置之，而且郡是春秋晚期才有的。战国时代，各国的郡设在边境地区，目的在于巩固国防，郡的长官称“守”，都由武将担任。可见郡的军事意义大于行政意义。上述事实反映，战国时代的县已趋稳定，而郡仍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当时人重视县，以县为籍贯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史记》里，多数人物每提必说县，这说明在司马迁的印象里，秦朝的行政区划就是县最为稳定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追溯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县和郡的设置，但是当时郡和县之间并无相互统属的关系。但是二者均由国君直接支配，具有边防重镇的性质。

西汉前中期仍存在以国名作为非正式的籍贯地，如多以楚人、越人、燕人称呼，此时离战国结束确实不久，而西汉又继续分封，有郡国并行制度，所以出现这种国别界限。此后则多以郡为籍贯，东汉又以州代替以前的国名，如吴越称荆扬。这是否是大一统观念到此正式形成的一种体现？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一时期西汉政治制度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汉武帝之前的帝国，封国林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紧张，大的诸侯国在蠢蠢欲动，高帝时代的诸侯叛乱迭起，诸侯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诸侯内政全凭诸侯王的节制，并不直属中央，可是当时的汉朝中央的直属郡也就十五个。所以在汉初的几十年间，汉朝皇帝的任务就是削藩，达到“众建诸侯少其力”的效果。到了汉武帝时候，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诏实行推恩令，也是这个历史进程。在这一时期，王国问题终于得以解决，汉朝朝廷与诸侯王国的关系，逐步演化为中央与郡县的关系。

所以在汉武帝之后，中央集权日益加强，地方上的独立因素逐渐减少，地方官员成为地方上安定治理的重要因素。从这一时候开始，郡的行政单位开始日益重要起来了。全国的稳定主要取决于郡的政治安定，所以汉宣帝说了那句最为著名的话：“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所以到了班固修纂《汉书》时期，全国人民对于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度已经是根深蒂固了，郡的观念已经是每个人心里最为重要的地方行政观念了，在现实生活中，郡级组织变得如此重要，人们的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司马迁还处在过渡时期，因而有时以郡名为人物籍贯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司马迁以后，以郡为籍贯渐渐成为惯例。

结语

胡宝国先生在《<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里说：“秦朝在政治上结束战国时代，观念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政治制度的变化是有明确的界标，但观念和文化的变迁是没有清晰的标志。”郡级单位在汉武帝之后的国人心中，具有了文化区域的含义，是其家乡观念的具象化。这不仅是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步加强，同时也是人民对于统一观念的日益认同。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辛士影.论《史记》《汉书》人物籍贯书法比较[D].东北师范大学，2008.

[4]胡宝国.《将无同·<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M].北京：中华书局，2020.

作者简介：尹龙（1997—），男，汉族，安徽六安人，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