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儋州是苏轼人生中被贬的最后一站，在这里苏轼不仅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还用自己的行动传播了教化，促进了黎人对于宋廷的认同感。

关键词：苏轼；儋州；教化；认同

一、北宋前中期海南之地的状况

海南的建置由来已久，但在秦前并未设郡，自汉武帝征发南越，开封元年置儋耳、珠崖二郡。中原王朝由此开启了对海南岛的治理。虽说海南岛物产丰富，但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对此地疏于经营，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大都是把此地作为流放之地作为处理穷凶极恶之徒的去处，“知钦州林千子，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1]”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据《太平广记》补入）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路经调黎。后唐末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就有“儋（州）振（州）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2]”的记载。在唐朝时，“黎”这一称呼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后世沿用之。

在北宋时，黎人已经有“熟黎”和“生黎”之分。服徭役、输赋者的黎人称之为“熟黎”，还居住在山里面不服徭役的称之为“生黎”。可见，在长期的影响下，越发地向中原王朝靠齐了。苏东坡就曾向黎子云专门询问儋州的农业生产状况，黎子云：“海南麦稻，率三五岁一变。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今岁乃变为马眼糯。草木性理，不可知者。”可见当时已经海南已经种植小麦和水稻，又《东坡全集》收录东坡《新年五首》，其四、五二首在东坡《七集·续集》中收录时题为《儋州二首》，其一为：小邑浮桥外，青山石岸东。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万户不禁酒，三年真识翁。结茅来此住，岁晚有谁同。

说明，当时在海南，麦子的种植规模并不小。但是又如“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与侄孙元老书》）说明产量不高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即所谓“禾虽三熟，而往往不给”。说明即便海南的水热条件好，特别是水稻能够达到一年三熟的地步，但是产量远远不足。又言：“朱崖军在琼州之南十有六程，地窄人少，税米不足。旧年拨昌化军丁税米输之，不惟地远，兼在路为黎人抄截。除去总产量不足外，还有黎人在押运的路途中那截取皇粮。值得注意是与少数民之间的争端已经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苏轼在《书上元夜游》中说，儋州境内“民夷杂糅。”特别是这些少数民不谙汉俗，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

当地民风剽悍，有的时候为了当地基层治理的和谐稳定，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更是助长这一风气，比如：宋真宗在批复琼崖等州同巡检王钊的上书时曾言：“朕常诫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于此。[3]”

与此同时，文化教育方面更是薄弱之处，在文化上是一块贫瘠之地。据《和陶示周掾祖谢游城东学舍作》，“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 苏轼久闻此处大名，特意来到私塾观书生，可却空无一人。

总之，北宋初年的海南在虽在农业生产方面有着进步和发展，但是文化教育方面仍是薄弱项。北宋初期仍是沿袭前代的政策实行羁縻统治，宋真宗的态度对于群体之间的矛盾处理也是采取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黎人对于宋朝政府的认同感需要一次更加深刻、全面地加强。

二、苏轼在海南的行迹

《礼记·学记》：“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又《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同也，说明要想达到教化的目的，势必要移风易俗。首先是形同，为此苏轼继续推广农耕，写了一连串的劝农诗。这些劝农诗，内容无非是广垦田地、尽地力之教，如“岂无良田，膴膴平陆”：亦或是生产资料的重视和保护，牛，长期以来就是农耕社会的重要生产工具。统治者对牛的宰杀管控十分严格。苏轼特遗一文《书柳子厚牛赋》，面对岛上杀牛风气甚重的局面，苏轼不忍心看着这种风气持续下去，于是只好借用柳宗元的大名，借用僧人道赟之口，劝诫当地百姓少杀牛为好。

当然，这些劝农诗内容丰富，除上述内容外。苏轼对于岛上的争端的态度却是不同于宋真宗的漠视，而是积极参与，譬如诗中所言“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颇具共同体意识在身。

但教化方面还得依托于文化教育，科举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既是教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构建认同感的重要一环节。取士的不当往往会给当时的朝代带来无法估计的影响，张元屡试不第，所以叛逃西夏，成为李元昊的左膀右臂，史书记载“或言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昊谋臣”。所以在文化教育这块，苏轼也不敢怠慢，发挥自己的余热。第一步是重振学风，不忘先贤之路，苏轼在儋州开设学堂，名曰载酒堂，“载酒”出自《汉书·扬雄传》“载酒肴，从游学”的典故有关，，不难看出苏轼对于当地学子的殷切希望。正是如明正德《琼台志》所说：

“宋苏文忠公南迁时，琼士仅得姜君弼、黎子云、王公辅、符林数人，而黎、王、符皆儋产。公于子云载酒问奇，尤加敬焉。昔杨子云论弃朱崖为捐之之力，否则介鳞易我衣裳，公不然之，盖有感于此也。阙后王霞举、符确辈继出，儋遂为名州矣。

明代进士唐胄编撰的《重建儋州学记》云：“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儋耳是苏轼在海南的主要活动地，所谓儋州文化是深受苏轼的影响，正如“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可以说，苏轼在儋耳的几年是使得儒家文化深入到海中之洲，使得海南在文化心理上有了归属感的开端。”习儒学、考科举是建立王朝认同感的最直接、也是最为明显的方式。

三、余论

南宋末期，陆秀夫“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军民殉国数量何其之多，这无疑彰显出对宋廷的高度认同感。这高度的认同感显然与宋几百年的苦心经营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轼在其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苏子有诗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与儋州文化甚至于海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苏轼贬到海南就是一个文化传播的契机，苏轼从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他把在当地失落的中原文化从岁月长河中拾取并迸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同样的，在与民教化，构建儒家文化圈，促进认同感的进一步形成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南宋）赵与旹撰：《宾退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

[2]（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

[3]（元）脱脱等编：《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作者简介：钟荣标（2001.05-），男，汉族，在读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省南昌市，330022，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