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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新农村社区治理的变革及路径选择
摘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社会治理” 这一概念,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新农村社区作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关键载体,其治理体系正经历从封闭性、行政主导向开放性、多元协同的重大转型。在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下,剖析当前面临的治理主体弱化、资源配置失衡、产业支撑不足、社区融合困难及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并提出文化引领、经济赋能、组织协同与智慧治理四维一体的路径体系,以促进新农村社区治理效能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同体;新农村社区;治理变革;多元协同;路径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被提升至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些论述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农村社区既是传统乡村向现代社区转型的空间载体,也是农民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当前,新农村社区治理仍面临治理主体协同不足、资源整合机制不畅、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社区认同建构困难等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视角,系统分析新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性变革与现实挑战,并提出契合当代新农村社区的治理路径,对丰富社区治理理论、推动和创新基层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新农村社区治理的转型特征
新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加速时期,农村社区治理也在这种转型与变革中,具有了新的特征,面临新的挑战与转型。
(一)治理格局:从封闭型共同体到开放型利益聚合体
传统农村社区建立在地缘与血缘关系基础上,人口同质性强,流动性弱、社会结构简单的相对封闭,传统的乡村治理格局也必然是建立在这种封闭社会基础之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和封闭性。新农村社区是在原社区基础上进行的区位调整,打破原有的村庄界限,对多个村庄的土地、资源进行整合,人口集中居住,以实现生产要素聚集优化,产业规模经营,居住环境改善,公共服务设施充分利用的多元化、多功能、异质性强、相对开放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治理格局相应从内向控制转向外向协调与多元互动,强调跨域合作与系统整合,通过不断提供满足人们多层次、多需求、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保障社区居民各项政治、经济、社会权益,维护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合法利益等方式,来建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实现社区的共享共治。
(二)治理主体:从政府单一主导到多元协同共治
治理主体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解构,农民的社会需求、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区事务和各类矛盾日益复杂化。由此,政府、社区组织、市场企业、居民等共同构成治理网络,彼此之间通过协商、合作与监督实现良性互动。尤其强调居民主体性的发挥和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推动治理结构由“行政主导”向“社会协同”转变,实现社区社会治理的运行由“一个行政主体变为多个社会主体共同协作的社会治理过程,让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和自身权利的实现能够在沟通与合作的场景中得到实现”。
(三)治理方式:从行政管理到民主协商与法治化运行
新农村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转变及确立,使农村社区治理方式由原来的政府单方行政管理、控制转向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居民、社会组织、市场资本等共同参与,治理机制逐步摆脱传统行政管制的路径依赖,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民主协商与公众参与。通过建立议事平台、听证制度、网络问政等渠道,拓宽居民参政议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路径,提升治理过程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推动社区治理民主协商和共享共治的发展。
(四)治理目标:从维稳管控到服务优化与权益保障
服务和保障是新农村社区的两个最基本功能。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将长期面对如何有效供给多层次公共产品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关系这两个基本挑战”因而,当前新农村社区治理目标不再局限于秩序维护与社会控制,更强调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居民权益保障和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治理绩效的评价标准也从“无事发生”转向“群众满意”和“发展可持续”。
三、当前新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成因分析
(一)治理主体结构失衡与功能缺位
尽管多元主体共治理念已获广泛认同,但实践中仍存在治理主体能力不足与角色模糊的问题。农村人口外流导致治理人才短缺,社区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进一步加剧治理主体弱化。同时,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制约着多元治理主体作用的发挥。虽然基层政府不再处于垄断各种治理资源地位,但依然是治理主体中的主体。“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乡村精英、农民群众的自治能力比较孱弱,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动力不足,这也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出现诸多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的不足和“缺席”,总体上加剧了乡村社会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弱化。
(二)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与区域不均衡
资源配置过度依赖行政渠道,导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社区间发展差距扩大。偏远社区及一般性社区在获取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方面处于弱势,致使乡村社会治理出现“资源缺乏”的疲软症,在抗御市场风险、消除贫困、调解纠纷、维系社区发展等方面治理乏力,失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无法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资源分配中的“示范偏好”也加剧了社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市场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进一步限制了资源供给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造成新的治理困境。
(三)产业支撑不足与社会融合障碍
社区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新农村社区发展和社会治理顺利推进的基础,它关系到能否提高和保障居民的生活质量、实际利益,能否就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留住人才,能否保证社区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否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当前,多数农村社区的集体经济规模较小,经济总量不大,区位优势不明显,产业结构单一,难以支撑社区治理与服务的可持续运行。部分社区在土地整合和居住集中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生计转型和社区文化融合,导致居民适应困难、社区认同感低下,短时间内未能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共同理念,积极投身到社区治理及社区发展的各项事务中的动力不足。
(四)社区类型多样与治理复杂度高
新农村社区在发展基础、区位条件、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中心社区、边缘社区、人口流出型社区等不同类型。比如,一些规模较大的社区,中心村与非中心村发展差距依然很大,辐射带动能力不明显;社区服务半径过大,服务条件和服务内容有限,服务质量和水平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而一些偏远山区由于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生产效率低下、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不到位等,依然存在土地抛荒、空心村等现象。社区治理策略若忽视这种差异性,不能做到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容易导致“一刀切”政策失效,影响治理的整体效能。
(五)专业人才匮乏与治理方式滞后
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农村社区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专业性高的系统工程,它不但要为社区成员提供多层次公共服务、专项服务,还需要各类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以便能更专业、更科学的处理各类问题、矛盾,对各类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当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来源于原行政村“两委”,年龄结构偏大、专业知识欠缺,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突发事件。年轻高学历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度低,智慧治理手段应用不充分,制约了治理效率和应急能力的提升。
四、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新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创新与对策建议
(一)培育社区文化认同,筑牢治理的价值基础
文化认同是共同体建构的精神内核。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要凝聚社区所有力量,整合优势社会资源,最为重要是培育出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文化共识,因为“任何国家治理的路径和策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共识,一切政治共识和治理策略都是很难自下而上地构建起来的”。
应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互助、守信、公益等元素,与现代治理理念融合,通过村规民约、社区活动、文化仪式等载体,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体意识,塑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区治理文化。
(二)强化集体经济支撑,构建治理的经济基础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经营方式,探索资源入股、股份合作、产业联合等发展模式,提升经济实力与造血功能。强化集体经济在公共服务、就业带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支撑。
(三)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效能
积极培育社区内公益类、互助类、协商类社会组织,完善社区议事会、监事会等自治机制,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组织化水平。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机制落地,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区治理。
(四)推动智慧治理建设,提升治理效率与服务水平
构建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社区智慧治理平台,整合公共服务、应急管理、民意收集等功能,实现资源精准投放和治理过程透明化。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其利用大数据进行决策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五)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回应多样化社区需求
根据社区类型和发展实际,制定差异化的治理政策和支持措施。对边缘社区和薄弱社区加强资源倾斜和政策辅导;对典型社区和中心社区则应强调机制创新和辐射带动功能,避免“一刀切”治理带来的结构性失效。
五、结论与展望
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转型过程。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应通过文化认同凝聚治理共识,通过经济赋能夯实治理基础,通过组织协同优化治理结构,通过智慧治理提升治理效能,最终形成“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技术支撑”的治理新格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治理评估体系构建、县域治理与社区治理的联动机制等议题,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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