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意识形态作为贯穿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词汇，同样在伊格尔顿的整体思想中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他通过意识形态对美学进行历史和逻辑的剖析，从理论的高度揭示出“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寓意以及它与历史物质条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身体”这一革命概念，依靠身体重写美学本身的感性，冲破理性对美学的压抑，实现人类心灵的解放。

关键词：美学 意识形态 身体 伊格尔顿

伊格尔顿作为新英美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一向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理论洞察力著称于世。他师从左翼学者利维斯，深受文化研究奠基人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美学意识形态》早在1997年便由王杰、傅德根、麦永雄三位学者翻译，引起了诸多国内学者关注。在书中，意识形态、身体、美学这三个可以构成整本书的关键词。通过对这三个关键词的大致梳理可以窥探伊格尔顿的思想内核，对后现代理论研究提供重要视角。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可以说是伊格尔顿自始至终都重视的关键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以“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为核心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批评与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导论》等著作无一都体现出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产物，首创于法国哲学家安托尼·德斯塔特·德·特拉西在1796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其法语“idéologie”，可以译为“观念科学”。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哲学上的基础科学，是超越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致力于研究认识的起源、性质和规律，并最终用这样的观念学去建构科学的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为了摆脱宗教的束缚，进而以他们为指导去建设和改造世界。之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探讨了意识在各个阶段发展的各种表现形态，并在狭义的精神阶段，提出了“教化”（Bilding）和“异化”（Entfremdung）理论，这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吸收法国革命和德国哲学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首次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加以使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创德语“Ideologie”（意识形态）概念，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对特定社会关系反映后而建立的思想体系，是特定人群的自我辩护，是一种虚构。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更为具体的阐明两者的关系。在此之后，曼海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学者都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阐发，并把意识形态概念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伊格尔顿深入研究了意识形态理论，并将阿尔都塞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方法加以结合，对美学意识形态作出了深刻分析。

美学意识形态是以一般意识形态为基础又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特殊的审美领域，美学与意识形态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美学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美学”进行历史和逻辑的剖析，从理论的高度揭示出“美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寓意以及它与历史物质条件的联系。伊格尔顿认为，美学是显现意识形态对抗和乌托邦冲动的混合物，“诞生于18世纪的陌生而全新的美学话语并不是对政治权威的挑战；但是它可以读解为专制主义统治内在的意识形态困境的预兆。”可见，美学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深化有密切关系。现代美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扩大，理性精神日益成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的支柱，资产阶级不仅要在政治经济上占有领导权，而且试图在思想审美上形成“文化霸权”。正如伊格尔顿在书中所说“如果社会权威想要有效地自然化，就必须以经验生活的感性直接性为基础，从市民社会中充满感性和欲望的个体那里入手，去探索可以使之与更大的整体结合起来的相关问题”。故而，美学是作为资产阶级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而兴起的。

伊格尔顿在书中揭示了美学意识形态的双面矛盾性。一方面审美作为情感的想象形式能够突破现实束缚，消除现实世界对人的各种理性压抑，使主体体验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既能够保持个体的独特性，又能够实现社会的凝聚与和谐。另一方面，审美发生作用达到塑造个体和控制社会的目的的同时，仍然包含有冲击现行体制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审美在现实基础上产生的脱离现实的想象，在受制于现实的同时又反抗了现实。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一方面，它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着主体的统一角色，这些主体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审美预示了马科斯·霍克海默尔所称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为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因此，美学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般意识形态的功能之外，还会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强烈的否定作用，这种反抗的途径也即是他所说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心灵的解放。

二、“身体”的合法性

“身体”在整个中西方哲学中都有着它的身影。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论语》有云：“曾子平日以为身体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故于此使弟子开其衰而视之。”这一语家喻户晓，由此可知，身体并不是私有性质的，还承担着一定的亲缘关系之间的社会伦理意义。此外，我们还讲求身体的整体性，“形神兼俱”、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是极为盛行的。在儒家的思想中，对于身体更多的是以“礼”制约，强调的是“以身训道”。例如在《论语·乡党》篇中写道“隋慢之气不设于身体，虽舒布其四体，而亦未尝肆耳”，《泰伯》篇中的“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这些都是强调对于身体的社会化规训，使得身体合乎礼。道家思想中强调身体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老子《道德经·十三章》云“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思考身体时，都更加注重身体与外界的联系，忽略了身体本身的独特性和专有性。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把身体看作是通向“理念”的阻碍，在他看来身体是低级欲望的载体，只有精神是高尚纯洁的象征。他告诫人们“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己，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身体的纯洁”。在中世纪的宗教语境中，肉体依旧被看作是人们堕落之源头，主张禁欲主义、灵肉二分。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笛卡尔从哲学的“身心对立”的认识论立场出发否定了自己身体存在的知识可靠性，他将“我”定义为“我思”，将自我存在划定为纯粹的思想之物，从根本上否认了身体的合法性。

19世纪开始，“身体”开始日益成为了审美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概念，在审美活动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从现代意义上讲，美学对于身体的关注丰富了鲍姆加登以来的美学，不再将美学放置在以理性话语为基础的体系中，而是在现代美学中重建了这一话语体系。由于身体的作用，感性主体建设成为了重要内容。从现代美学开始我们看到了对于理性话语的颠覆和感性的关注，美学开始了真正的感性之旅，能够进行审美的回归。在这项工程中，现代美学的三位理论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理论建构。

马克思将审美与劳动的身体结合，使得美学真正回到身体本身上来。在他那里，感性的身体是一切生产的来源。他通过劳动来规定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获得人类本身的主体的过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的无限扩展使得身体处于一种异化状态，感性的身体被机器不断侵占。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把工人变成了既没有需要，也没有感性的存在”，人们成为工具性的人，身体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斗争的场所。马克思不仅通过劳动建立了人的本质，同时通过劳动对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从根本上进行了政治批评，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

尼采主要是从生命意志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他在最初的时候就抓住了传统研究中人的本位的空缺，他称美学为“实用生理学”。他认为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是由我们的生理结构决定，我们所获得的知识、真理都来源于身体，“真理不过是经由我们的实际需要所摆布与罗列出来的现实，逻辑则是生存利益虚假的同义词”。尼采注重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主体生命体与道德之间的张力，预测未来的个体会以超人的姿态出现冲破道德的束缚而达到真正的自由，完成自我的塑造。尼采强调了身体内部所蕴涵的强大内驱力，充分认识到感性在核心意义，从而提出他的强力意志“超人”理论。伊格尔顿指出，在尼采那里，身体已经挣脱了上帝和神学的控制，代替了理性，正生机勃勃地肆意生长。

弗洛伊德则是将肉体推向了极致，他认为“美学本身就是一种性欲的渴望”，美感就是本能释放的快感，在那个身体和欲望被压抑的时代。他强调力比多对人的至关重要性，突显“身体”对于美学的重要性。他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指出，艺术创作是一种性发泄，艺术是暂代性满足的一种方式。弗洛伊德的所要建立的肉体的内涵是前所未有的，他虽然强调肉体的重要地位，但他所说的肉体不是真正的肉体，而是一种精神式的表象。他试图从身体出发，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存在有他认可的内驱力或无意识，也有感觉和精神并存的自我肉体的表象，将心灵置于肉体中。在他的体系中可以想象出任何肉体性的存在，然后可以建立起一个知识体系甚至意识形态工具。

伊格尔顿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视为现代时期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正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开始美学的探索，显然是表现出他对“身体”的重视。伊格尔顿认为身体是一切审美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一种革命。他赞同尼采的观点：肉体是比意识更丰富、更清晰、更实在的现象。他将身体视为一种革命，只有身体才能将美学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桎梏中拯救出来，重新回归鲍姆嘉通所建立的美学。

三、“美学”的回归

自从1750年鲍姆加登开创美学学科开始，美学便开启了一条通向认识感性问题的道路。作为概念和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它在创立之初就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为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康德认为美学是研究审美判断和美的哲学。他认为美感是一种无利害而生愉悦的快感。“判断力”也就是审美，成为了理性和道德之间的中间连接物。黑格尔定义美学是研究艺术的艺术哲学，“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他把“绝对理念”放在了核心的位置上，着重强调的也是理性对感性的一种统治。正如伊格尔顿在书中所写的“现代美学从建立到发展，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就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呈现。”

伊格尔顿在书中力图打破原先的美学理性主义的传统，回到美学原先的主题“感性”上来。在书中第一二章中，他重新追溯了鲍姆加登以及之前的英国经验主义，运用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重新考察了“美学”这一学科的主题。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美学学科建立之初就笼罩在理性主义传统的阴影之下，忽视了感性身体的介入。但17世纪的英国经验美学家在他们理论中多次提及感官与经验，体现出他们对“感觉”的重视。例如夏夫兹博里就提出了审美“内在感官”说，认为人有外在感官和内在感官，外在感官包括听觉、嗅觉、视觉等，是直接性反应，而内在感官可以辨别美丑、善恶，并且他认为这是人一出生就有的。这也就说明他认为美与善是同一的，审美和道德密切联系。休谟认为美的本质在鉴赏者心里，他否认了柏拉图以来美形成美感的观点，而提出美感产生美的说法，完全走向了主观美学说。伯克则着重探讨了崇高感和美感形成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他认为美感源于社会交往的情感。以上都体现出经验主义美学的总体倾向。

伊格尔顿认为，要想让美学真正回归到感性，冲破理性主义的桎梏，最重要的是要重视“身体”，故而他说“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学关注的是人类最粗俗的、最可触知的方面”，因此，美学是对于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冲动，“这种冲动是身体对理论专制的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

《美学意识形态》一书始终将意识形态与美学相连，重视身体在美学中的地位，这无疑开拓了美学的新路径。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幻象进行了批判，这是他对前人的重大突破。他深刻的指出美学、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自留地，我们可以把政治意图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却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下，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美学思想逐渐开始趋向日常生活化，追求直接物质性的纯粹享乐，原先的理性与精神旨意已经被稀释。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在当下重新使美学意识形态注入新的活力依旧是值得深思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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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暴佩聪（1999-），女，山西高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