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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前言:本文通过以长江经济带为基准的区域协调发展论述,探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良性发展,以二十大以来的国家战略发展的指引,对统一大市场的内涵及意义进行论述。以全要素覆盖论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研究我国和西方市场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完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与治理,为实现“ 十五五” 战略规划提供较为详尽的理论基础。关键词:统一大市场、全要素、地方政府、区域协调、长江经济带GDP。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而构建的国内超大规模统一市场。
一、核心定义与目标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家战略部署,旨在通过破除地方保护、消除市场分割壁垒,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其建设目标包括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基础设施、要素资源、商品服务及监管执法,实现“五统一”,推动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为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二、结合最新的政策要求,其内涵和意义可以概括如下:
1. 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内涵:“五统一、一开放”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这是平等竞争的基础。包括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制度,确保各类企业在任何地方都能享有平等的待遇。统一市场基础设施:这是降低成本的物质基础。推动交通、能源、通信等物流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破物理阻隔,降低全社会的流通和交易成本。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这是规范权力的关键。给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政处罚等行为“立尺子”,严禁各地搞“政策洼地”或隐性壁垒,防止政府“越位”干预市场。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这是维护秩序的保障。统一监管的标准、流程和执法尺度,避免“同案不同罚”,维护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统一要素资源市场:这是激发活力的核心。打破地域分割,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这是发展的目标方向。对内促进地区间充分竞争与资源共享;对外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实现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2. 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意义
建设统一大市场不仅关乎国家宏观战略,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对国家:畅通经济循环,增强发展韧性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石: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使国内市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以内需为主导,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提升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一个规则统一、运行高效的庞大市场,对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具有强大的“引力场”效应。同时,国内成熟的高标准市场规则也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对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活力
降本增效:统一的规则和畅通的物流能显著降低企业在不同区域运营的制度性成本和物流成本。公平竞争与优胜劣汰:破除地方保护后,企业不再依赖地方政府的“政策输血”,而是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效率提升来赢得全国市场,这倒逼了产业升级。
对个人:提升消费福祉,增加发展机会
更优的消费体验:打破地区封锁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有更多、更优质且价格更合理的商品和服务选择(例如更顺畅的异地退换货、更高效的跨省物流)。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社保跨地区转移、职业资格互认等壁垒的破除,人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更自由地流动,获得更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进入 21 世纪后,以东部、中部、西部为基础的国内商品市场呈现出整合的趋势,且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已呈现出较高的一体化程度。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主要是实行分税制改革和推进区域市场建设。1993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作用是初步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职权范围,使中央财政在总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和重要性显著提升,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配套建立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宏观调控体系,也使中央在客观上具备了缩小地区间差距、监督地方政策执行的能力,并能通过转移支付和宏观调控手段推动形成全国性的、基于资源禀赋的区域分工格局,从而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但分税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政府政策对统一市场建设的干扰,也没有改变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发生客观变化。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就是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升宏观调控能力,保证全国一盘棋,始终坚持立足全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体系和立足构建全国的分工协作格局;就是坚持以全国统一市场为目标,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为手段,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同时推进形成区域共同市场,以区域共同市场促进全国大市场发展。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上是为了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由“大”向“强”转变。简单来说,就是打破各种地方保护和壁垒,让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高效地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绝对性作用。
三、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战略工程 , 以“五统一”市场治理体系构建为抓手深化高水平开放 ,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逻辑深刻变革。 在战略层面 , 需以制度集成创新深化区域发展战略衔接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 , 我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 , 初步构建起多层次战略协同体系。 面向新发展阶段 , 亟需在三个维度持续发力 : 强化区域重大战略的极化辐射功能 , 依托区域增长极打造要素双向流动枢纽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合 , 通过精准化政策供给促进要素配置与功能定位动态匹配 ; 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平衡机制 , 创新生态补偿、财税分成等跨域合作工具。 实践中须把握“刚柔相济”治理原则 , 既以规划刚性约束破除地方保护 , 又留足政策弹性激发比较优势, 推动空间价值链从单极虹吸向网络共生的范式升级。
在发展模式上 , 需加快构建供需动态平衡的内生增长机制。 长期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形成的“两头在外”发展模式 , 导致我国供给体系与内需市场结构性脱嵌 , 国际循环中全球价值链治理者的技术封锁催生“低端锁定—创新惰性”不良循环 , 国内循环中收入分配机制与消费升级需求的错位失调制约了超大规模市场潜力释放,双重挤压下形成发展动能转换的断层带。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区域经济以扩大内需为主导深化供给侧改革 ,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开放式技术创新生态, 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需求侧管理需构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环境三位一体支撑体系 , 释放消费潜能 , 在供给与需求螺旋式升级中推动区域经济动能转换与双循环质量跃升有机统一。
在发展动力上 , 需以创新协同为突破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纵深拓展 , 为区域创新体系突破地理边界约束、构建开放互联的价值网络提供了战略机遇。 但当前区域创新生态仍存在结构性短板 , 行政分割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 , 创新要素跨域流动面临隐性壁垒 , 共性技术重复研发与成果转化属地化困局并存 , 创新资源碎片化配置严重制约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构筑适配双循环体系的创新生态 , 要求区域经济内外协同发力 : 对内应聚焦差异化创新极点培育 , 立足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产业创新集群 ; 对外需构建“链式创新”协作网络 , 通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等环节的空间模块化重组 , 建立创新要素全国统筹配置、区域精准承接的高效协同体系。
在体制机制上 , 需推动发展范式从速度赶超向效率质量双提升转型。 长期以来 , 地方政府过度聚焦资源配置本土化与经济增速最大化 , 导致区域经济壁垒丛生、要素错配加剧 , 生产效率损失严重 ; 人为条块分割助长了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 , 显著抬高了区域贸易成本。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培育内生发展动能 , 亟需从制度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 : 一方面 , 需进一步完善跨域利益协调机制, 构建地方政府合作的激励相容框架; 另一方面, 要求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监管体系,破除技术、数据、人力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流动壁垒。 通过制度创新的“破”与“立” , 推动区域竞争从“政策洼地”争夺转向“制度高地”共建 , 在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在新发展阶段 ,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 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转化为实践路径。是形成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构成。
从经济外向性看 ,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高水平开放为支点的内外联动发展 , 通过构建要素自由流动、规则统一对接、价值共创共享的全域开放型经济体系 , 推动区域经济在跨域资源配置中持续增强竞争势能。一方面 , 供需体系动态适配。区域供给体系突破行政边界约束 ,能够精准对接国内外市场需求形成差异化产品谱系 , 实现供给规模、质量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匹配 , 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融合互促。另一方面 , 多维市场深度联通。在内循环中 , 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制度规则标准化建设 , 使要素资源在区域专业化分工中提升循环效率 ; 在外循环中 , 推进开放层级从商品要素流动向规则标准融通跃升 , 实现要素禀赋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位势动态转化, 增强参与国际循环的韧性与风险抵御能力。
从经济稳健性看 ,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资源与产业要素协同升级为内核的韧性发展 ,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以分工协作衔接高水平科技资源和生产要素 , 实现创新驱动与要素保障双轮支撑的稳定增长。
从经济共享性看 ,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系统观念为引领的包容性发展 , 依托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协同发展机制 , 完善民生福祉共建共享制度体系 , 促进发展成果的可持续与普惠共享。
五、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评价
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梯度演进特征 , 核心增长极势能持续提升, 高质量转型纵深推进。 北京、上海等11 个省份跻身领跑梯队, 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高于全国均值; 后发区域位序相邻省份的分差收窄 , 形成多层级梯度追赶格局。 经济轴带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凸显 , 初步形成以沿海经济带为主轴 , 沿长江、黄河干流向内陆延伸的“T”型高质量发展廊道 , 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向联动发展的范式跃迁。区域经济在不同发展维度中表现分化 , 供需匹配和要素保障能力存在核心—边缘极化格局 , 市场联通能力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 ,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能力形成全域趋优态势。
六、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融通发展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融通发展就是指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省市之间通过相互开放和合作,不断消除各类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显性或隐性壁垒,以形成要素共享、风险共担和价值共创的区域发展共同体。其中,关键在于打破区域分治下的地方保护和行政分割,即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励地方政府跳出区域分治博弈形成的“囚徒困境”。这也是我国区域经济运行中的独特特征。
(一)治理结构
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包含了纵向治理中的分权和横向治理中的竞争两个方面内容。其中,地方政府的纵向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央—地层级关系”约束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横向治理指的是地方政府受政绩考核和晋升机制驱动而进行竞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二者共同组成了纵向分权和横向竞争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在这种传统的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职能往往与区域协同融通发展目标无法相容。
(二)要素禀赋
要素禀赋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融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它不仅是指自然资源禀赋及其分布,还包括劳动、资本等社会资源禀赋及其结构。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基于长江流域而形成,跨越了东中西三大地带,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相对独立且难以改变,属于典型的“第一自然”特征。另一方面,从劳动、资本等社会资源禀赋及其结构来看,长江经济带内部各个省份之间其实有着很强的依赖与制约关系,表现为基于“第二自然”的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辐射和扩散。比如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省份之间的交流互动,进而产生区域外溢效应,打破区域市场地理边界,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同融通发展。
(三)产业分工
产业分工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融通发展的载体性条件,各类资源流动都要依托于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可以发现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开发区的优势产业总体上依次呈现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征,主导产业数量占比分别为 42% 、 38% 和 51% ;具体到 15 类行业,上游地区开发区主导产业为农副产品、矿产金属加工等,中游地区开发区主导产业为农副产品、装备制造等,下游地区开发区主导产业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在这种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沿长江经济带各个省份的产业间关联效应得以发挥,进一步促进产业和市场分工的迂回化和专业化,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还可以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同时,这种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也有利于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间发展差异收敛。
启示:通过对国家统一大市场的阐述,揭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面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百年变局,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形成发展与治理,创新与保护,发展与环保相协调的均衡发展态势,为我国全面复兴提供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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