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收藏
- 加入书签
儒家式应对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特质正念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压力的调节作用
摘要:当代大学生在学业、生活等方面面临诸多压力,儒家式应对作为一种本土化的应对方式,可以帮助中国大学生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及压力事件,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建立模型,探讨儒家式应对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感知压力和特质正念这两个变量的作用。结果发现,①儒家式应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②特质正念的中介作用不显著;③感知压力在儒家式应对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中起调节作用,并调节了特质正念的中介作用。得出结论,特质正念在儒家式应对的作用机制中没有明显的中介作用,感知压力的调节作用显著。
关键词:儒家式应对 特质正念 感知压力 心理健康
1 引言
中国转型时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被焦虑和困惑所围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探索儒家式应对可能是解决中国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在对儒家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多数是在哲学或文学背景下的讨论,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基于这一点,我们拟采用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方式,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儒家文化的心理学价值。
儒家式应对是中国人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所体现出的应对困难和挫折的思想。目前,景怀斌(2006)首次对儒家式应对做出系统研究和解释,他认为儒家式应对包括4个因素:挫折内在乐观性、“命”认识、人的责任性、挫折作用,并编制了儒家式应对问卷,结果表明儒家式应对与体现心理健康的一系列量表有确切相关关系。后人在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儒家式应对问卷,并使用抑郁、焦虑、心理韧性和中国人思维方式作为外部效标工具,确定了儒家式应对心理结构的有效性(李廷睿,侯玉波,2012)。其他研究结果也表明,儒家式应对中包含着积极的应对思维,它鼓励人们积极看待生活中的挫折或压力,可以缓解压力性事件对幸福感的不良影响(杨木子,王佳宁,2017)。故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即H1:儒家式应对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
在前人的研究中,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确定了儒家式应对思维可以分为天命思想、亲挫折思想和责任思想三个维度。所谓“知天命”就是要知道并且认识自己的命运,这样才能用意识支配行动,在自己的人生中掌握主动权。“亲挫折思维”指的是在儒家思想中,挫折是起促进作用的,这就使人对困苦有亲合感,而不是疏离感(马建新 等,2022)。所谓“责任思想”在儒家中指的是人学会承担责任,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同时也要对自己负责。每个时代的具体责任也许不同,但内涵是不变的。
特质正念是个体专注觉知当下的思维和情感,并且不予评判、不过度反应的积极人格特质。特质正念可以预测自我调节行为和积极的情绪状态。故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即H2:特质正念在儒家式应对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感知压力是指个体对生活中的各种应激事件和不利因素经过感知评价后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困惑或威胁,通常表现为身心的紧张和不适(严由伟 等,2018)。同时,感知压力作为描述日常生活中情绪功能的重要变量,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变化,进而威胁到心理健康。故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即H3:感知压力在儒家式应对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起调节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许多成果表明高特质正念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调节能力,对情绪的管理更强,这与儒家式应对的基本原理相似(徐慰等,2017)。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感知压力水平往往与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儒家式应对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着手,从宏观上探索儒家式应对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智慧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进一步验证前人的研究;同时加入特质正念与感知压力两个变量,在微观上研究这两个变量在儒家式应对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全国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中随机发放问卷施测,回收有效问卷303份。在性别上,女性被试241人(占79.50%),男性被试62人(占20.50%);在年级上,大一127人(占41.90%),大二40人(占13.20%),大三99人(占32.70%),大四37人(占12.20%)。
2.2 调查工具
2.2.1.儒家式应对思维问卷
此问卷最初由景怀斌(2006)编制,后由李廷睿和侯玉波(2012)进行修订,本研究采用的是修订后的版本。该量表包括天命思想、亲挫折思想和责任思想三个维度,共计12个项目。量表采用5级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儒家式应对方式的倾向性越高。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9。
2.2.2.一般健康问卷(GHQ-12)
一般健康问卷(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是由David Goldberg(1972)编制的自评问卷,台湾学者郑泰安在前者基础上研制出GHQ-30和GHQ-12两种形式的中文健康问卷。本研究选择GHQ-12为研究工具,为4级计分(1=从不,4=经常),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2,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
该量表由Brown和Ryan(2003)编制,陈思佚等人(2012)修订,用于测量青少年的特质正念水平。量表包括15个题目,采用Likert 6点计分(1=几乎总是,6=几乎从不)。分数越高代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下觉知和注意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9。
2.2.4.中国感知压力量表(CPSS)
CPSS量表由Cohen等人(1983)编制,杨廷忠和黄汉腾(2003)翻译引进。量表评估了近一个月以来的3种压力情境:日常琐事、重大事件以及应对资源的改变(包括紧张感和失控感两个方面),共14个项目。采用5级计分(1=从不,5=非常频繁),总分越高表明其感知压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5。
2.3 调查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取问卷法收集数据,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发放问卷,在研究对象填写后收回调查问卷,并赠予一个小礼物作为报酬。本研究运用SPSS 26.0完成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宏程序PROCESS中的Model 15对儒家式应对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直接效应,特质正念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压力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共有7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868%,未占总变异解释量的40%,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与责任思想显著负相关(性别:p<0.05;年龄:p<0.01)。在儒家式应对的三个维度中,知天命与责任思想均与心理健康总分显著正相关(知天命:p<0.01;责任:p<0.01),亲挫折与心理健康总分正相关不显著,感知压力和特质正念与心理健康程度显著负相关(感知压力:p<0.01;特质正念:p<0.01);而儒家式应对与心理健康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p<0.01),结果验证了H1。
3.3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儒家式应对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B=0.82,SE=0.18,p<0.01)。特质正念在儒家式应对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没有起到中介作用(B=0.05,SE=0.00,p>0.05),没有支持H2。感知压力在儒家式应对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直接预测显著(B=-0.04,SE=0.01,p<0.01),验证了H3;同时,感知压力调节了特质正念对心理健康水平的预测作用(B=-0.01,SE=0.01,p<0.05)。
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对于感知压力较低(M -1SD)的被试,儒家式应对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显著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8,t =4.81,p<0.001),而对于感知压力较高(M+1SD)的被试,儒家式应对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但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 = -0.05,t=-0.96,p>0.05),表明随着个体感知压力的提高,儒家式应对对心理健康水平的预测作用逐渐下降。
感知压力较低(M-1SD)的被试,特质正念对注意控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12,t= -2.65,p<0.005);而对于感知压力较高(M+1SD)的被试,特质正念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水平(simple slope = -0.22,t=-5.28,p<0.001),表明随着个体感知压力的提高,儒家式应对对注意控制的预测作用逐渐增强。
4 讨论
4.1 对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探讨儒家式应对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分析特质正念和感知压力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儒家式应对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儒家式应对的三个维度中亲挫折思想的作用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当代大学生并未清楚认识亲挫折的含义,将其定义为甘愿受挫的消极思想;另一方面挫折本身确实对心理健康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
感知压力在儒家式应对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当个体感受到较大的压力时,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此时采用儒家式应对,个体会更积极地看待和处理事件,从而减轻心理压力。
在探讨特质正念时,发现特质正念的中介作用在本研究中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有可能是因为特质正念这一概念源自于佛教文化,而儒家式应对源自于儒家文化,两者理论基础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同时正念更多关注于个体内在体验的觉察,而儒家式应对更多关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它们的作用机制不同,可能导致特质正念的作用不显著。与此同时,在其他研究中发现特质正念与感知压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例如正念减压训练可以降低家庭照顾者的感知压力和负性情绪(张颖杰 等,2021);正念训练能够降低产后抑郁患者的压力感知力(王莉艳 等,2021)。故在本研究中,特质正念的中介作用很可能受到与感知压力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导致统计结果不显著。
总的来说,在心理健康领域中,儒家式应对、感知压力和特质正念都是重要的变量,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但是在本研究中,特质正念并未发挥理想作用,需要在后续的进一步研究中验证特质正念在儒家式应对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中的关系。
4.2 研究中出现的不足
本研究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样本量不足或数据变异较大可能导致某些变量(如特质正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其次,在解释研究结果时,需要谨慎对待儒家式应对和交互项对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它们可能与心理健康的某些方面存在关联。最后,需要谨慎对待特质正念这一变量的作用,考虑是否在后续的进一步研究中继续使用这一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在研究中是否存在兼容性问题。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心理健康领域中,儒家式应对、感知压力和特质正念都是重要的变量,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深入探讨研究感知压力与特质正念两个变量在儒家式应对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景怀斌.(2006).儒家式应对思想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心理学报,38(1),126-134.
[2]李廷睿,侯玉波.(2012).儒家式应对的心理结构及其验证.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1(3),11-18.
[3]杨木子,王佳宁.(2017).大学生压力性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儒家式应对的调节作用.第二十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心理学与国民心理健康摘要集(pp.1156-1157).哈尔滨师范大学.
[4]马建新,王竝,赵永兵.(2022).儒家式应对思想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中的运用.江苏高教,3,97-101.
[5]Brown,K. W.,& Ryan,R. M.(2003). The benefits of being present:Mindfulness and its role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4),822-848.
[6]严由伟,刘明艳,唐向东,林荣茂.(2010).压力源及其与睡眠质量的现象学关系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8(10),1537-1547.
[7]杜佳璇,徐慰.(2019).日常生活中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心智游移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7(04),772-776.
[8]Goldberg,D. P.(1972).The detection of psychatric illness by questionnai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陈思佚,崔红,周仁来,贾艳艳.(2012).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48-151.
[10]Cohen,S.,Kamarck,T.,& Mermelstein,R.(1983). A global measure of perceived str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24(4),385–396.
[11]杨廷忠,黄汉腾.(2003).社会转型中城市居民心理压力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4(9),385-396.
[12]杨木子.(2018).大学生生活事件、儒家式应对思维、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13]张颖杰,刘兴玲,曾文,邓瑞妍,陈浩莹,黄志强.(2021).正念减压训练对脑卒中康复期病人照顾者负性情绪及感知压力的影响. 护理研究,35(19),3507-3510.
[14]王莉艳,谢蓓芳,李宁,刘维丹.(2021).正念减压训练对产后抑郁患者自我接纳压力感知及心理弹性的影响. 中国妇幼保健,36(14),3237-3240.
作者简介:
钱鑫莹,2003,壮族,广西南宁市,西南民族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王馨爽,2003,汉族,内蒙古通辽,西南民族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冉坤鹭,2002,土家族,湖北恩施,西南民族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X202410656318)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