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旧民主主义社会革命运动一般是指1840年至1919年期间，中国人民在面临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情况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寻求国家出路的探索，此时期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第一部分。本文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逻辑入手，联系日常课堂教学，通过对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对近代中国走向影响巨大的代表事件再次进行剖析和梳理，从历史的进程和脉络走向，展现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提升学生对《纲要》课程的认知和当代大学生的“四个自信”。

关键词：旧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

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一般是指1840年-1919年间，中国人民在面临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分别通过太平天国、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事件进行了救国尝试。期间还有统治阶级为了“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皇位永固”进行的以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为代表的自救运动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的上篇内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学界已经有了诸多论述。本文因篇幅有限，仅针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内在演进逻辑再次对这段历史及其学习的意义进行探讨和梳理。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学习的价值意蕴

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是“四史”前篇，学史明理是增强“四个自信”的前提，只有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历史进程，理清中国革命道路的来龙去脉，才能够真正认知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对此，学界多以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为主，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后，其内部力量和先进性道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而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尤其是历史知识相对薄弱的同学而言，由于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认知不深，一学期结束后，仍然迷惑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笔者通过对时代背景、历史延续、发展规律等方面的梳理，把学习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时空环境中，希望能够培养学生独立对每段时期的代表事件、任务的脉络梳理的能力，清楚了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以期课堂教授时同学们能更清晰的明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能够体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什么叫做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二、传统社会的末期——来自被统治阶级的反抗

从历史的走向来看，随着土地兼并、阶级矛盾的激化，加之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衰退，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都会爆发出来自底层人民的反抗。作为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也没有例外。此时的中国民众相较于过去的起义来说，不仅面临着本国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还有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有过往农民起义的斗争性，还具备了时代所带来的新印记。它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既继承了传统社会的“大同思想”，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更是为后来民权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路。而其另一个后期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则是描绘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未来国度，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贡献了思路，对后来的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影响都是极大的。

但是因为面对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曾遇到过的三千年未有之的大变局，此时的农民起义，不仅要面对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的镇压，还要面对来自外族侵略者的凶残，缺乏先进理论指导的农民阶级，本身不是先进的生产力，其起义初衷只是为了获取生产资料，而不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更不是重构上层建筑。所以当起义初见成效之时，阶级的局限性直接导致了洪秀全等人不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本身思想也跳不出皇权主义的藩篱，皇权制度、等级特权、三纲五常又回到了天朝，甚至于酿成了“天父杀天兄，到头一场空”的悲惨局面。再加上战略指导的失误，对儒学和“洋朋友”的认知不清，最终导致失败。

历史的多次尝试都表明：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再想走陈胜吴广、黄巢起义等那样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旧式起义之路，是走不通的。

但这却也展示出了农民阶级伟大的革命潜力。大平天国历时十四载，席卷了十八省之广，让本就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在这次农民运动中，更是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同时太平天国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次伟大实践。这昭示出：一旦有了先进的理论指导，坚强的领导核心，严格的作风建设，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农民将会是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

三、新的变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求索之路

此时刚刚睁眼看世界的旧中国，其现代化的追求其实是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出来的，所以其现代化进程之初，很自然地“向洋看世界”。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历经“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到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断深入，态度逐渐坚决，行动日趋彻底。

（一）、统治阶级的自救

中国的自救是从器物开始的。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和近代被侵略的事实，曾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官僚阶层大为震惊，为抵御外侮、维护统治，“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了。这次自救运动的领导人物皆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遂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兴工业、办工厂、办学堂、兴海防，自强求富似梦乡的洋务现代化之路开启了。

但腐朽的清王朝在不改变封建王权的上层建筑的前提下，想要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自强、求富”最终不过是一句口号，这也是洋务失败的根本原因。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中国（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阙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清王朝一方面要发展近代经济，一方面又竭力阻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正所谓“牛体安能马用？”其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

而对于侵略者，洋务的官员大都态度“暧昧”，主张 “和戎”。而作为侵略者的西方列强是绝不允许中国真正的富强起来的。西方“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西方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洋务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通过列强来达到自强求富，无异于痴人说梦。

洋务运动腐朽的管理制度也注定了它的失败。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体制，官员大都“上班如上朝”，其中的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等完全由官方控制，往往工业变成了不计成本的“面子工程”，完全不讲效益，相较于西方列强的船舶、枪炮，无论质或是量都远不能及。而所谓的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其真正的管理权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的洋务最终也就注定要失败了。

洋务派的实践探索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道理：不改变封建体制的洋务，是无法自强求富的。中国要想真正的发展，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

（二）、资产阶级的初次登台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近三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尤其是近代化企业的兴办，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客观上创造了条件。但新兴的民族资本家却要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又要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其发展是要受到诸多压迫和束缚的。为改变此种现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场，拉开了近代中国制度改良、君主立宪的大幕。

相较于洋务派，维新人士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这是一次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社会体制来救亡图存的尝试，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但戊戌变法在步骤上却不是疾风骤雨、彻底的的革命路线，而是主张渐变、缓变。他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基础丝毫未动；他们提倡西学，却认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加之旧有利益获得者是不会允许改良触动自己的利益的。这种以旧传统、旧思想、旧体制反旧传统、旧思想、旧体制的做法，使其变法维新理论真正无法跳出传统社会的窠臼，也无法产生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相反，这种杜撰和违背史实的变法理论，不仅争取不到那些观望或同情变法的开明人士和饱学之士的认同，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和警惕。加之新旧力量悬殊的对比，脱离人民群众的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百日维新”草草落下帷幕。

百日维新的失败把民族资产阶级之软弱暴露无遗，没有实权的改良派鼓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旧中国企图效仿日本改良维新，是根本行不通的。革命已经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三）、走向革命

随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一批革命意识愈加强烈、革命行动愈加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的舞台。他们认为：要想真正救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破旧秩序，建立新乾坤，尤其是必须改变列强和封建主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辛亥革命应运而生。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直接的斗争结果是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君主专制，"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理念自此深入人心。但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软弱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无坚实的社会基础，亦无坚强的领导组织，其胜利果实最终被窃取，旧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水深火热的中国百姓之现状也没有改变。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革命留下了最深刻的教训：一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推翻外国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阶级，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谋求新的出路。

四、谋求新出路

八十年的探索，从农民阶级的反抗，到统治阶级的自救，从资产阶级的改良再到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人从器物的学习到制度的仿效，最后通过革命还建立了短暂的共和，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宏观的世界视野来总体审视旧民主主义革命史，这些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序幕；是中华民族“向洋看世界”进行现代化追求的起点；也深刻表明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反映了历史滚滚车轮走向革命的必然。从其失败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要想成功：一是要有先进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二是要有深厚的革命力量和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

然而从器物到制度，从改良到革命，西方曾经走过的路当时的中国都去尝试了，但无一例外，最终都失败了。迷茫和无助的中国人此时陷入了深深的疑惑和反思。直至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维埃俄国得到的建立，给中国了一个新的启示。青年毛泽东认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十月革命给中国思想界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把那个曾经被当作知识理论学说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转化为实践，提供了一个现实、可操作性的“范式”。正如李大钊在《新纪元》中写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的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延续下登上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建立新中国，一步步实现三大改造、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2]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张明国.从“叙史”向“论史”转变——基于“纲要”课的调查问卷分析[J].思想政治课研究， 2019，3：81-85.

本文系2021-2022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精准思政’下职业本科院校思政课程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项目编号：21CY9016）的研究成果之一。

张浩强（1990—），男，河南郑州人，成都艺术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