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范式起源于西方，有浓厚的“西方化”色彩，以政治学、社会学、公共行政学等学科为代表。随着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建设的成熟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构建本土的社会科学的范式与回归学术“中国话语”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综合社会科学的建设现状与本土化进程的路径分析，本文试图在普遍性的基础上追寻合适的“中国话语”逻辑与“本土化研究”的普适性方法，为“本土化研究”提供建设的思路。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发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同时增加基础教育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与当下的学科范式进行融合，实现本土化研究的衔接，增加“中国话语”的解释力度。

【关键词】本土化研究；社会科学；中国话语；学科范式

一、本土化研究范式的起源

本土化概念的出现与国际化、全球化等概念的泛滥紧密相关，国际化和全球化强调文化“走出去”，而本土化强调“走回来”。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社会科学研究重心逐渐从西方转向中国，中国现代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最早的研究范式与研究内容，都有着强烈的“西方化”色彩，由于缺乏有力的本土学术话语与本土研究领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在国际上的社会科学交流中，中国的社会科学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对于这些“舶来品”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一直处于亦步亦趋的模仿与学习阶段，以至于不得不“崇洋媚外”去获得更多的学术认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对于“话语体系”再塑的需求，本土化研究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追求，各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相继出现对于学术“西方化”的批判与反思，呈现了诸多回归中国本土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议题。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化”逐渐与“中国特色”紧密联系，在中国的学术语境里，“本土化”成了与“西方化”进行有力回应的一种方式，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争取“话语权”的思想武器。

本文基于政治学、社会学与公共行政学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科学的分类研究，从不同学科的本土化实践中出发，从诸学科的研究视野中，发掘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共性特征，从中国的文明土壤中找到社会科学内化的思路，即不是为了“本土”而“本土”，而是基于现实，从中国的特殊性中，找寻中国“本土化”的普遍性功能。

本土化研究是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也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推动力，在国学热和传统文化复苏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发展与社会文化互相促进，对与中华文明的振兴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本土化研究需要社会科学关注本土化议题，更新学科范式，发现现实问题并通过本土实践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就需要从问题意识、学科范式、方法论乃至理论更新的层次上进行的整体性的“创造性转化”。此外基于本土化实践，学科分野也逐渐走向了学科融合，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展开了以“议题”为中心的多层次学术交流，这与传统中国的治学传统即“经史合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社会科学的分野，实质是对社会不同层面特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政治学主要对政治层面的问题展开研究，关注资源的分配，秩序与公平；社会学主要对社会层面展开研究，关注社会的机制，群体与关系；公共行政学主要对行政过程展开研究，关注行政的职能，运作与效率。这三个典型的社会科学，在研究旨趣上有着共性，即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关注和文明价值取向的追问，而它们走向本土化研究是对“西方化”的一种回应，是中国构建学术自主性和学术话语的一种追求。本土化研究，是中国学术走向理论更新和范式转型的必经之路。

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学科范式

（一）政治学的“本土化”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进程在政治学领域最为典型，葛荃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至少需要面对三个困境：一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承载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三是政治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当代政治学的根源来自于西方，其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划定，基本延续着西方的学术路径，从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依附于哲学与伦理学，再到中世纪的神学，直到19世纪，政治学才从思辨哲学向着现代政治学发展，另外一条路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创的阶级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理论层面，近些年的中国“治理”理论做到了既具备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是本土化较为成功的政治学议题。“治理”本身作为一种研究方向，其本土化的过程具有典型性。1989年自从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这个名词以来，治理（governance）就在不断地被赋予新内涵，而此时中国的政治学正在蓬勃发展，因而能有机会在与西方进行“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中争得一席话语权，并且有不断的学术成果阐述，丰富了中国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最能展现中国政治学派理论创新的标识性概念，此外“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也分别从中国历史和中国田野两个维度展开具有特色的范式转型尝试，由此可见，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之中，学术获得了更新的动力，新的议题的出现，使得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展，向着更广更深的领域稳步前进着。

中国本土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思想长期深藏于史学之中，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范式加以研究，传统中国政治至多是作为一种政治学的分支，例如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旨趣。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才逐渐恢复，西方正处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后行为主义超越了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研究应当关注价值层面的东西。中国最初的政治学重建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发展政治学的时刻，正处于“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阶段上，其学术发展阶段与中国面临的构建学术基础的任务不匹配，因此研究方式上依然是主要采用西方式的“规范研究”的方法，偏重于理论的思辨与逻辑的论说，而缺乏实证研究的基础。尽管在本土化过程中，许多政治议题依然无法摆脱“西方化色彩”和“西方话语垄断”，但是这都是由于传统政治理论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上发展而来的，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不必太拘泥于旧理论的中国化，而是尝试在新的理论中找到立足点。

（二）社会学的“本土化”

社会学与政治学一样，属于上个世纪的“学术舶来品”，但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迸发了强烈的生命力，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本土化”的社会学家，因此在“本土化”过程中，社会学相比于政治学获得了更长远与更丰富的学术产出，典型的学术代表人物有“中国学派”的吴文藻教授、费孝通教授和“乡土学派”的贺雪峰教授等等。他们通过对当下中国的实证调研和分析，使得中国的社会学问题得以从理论的高度获得关注，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

吴文藻最早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并吸引了一大批社会学的学生，在最早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时候，其研究范式的确是“西方化”与“非本土化”的。自从社会学被翻译成“群学”之后，“社会学中国化”与本土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两者还并非是同一个问题，而是两个互相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学迈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费孝通通过《江村经济》将社会学的学术视野拉到中国的农村，他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异域文化的研究，对初民社会的研究转向了对自己社会的研究，对发展社会的研究，这个本质的转向也被费老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认为是人类学里程碑式的发展，拓宽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他打开了中国观察社会的一个渠道，从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缩影。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具有两条主线，第一个就是学术抱负的社会责任，即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愿景；第二个是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拓展与文化自觉，这体现在他的整个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实践之中。

中国并不是同质性很高的社会，其丰富性、差异性与复杂性塑造了独特的文明社会。费孝通教授通过不断归纳总结的类型和模式来概括中国和研究中国，从各种不同的田野样本中寻求中国的共性，从个案中找寻中国的整体面貌，展现了中国学派的实用主义色彩，从吴文藻先生那里继承而来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具有鲜明的中国学者的治学风气，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典型代表。

谢宇教授的《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误区》的论文的发表曾掀起一波学术争锋，核心主题就是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是不是一个伪命题。他认为“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

针对这个议题，贺雪峰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点。他认为本土化讨论的核心在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向何处去，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不应是与以美国为主的所谓世界社会科学对话，而是在深耕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

这场社会学领域的学术争论实质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争论的核心点，即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是要走完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路线，还是走中国特色自成一体的路线，还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加以批判吸收，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笔者支持第三条路线，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其研究范式也是西方化的，但是这不代表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就不能发展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应当是在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了充足的全面的认知之后，再结合本土的特色和实际问题发展出适合本土的研究领域与议题，构建主体性，不能只走“为他人做嫁衣”的学术路径，西方的文化演进中有一条十分隐蔽的演进路线，就是学术范式的渗透，一旦不加辨析地通篇使用西方的学术逻辑话语，就会自然而然走向了西方的文化认同之中从而剥削了本土的学术潜力。

我们要理解发生在中国的社会现象，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需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充分发掘中国智慧，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三）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行政学也是起源于西方，与政治学一起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门类在相同时期与政治学学科一起发展起来，政治学与行政学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公共行政学研究“西方化”的深层原因，是对西方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成因及理论渊源缺乏透彻的理解，因而对理论本身缺乏辩证的认识。这样的情形在新的学科理论形成时期并不鲜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曾有成千上万的研究生们飘洋过海，负笈求学，几乎所有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学术缔造者都在德国深造过。在当时德国的行政管理把效率放在首位，因此美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将在德国学到的行政管理的知识运用了美国的政府管理之中，这个情况直到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学者访美，变成了中国学者对美国式的行政管理的顶礼膜拜，这种学科范式和价值追求后来经过这些留学的中国行政管理学者带回国，而误将美国的公共行政学历史认为是世界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因而学术视野就被框定在了狭隘的美国学术范式之中。

但是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应当是深深根植于自己的政府实践之中，不同的国体和政体所表现出来的行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生搬硬套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国曾经力图模仿美国建立“服务型政府”，但是现实情况是，美国的“小政府”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大政府”模式，因而服务型政府建设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但是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让中国公共行政学者看到了“西方化”的弊端，因而开始走向中国化的行政管理。

在介绍西方的经验与理论时，要重视系统性，不能生搬硬套，学术研究应当遵循“译介—模仿—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路径，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过程。同时要重视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的研究，一门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里有一席之地，核心就在于有自己的研究核心问题与范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应当树立本土的问题意识，发掘中国问题，界定和厘清中国中国行政中的核心问题而不是去解决西方的问题，立足于本土的问题研究才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心。

三、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实现路径

基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这三个具有典型性的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成果，笔者总结出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现代社会科学的源头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工业化时期之后形成的范式，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被迫在殖民历史之后建立共和国，需要与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国家竞争，本身就具有劣势，因而在引进社会科学时，一直处于“模仿者”的姿态。这就造就了中国的社会科学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

第二，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发展道路走向了正轨，中国话语逐渐在世界舞台占据分量，国家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国家的崛起与社会科学的崛起是呈相互促进的。社会科学深入进行本土化研究是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趋势的。

第三，中国的本土化研究不仅要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环境，还需要从丰富的历史与实践中寻找研究思路，比如历史政治学正在开创的研究路径，就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中寻求与当下政治中有启发意义的议题。社会学中的“中国学派”和“华中乡土派”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从当下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实际问题从而总结中国经验。公共行政学领域不能仅仅依赖西方理论去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应当从现实中挖掘新的理论模型与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发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学科思想，同时增加基础教育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与当下的学科范式进行融合，实现本土化研究的衔接，增加“中国话语”的解释力度。总结而言，本土化研究需要从历史、田野调查（实践）与理论创新这三个维度齐头并进，在中国丰富的原始资料与现实问题中找寻突破点。不是为了“本土”而“本土”，而是要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只有将这三个维度的内容融入到中国的学术之中，才能真正贡献出“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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