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天下大同、重义轻利、和而不同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汲取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髓运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中，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新形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可以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实现“古为今用”。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外交思想

十年前，面对深刻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自身发展需求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观点，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要深入挖掘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维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标准，并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进行传承和创新。今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深入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和转化方面的发展，同时在坚持传统和创新的基础上，塑造中华文化的新面貌，并激发中华文明的新活力。【1】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遵循

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同体与自然、历史、个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源于共同体的瓦解，因此要实现人类解放就必须实现共同体与自然、历史、个人之间的辩证统一。从这一视角看，马克思深刻阐释了共同体与社会、历史和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而宽广的理论视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本书中，马克思对以德国黑格尔法哲学为核心的德国国家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揭示了当时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落后和伪善。他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入手分析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市民社会”及其内在矛盾，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消灭这种“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中，马克思对“假冒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三种模式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全人类的解放”、“社会的普遍解放”、“解放整个社会”以及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这些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共同体与个人主义之间矛盾运动的实质，而且也指明了实现共同体理想的途径。马克思坚信，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自由成长的基石，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核心思想和精华。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每个人又不能完全孤立地存在于集体之中。仅在一个共同体环境中，个体才有机会获得全方位地发展其能力的途径，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共同体里，个体才能真正享有自由。【2】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特征，而活动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研究世界历史作为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他们研究历史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是从‘历史’出发。”“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又是世界历史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世界历史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由于不断完善的生产和交流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民族间的分工逐渐消失，历史逐渐被视为全球性的历史事件。”【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交通状况的显著改进和交流方式的广泛扩展给予了肯定，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使得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变得全球化。同时还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并把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之一来阐述。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是基于实际经验和科学规律，对历史进程进行的科学性预测。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是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既是对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又是对历史未来的科学预测，对我们理解当下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传统文化内蕴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在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并由此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一）追求“天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古以来，中国就抱有“天下为公”的宏大愿景并代代相传。这种大同思想最早是从战国时的邹衍开始的。他在《大略篇》中说：“一曰平治天下，有二道焉：一曰尚同，二曰尚贤。”他所说的“尚同”，就是要用理想的大同社会取代现实的分封制，实现真正的统一。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理想的凝练和升华。【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天下大同”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二）坚持“重义轻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的义利观有很明显的重义轻利特征。在儒家看来，“义”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依据，“义”高于一切；而“利”是末。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并不反对追求正当的利益，但他认为追求正当利益必须以符合道德原则为前提，要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获得财富，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生与义，是人的本能和天性，舍生而取义是圣人的作为和境界，这是孟子眼中的仁义。在孟子看来，只有人人都能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社会才能安定和谐、繁荣昌盛。荀子在其对义利的观点中，明确强调了“先追求义利”和“利用义利来制约利益”。墨家把义与利视为同等重要，“义，即是利。”墨子主张以利益为导向，主张“振兴天下之利，消除天下之害”。法家则认为“利，义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主张以利益为先，舍弃正义。道家哲学强调自然的无为而治，主张“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的原则”。他们都反对重利去义者，并认为重义轻利者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和国家灭亡。儒家推崇的“重义轻利”的观点构成了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5】

在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非洲的访问中，他首次阐述了正确的义利观。习近平强调了合作共赢和义利平衡的重要性，并主张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应该把推广卓越的传统文化与发展当下的文化相结合，既要在传统中发展，也要在发展中继续传承。这既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体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确的义利观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进一步传承和拓展，它不仅满足了时代进步的需求，而且更加突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特色。【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表现。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在追求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各国共同进步，积极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前，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等原因，世界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国家间矛盾凸显、地区安全威胁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在当前的全球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在公正与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国家间才可能达到双赢的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的，既不能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统一关系。总体来说，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在进行国际合作时，不仅要关注利益，更应重视道义。仅当义利达到平衡时，我们才能实现义利双赢的局面。

（三）坚持“和而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重要思想。在“和合”文化的深远影响下，中国人始终坚守并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和而不同”思想，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7】在这个日渐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现代社会中，“和而不同”不仅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交互动的基础准则，同时还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各国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路径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和借鉴，吸取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观点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共生理念，这一理念在尊重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得以体现，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见解，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生思想的继续和拓展，同时也是对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有力体现。

三、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丰富的传统文化之中。充分利用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外交领域的巨大价值，不仅有助于塑造一个友好的国际形象，还能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有效实施。

（一）传承“天下大同”思想，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要用“兼善天下”的大同理想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大同世界代表了中国古代智者的社会愿景，其中包含了和谐共生和兼爱平等的核心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大同理想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也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恰逢其时，为这个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的世界提供了一把能够解决冲突和推动和解的金钥匙。这一思想的核心精神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仁爱之心和和合与共的理念。

（二）弘扬“重义轻利”观念，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导向

要坚持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原则，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导向。在国际交往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时，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和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的原则。它不仅尊重，捍卫了国家主权原则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而且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同时还与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霸权行为进行了对抗与鞭笞。我们必须坚持公平与正义，尊重与维护每个国家安全，发展，自由与权利。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人，不应该将我们国家优先引入国际体系之中，也不应该为了捍卫和拓展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对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有积极现实意义，又有长期历史意义。正确的义利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揭示出中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并反映于中国外交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开展国际合作，既要重视利益，也要重视正义”。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进展，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荣损与共的复杂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摈弃陈旧的零和思维，不能仅仅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让你输我赢、一家通吃。仅当我们平衡义利时，我们才能同时获得义利；只有在义利之间找到平衡，我们才能实现义利双赢的局面。

（三）结合“和合”文化精髓，讲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优势

要结合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优势讲清、讲透。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在国际实践中形成一种“利益共生、权利共享、义务共担”的“共命运感”，既不是要国际社会遵循一样的价值标准，也不是要构建一个全球行为共同体，而是希望各国尊重发展差异，相互交流互鉴，深化合作，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中整体向前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应增加对话，架起沟通的桥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接纳各种差异，解决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鼓励更多的国家实体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和建设之中。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回答和解决关乎人类命运的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也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实践，继承弘扬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彰显了悠久的历史传承、鲜明的时代印记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1]王睿腾.习近平合作共赢理念的传统文化内涵[J].学理论，2019（11）：7-9.

[2]张俊华.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思想理论渊源[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5（02）：55-63.

[3]朱玲玲，蒋正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与国际传播[J].党政研究，2019（01）：11-19.

[4]康丽颖.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文化自信研究[J].武夷学院学报，2019，38（08）：6-13.

[5]武贤明.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1（01）：1-5.

[6]陶廷昌，王浩斌.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要义探析[J].世纪桥，2020（04）：7-11+43.

[7]李慎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毛泽东研究，2018（0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