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哈罗德·布鲁姆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伦理思想。在其美学观念中，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是人与他人、社会伦理关系的前提和条件。布鲁姆提出“清除头脑里的虚伪套话”“不要试图通过你读什么或你如何读来改善你的邻居或你的街坊”“一个学者是一根蜡烛，所有人的爱和愿望会点燃它”“要善于读书就必须成为一个发明者”“恢复反讽”五条阅读准则，用以改善人与自我伦理关系，进而促进人与他人、社会伦理关系优化。布鲁姆关于美学伦理的思考呈现出个体性、内向性、实践性三种特质。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美学伦理；阅读准则；伦理关系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度项目（WGW20201）

作者简介：屈冬（1982.1-），辽宁鞍山人，南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

哈罗德·布鲁姆生前因“影响·误读”、文学经典论而备受世界瞩目。然而，较少有人关注布鲁姆美学思想中蕴含着的伦理方面的思考。虽然布鲁姆并未将其对伦理的思考直接表现出来，但人与自我、他人、社会伦理关系以不同的形式贯穿于布鲁姆的美学思考中。因此，有必要对布鲁姆美学思想中的伦理加以关注，既可以深化对其美学思想的认识理解，也可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一、布鲁姆美学思想中的伦理关系

布鲁姆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其美学思想中蕴含着的伦理，并非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伦理，而是文学意义上的伦理。聂珍钊认为，“原始人类对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认识，就是对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如何建立人类秩序的理解”，“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1］由此可见，伦理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蕴含着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理想的人与自我、他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设想或向往，而道德则是维系、衡量各种伦理关系的标准规范。从布鲁姆本人的相关论述来看，特别是布鲁姆关于如何读、为什么读的观点来看，布鲁姆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需要研究者深入挖掘。

首先是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中，用大量篇幅来阐释其美学观念中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在他看来，阅读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我，了解自我的真正利益”，“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是社会的。你不能通过读得更广泛或深入而直接改善任何别人的生活。”。[2]（P6）在布鲁姆那里，“孤独是我们生命状况中较常见的标记……我们是为了找到自己而读，这自己要比我们在别的情况下可能希望找到的更充分也更奇异。”[3]（P71）因此，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孤独的读者而批评，而不是为了那种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进行批评。关于孤独的读者如何处理其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布鲁姆列出了准则，即“不要试图通过你读什么或你如何读来改善你的邻居或你的街坊。”[4]（P8）从其阅读准则来看，人处理其与自我伦理关系的方式，就是带着改善自我、面对伟大的目的去阅读。布鲁姆认为，“我认为自我在寻求自由和孤独时最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阅读：去面对伟大。……我们共同的命运是衰老、疾痛、死亡和销声匿迹。我们共同的希望就是某种形式的复活，这希望虽然渺茫却从未停息过。”[5]（P434）布鲁姆关于人与自我伦理关系的美学思考充满了悖论性。他强调，“阅读名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公民”，“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6]（P7，14，23-4，431）仔细品味其相关论述发现，布鲁姆否定的并非是文学所有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功能，否定的是文学伦理道德的社会性价值。笔者在探讨布鲁姆美学思想的个体性时提出，“布鲁姆在否定美的社会价值的同时，肯定的是美的个体价值，强调美在个体层面强调可以帮助读者认识自我，通过自我改变来促使他人转变，对他人可以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在个体的转变与相互影响下带动社会的转变。”[7]也就是说，布鲁姆美学思想首先关注的是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而不是人与他人、社会或自然的伦理关系。

其次是人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布鲁姆关于人与他人伦理关系的论述不多，但却极为深刻。布鲁姆为读者列出第三个阅读原则，是“一个学者是一根蜡烛，所有人的爱和愿望会点燃它”。在他看来，“你作为读者的发展的自由，是自私的，不过这点你大可不必害怕，因为如果你变成一个真正的读者，那么你的努力所引起的反应，将证实你会成为别人的启迪。我回想我过去这七八年收到的陌生人的来信，总的来说它们使我感动得难以回答。”[8]（P9）真正的读者是为自己而阅读的，阅读的主要关切也是读者与自我的伦理关系。至于说能否改变他人，并不是布鲁姆美学观念的主要关切，也不是其观念中读者主要关注的。我们认为，布鲁姆充分认识到，任何人想要直接改变他人的想法或尝试，在现实上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有其独有的价值观、思想意识。每个人能够直接改变的，只有自己而不是他人。人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他人，却可以通过个人的行为、思想、情感影响他人，从而间接地促进他人的改变。在布鲁姆看来，读者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自我改变，必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他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不会直接改变他人，却能够为他人的改变提供某种启示。布鲁姆的这种观点，源于其授课、撰写批评文章的亲身体验。他在批评著述中向读者传递的是他个人的阅读体会、心灵感悟。周宪在介绍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时才说，布鲁姆“写起批评来可以看似不着边际、权威武断、省略跳跃、大肆铺排甚至戏剧性地夸张。总之他讲他的，他不理会你——但实际上有眼界的读者都能看出，他才是一位大修养的读者，他的自说自话正是对读者的真正尊重。”[9]（P1）布鲁姆权威武断，是因为他向读者传递的是其通过阅读文学经典所获得的确实的个人成长体会，他总是自说自话般地向读者讲述文学对于其个人的启示价值。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带有启迪他人的功利性目的，布鲁姆才会收到读者各种各样的来信，向其表达阅读了他的批评文章后所获得的的启发。

最后是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布鲁姆认为，“我们绝不能通过一个法律，强制要求小说承担改善社会的重负。……只有文学可以构成文学，虽然生活必须掺杂其中，但几乎总是作为饲料而不是作为形式”，“很多长篇小说都因其社会用途而受到过分赞誉，一些只应成为超市小说的东西，被大学当成经典研究”，“认为长篇小说具有社会功用，要比认为短篇小说或诗歌具有社会功用容易。但是，读者应警惕那些人，他们坚称长篇小说如果要存活下去，就必须成为改革的工具。”[10]（P170，216）布鲁姆的反对的是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工具的倾向。既然文学只能改变个人，而不能直接改变他人，那么就更不能要求文学直接改变社会现实。为反对从社会维度探讨文学的功用，布鲁姆甚至认为，“读好书于人品也有害，我想这也许是对的。……阅读名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公民。”[11]（P14）从布鲁姆相关论述来看，布鲁姆否分的既不是文学与社会的关联，而是反对那种将文学作为改良社会风气工具而忽视文学审美独立性的倾向。在他看来，“能成为经典的必定是社会关系复杂斗争中的幸存者，但这些社会关系无关乎阶级斗争。审美价值产生于文本之间的冲突：实际发生在读者身上，在语言之中，在课堂上，在社会论争之中。”[12]（P30）既然布鲁姆美学思想并不排斥文学的社会属性，那么其美学思想反对的也不是文学的社会性伦理价值。在布鲁姆那里，如果读者不能通过阅读而成为自己，又怎能对他人产生影响，对他人形成启迪呢？如果读者不能启迪他人，又怎能更好处理个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呢？

二、布鲁姆关于改善伦理关系的美学思考

在布鲁姆看来，“我们读书不仅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够多的人，而且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或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孤独是我们生命状况中较常见的标记”。[13]（P71）现实生活中的人因为受到时间、空间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无法认识足够多的人，同时也容易遭受各种不如意事情所带来的打击。因此，他才会认为，“读书的其中一个用途，是为我们自己做好改变的准备，而那最后的改变，是适合任何人的。”[14]（P5）布鲁姆观念中的“改变”，指的便是生老病死以及种种不如意事情所给予人心灵和精神上的变化，而“最后的改变”喻指的是死亡。就为什么要改善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而言，布鲁姆在前述基础上跟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自我在寻求自由和孤独时最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阅读：去面对伟大。这种面对难以遮掩加入伟大行列的欲望，而这一欲望证实我们称为崇高的审美体验的基础，即超越极限的渴求。我们共同的命运是衰老、疾痛、死亡和销声匿迹。我们共同的希望就是某种形式的复活，这希望虽然渺茫却从未停息过。”[15]（P434）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面对生老病死等带来的沉痛打击时，其心灵和精神始终是孤独脆弱的。任何人都无法分担其遭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感、孤独感、无助感，只有个人的精神力量得到增强，才能够为自己做好改变的准备。

人是如何改善其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呢？在布鲁姆那里，阅读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途径。在他看来，只有深入、不间断的阅读才能帮助读者充分地确立并增强自主的自我。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为读者列出了阅读的五个准则，向读者传递如何通过文学阅读来改善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

一是“清除头脑里的虚伪套话”。“虚伪套话”被布鲁姆用来喻指学院派批评的陈词滥调。大众读者若想通过阅读来认识自我，增强心灵力量，改善其与自我伦理关系，就必须将学院派批评提出的非文学一类的理论观念抛之脑后。翟乃海指出，“布鲁姆的诗学体系存在着严重问题。现代批评家构建的批评体系使文学批评逐渐摆脱19世纪流行的‘鉴赏式’、‘感悟式’，变得专业化，并促进了整个学科的发展，但文学理论家杜撰术语、构建自己的体系，批评话语有变为少数精英学者才能理解的‘小圈子’的风险。布鲁姆在这一点上比其他批评家更极端和激进，他的理论和分析仅仅是属于自己的，拒绝其它批评家和普通读者深入其中”，“他逐渐放弃了他70年代以来构建的、富有神秘色彩的误读之图和修正比等术语，文学阅读的色彩得到加强，试图以文学阅读影响、干预大众的精神生活，与‘憎恨学派’等学院式阅读对抗。”[16]

二是“不要试图通过你读什么或你如何读来改善你的邻居或你的街坊”。大众读者的自我改善对于其心灵精神来说已经是一个浩大工程，因此用于阅读的时间永远不够。表面上看，这一观点过于提倡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然而从其整个美学思想来看，布鲁姆传递的核心观念是大众读者应以改善人与自我伦理关系为核心，只有人与自我伦理关系得到优化，才能够对他人施加影响。布鲁姆从本质上抓住了阅读与伦理关系改善的递进关系。只有当大众读者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得到了改善，才能在与他人、社会的伦理关系优化中形成影响力、辐射力、感染力。

三是“一个学者是一根蜡烛，所有人的爱和愿望会点燃它”。布鲁姆认为众读者并不需要担心为个人利益阅读而变得自私。就完善人与他人、社会伦理关系而言，布鲁姆的个体伦理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离开了个体与自我伦理关系优化，其与他人、社会伦理关系的优化便无从谈起。布鲁姆说道，“我回想我过去这七八年收到的陌生人的来信，总的来说它们使我感动得难以回答。在我看来，它们的感染力在于，它们一而再地证明一种渴望，渴望研究经典文学，而这正是大学鄙视因而不愿意去做的。”[17]（P47）读者的来信，恰恰说明了作为文学经典读者的布鲁姆为大众读者所带来的启迪和影响。

四是“要善于读书就必须成为一个发明者”。“误读”一是指作家因影响焦虑而对前人文本的修正，二是指读者对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所有西方经典作家的中心，是作家“误读”的典范，其认知力量是有别于其他西方作家的关键。读者阅读莎士比亚使其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获得莎士比亚般的认知力量，从而增强自我的精神力量。他指出，“读者必须颇刻意地慢下来，开始用内在的耳朵倾听。”，“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会不停地自我倾诉与倾听，然后才进行思考并依照已知情况行事。这并不全是心灵与自己的对话，或内在心理斗争的反映，这更是生命对文学必然产生的结果的一种反应。”[18]（P38，57）读者通过倾听来观察和思考，去品味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否有改变，如果有，是什么导致他们改变？”[19]（P213）通过观察与思考，读者可以获得智性成长，心灵和精神力量得到增强，对自我的认知也趋于完善，其与自我的伦理关系也得到了优化。

五是“恢复反讽”。“如果没有反讽意识的复兴，则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度所称的想象性文学。”。[20]（P52）布鲁姆美学观念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反讽是莎士比亚的反讽。“想想哈姆雷特的无穷尽的反讽吧，当他说某一件事时，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意味着另一件事，实际上还常常与他所说的相反。”[21]（P49）由此可见，反讽是能指、所指矛盾性体现。“反讽要求某种专注度，以及有能力维持对立的理念，哪怕这些理念会互相碰撞。把反讽从阅读中剔除出去，阅读便失去所有的准则和所有的惊奇。”[22]（P53）通过反讽，读者不仅可以窥见莎士比亚的精神才智和心灵力量，还可以借助阅读来内化反讽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清除掉学院派的虚伪套话，像蜡烛一样燃烧起来照亮他人。

三、布鲁姆美学伦理思想的特质

布鲁姆对伦理关系美学思考的基点，是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而改善伦理关系的主要途径是阅读，其对人与自我、他人和社会伦理关系的思考，呈现出个体性、内向性、实践性特质。

首先是个体性特质。对于阅读文学能否改善人与他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多大程度、多大效度上改善人与他人、社会的伦理关系，并不是布鲁姆热衷于探讨的。从其对人与自我、他人、社会伦理关系的美学思考及其提出的阅读准则来看，个体及个体利益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因此，个体性是布鲁姆美学伦理思想的首要特质。在布鲁姆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需要面对生老病死等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这些打击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独自承担的。因此，对帮助大众读者对抗孤独、应对打击，他提出了阅读的五条准则。这五条准则无一例外都是面向作为个体的大众读者而提出的。即便其中蕴含着如何通过阅读和个体完善来优化人与他人、社会的伦理关系，但最为重要的，也是完善所有伦理关系的前提和条件，是作为个体的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优化。

其次是内向性特质。布鲁姆提出的阅读准则，均以提升大众读者的心灵和精神力量为目的，因此其对于伦理关系的美学思考，具有一定的内向性特质。布鲁姆指出，大众读者阅读《哈姆雷特》并不能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角度进行理解、阐释，而是要学会倾听剧中人物特别是哈姆雷特王子的独白，进入哈姆雷特王子的心灵、意识，从其内心独白中掌握自我内省的方式，最终获得心灵和精神力量的增长。布鲁姆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要面对各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要忍受孤独，而对抗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人的精神力量。而文学经典是拜托了时空束缚的典范，因此，布鲁姆才认为大众读者阅读文学经典，可以感受到经典作家那超越时间、空间束缚的精神力量，从而增强自我精神力量，面对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不如意事情所带来的打击，更好处理其与自我的伦理关系。

最后是实践性特质。张龙海曾将布鲁姆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阶段，认为“从布鲁姆的四大成就及其影响源头来看，其每一步、每一阶段和每一成就的取得无不伴随着影响的焦虑，但布鲁姆却将影响焦虑变成了动力，在影响的焦虑中不断前行，在吸收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这种成长经历成为其诗学影响理论的最好诠释。他这种在焦虑中前进的精神让我们明白：在个人的成长道路上，只要将压力变成动力，将每个阶段性成果当成新的起点，就能不断书写出新的辉煌。”[23]布鲁姆在从宗教研究向捍卫经典的转向过程中，提出了阅读经典的五个准则，并通过经典批评向大众读者传递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审美体会。张龙海将这一阶段的布鲁姆称为“国民-文学教育家”。[24]这五条准则从国家认同感、文化自信、人文素养、心智培育等高度，指向大众读者的阅读行为，帮助读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这就使得布鲁姆的美学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2][3][4][8][9][10][13][14][17][18][19][20][21][22][13][14][17]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M］．黄灿然，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

[5][6][11][12][15]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屈冬.《论哈罗德·布鲁姆的客观唯心主义美学》[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2（1）：63-67.

[16]翟乃海.《从诗学到阅读——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嬗变》[J].《国外文学》， 2013（1）：3-13.

[23]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遗产》[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1）：5-15.

[24]张龙海.《国家认同与人文涵养：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国民教育》[J].《外国语文研究》2019（3）：2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