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前的风险决策相关研究大多置被试于设定好的人为环境之中，默认被试于一个理性的状态开展研究，其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待考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结合主观因素，并力图在真实的环境中建立实验，在有效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为研究的实际应用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对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从研究内容、方法进行了归纳，指出了目前研究的局限性，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

关键词：风险决策  体育比赛  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  框架效应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  引言

风险决策是在不确定情境中能够估计或预测未来各事件发生的概率，选择预期效果最好的方案的决策[1]，是个体对两个或多个风险性方案进行选择的心理过程[2]。比如病患治疗方案的选择、金融投资危机的应对等，这些决策者对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但无法准确预测，只能根据现有的了解进行推断，但也只是一个期望值，并不会完全与未来的实际收益相等。这些研究中来自决策者的情绪情感、认知决策的主观因素[3]以及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生活环境有关的客观因素[4]是影响风险决策的两大类因素，但在不同的框架效应的作用下，能够发挥的效应因人而异；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关注如何通过人为的干措施去影响某一条件下的风险决策，从而改变不良的行为倾向性，特别是在一些体育情境中的风险决策现象，从而为现实需要服务。目前，团队类型的体育比赛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从组织形式上看，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群体，他们进行体育比赛都普遍采用集体的形式，即便是部分个人项目比赛，最后的排名成绩也会采用团体积分的形式来评比，这种将个人输赢与集体荣誉相挂钩的形式可以激发运动者对输赢结果产生较大的心理变化，并通过外显行为展现出来，况且比赛中的决策还具备了需要快速应答、时间压力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处于此情境下的运动员要快速进行决策，是一个接近于无意识的状态，比如在篮球进攻方队员传至篮下遇到防守队员防守时，是会选择传球给队友还是自己迅速采取投篮行动等。而通过在体育竞赛中的决策而造成的输赢结果对运动员也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能够通过后续的冒险行为展现出来，比如获胜的运动者会为了稳定当前获得的优势，在后续风险决策上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稳定当前“收益”，而失败的运动者会为了追平局势，而在后续的风险决策上更倾向于寻求风险。决策也并不只在体育比赛中才会出现，平时生活里的决策也比比皆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会使事态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则会带来类似于比赛中反胜为败的结局。在以往的大赛中，利用风险决策获胜者不乏其例：第25届奥运会体操比赛中，教练员黄玉斌决定让李小双在自由体操比赛中使用“团身后空翻三周”这一没有十分把握的高难度动作，成功获得了金牌。

1  主观因素与风险决策

研究者对于影响风险决策的主观因素进行了多项研究，认为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感知、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主观感知的影响[5]。研究人员主要通过框架效应、眼动实验这几个不同研究范式探究证实了个体的主观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是存在的。

1.1  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情感是一种有条理的反应，它涉及到很多神经系统[6]。情感可分为多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按效价将情感划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种[7]。积极情感产生于个人的某些需要被恰当地满足，并伴随有愉快的主观经验而产生的高动机、热情和愉悦的情感；消极情绪是由于个人的某些需要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它是一种与不愉快的主观体验相伴随的一种情感，它主要包括愤怒、厌恶、悲伤、恐惧等[8]。为考察正面、负面情绪在风险决策中的调节效应。研究通过风险偏好问卷、负性收入冲击[9]、眼球运动线索和框架类型[10]等手段，对决策中的风险偏好进行研究，发现消极情绪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且具有较强的风险追求倾向，它能改变个人对风险性与确定性的认知，进而影响其风险决策行为，而其中的正面情绪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11]。我国学者庄锦英对情感和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提出了情感具有激励作用，可以驱使人们做出相应的行为，为人们提供动力[12]。受到情绪影响下的运动员根据现场环境进行风险决策，会更加偏向风险寻求。

1.2  认知与决策

个体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心理学机制，它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风险决策的过程有很强的相关性。在安全，道德和赌博中，认知决策水平与风险决策的态度呈显著正相关[14]。谨慎思维在认知反省中对冲动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抑制了风险选择的进程、影响了风险决策的结果，当涉及到损失时，认知反思水平则与个体风险倾向负相关的关系[15]。即使在面对同一件公共事件中，专家和民众由于所具备的知识体系和看待问题的角度、维度的不同造成了对同一种事件有着不同的认知，在各自认知的诱导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导致不同的决策[16]。无论是在医学、创业还是资源层面都能够验证认知的差异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情绪影响篮球运动员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受认知负荷调节，愉悦情绪条件下，低认知负荷减弱了框架效应；在高认知负荷条件 下，恐惧情绪下的篮球运动员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具有减弱趋势，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2  客观因素与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存在于风险事件中，前人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英国疯牛病、美国 “９·１１” 等重大危机事件中产生的一些决策中不断获取新的认识与应对经验，将风险决策与客观实在之间建立理论。这些客观存在的风险都有特定的来源，而决策者在面对不同的风险来源时，会产生不同的决策偏好，即便是个性特征类似的人，当他们处于不同情境时依然会产生不一样的风险决策行为，过去的研究对情境中的客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包括文化差异，生活环境，职位，领域等。金佳等发现在正性前景下，东西方人群均呈现相同的风险偏好，而在负性前景下，中国和西方人群均倾向于回避高风险，而在低概率水平下，西方人更倾向于回避高风险，中国人则不会。在很多研究中都发现，东方被试比西方被试更具风险偏好。比如中国人在面临风险的选项以及决定其收益或亏损的时候，都要比美国人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这种现象的产生被认为是基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中国的集体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当宏观大环境在一致的情况下，社会成员会受到所处的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而造就的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不同的价值观、价值取向会通过成员的行为反映出来，因而会产生不同的风险决策行为，从中国的宏观大环境来看，军校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在风险决策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校大学生更倾向于冒险，这种差异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有关，军校大学生除了不断的争取成功、获得成就外，他们还要进行严格的训练以及军营文化熏陶。

从主、客观两方面的研究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方是无法完全割裂、单一来看待的，他们对于个体的行为是交互影响、互相贯穿的。由于职业的大环境需求，其对于个体来说会营造一个睡眠模式、环境，医生、经理人由于工作的需要，长期处于睡眠剥夺的环境中，这种外界的客观环境因素会引发一系列效应，对个人的认知以及情绪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了他们的风险决策行为，在情绪影响下的篮球运动员风险决策认知会受到负荷调节，愉悦情绪条件下，低认知负荷减弱了框架效应；在高认知负荷条件下，恐惧情绪下的篮球运动员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具有减弱趋势，但这种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会因为个体差异呈现不同的应答方式，又称为行为偏好。这种模式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特别是一些涉及到竞争的场景中，如竞赛、投资 、创业等。

3  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

卡尼曼等学者于1982年首次提出“框架效应”，也就是在同一问题上，人们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时，其选择倾向会出现逆转现象。“框架效应”也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研究其效应及其内在机理，既是理解人的高级认知功能，又是机器决策的现实依据。框架的方式种类有许多，主要是为了适应不同条件下人群的需求，比如图形框架效应更适用于儿童；往往在时间的效应下，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会更加显著。但框架效应并不总是存在于风险决策中，且在决策中产生的作用大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因为任务的内容、性质以及完成任务的被试]而受到限制；以大学生为例，在生命、财产、学习、金钱任务领域中的风险决策都不存在框架效应，而在职业任务中他们的决策结果会明显地被框架效应所影响，并且不管是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描述决策问题时，他们普遍倾向于采取保守的选择，这种行为偏好往往源于对风险的谨慎评估以及对可能结果不确定性的考虑，在这个大条件下，当处于正面框架时，体育运动员的决策偏向于冒险，而负面框架使得冒险比例减少；因此，决策者们通常会寻找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成本效益分析后认为更有保障的选项，而非那些看起来既冒险又不确定的方案。这一点在面对任何形式的挑战或机遇时都显得尤为明显，无论是体育竞赛还是生活中的其他重要决定。

4  结论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我们得出风险决策的产生与否会受到主客观、框架效应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表现输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对于在特定环境下人们做出的一些行为给出了恰当的解释，这是由于外部条件作用与人体，在经过了一系列信号通路，又反作用于外部环境，近年来，许多学者借助神经电生理机制对风险决策进行探究，通过给予被试获得、损失信息，激发不同脑电波振幅的反映，观察其风险决策的行为偏好，将神经信号与决策行为建立联系，进一步研究不同脑区在个体的风险决策中承担的角色作用，未来的研究也会着重深入探究神经电生理机制与风险决策之间的联系，并且联合多种研究范式，如BART实验范式、剑桥风险任务实验范式，使被试的内在心理以外在行为的方式输出。然而，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以及行为表现，并且，往往将研究置于与金钱类似的物质利益或者与物质利益有关的符号、文字背景之下，研究范畴偏窄。本文结合已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以下几点展望：首先，可以将风险决策置于不同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下开展研究，好比体育竞赛中的输赢结果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决策行为偏好，在这过程中，更为系统地实现主客观因素的交互、渗透；其二，通过对文献的整合、分析发现对于在特定情境中如何采取人为的方式干预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较少，未来可以从这一视角开展研究，通过对被试后续风险决策的预测判断，通过一些针对性的、特定的干预手段，达到影响风险决策的结果，使被试的行为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其三，从宏观到微观，将外部的一些表现与内部的神经系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特殊中寻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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