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问题是人类亟待解决的生存问题，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富含丰富的生态意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生态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为构建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向度；价值意蕴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础上不断创新的科学成果。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构成。回顾历史，在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国家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发展目标的深刻反思。我们党领导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发展理念具有普遍性，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契合，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向度的理论依据

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一方面，科技的进步极大的拓展了人类生存空间和生活领域。与此同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也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各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特质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强大生命力的展现。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见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并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对抗，提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他们认为黑格尔自然观中的自然是人为的抽象自然，并将这种人为的抽象自然引向让人无法理解的领域；而费尔巴哈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引进自然观，但仍然是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基础上，坚持以自然为第一性，通过实践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最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是直接的自然物，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整体。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空气、水等人类生存基本必需品。自然创造了人，人类是自然界的高级物种，人的生存与生活受外在条件限制。不是自然界依赖人，而是人依赖自然界[1]55。人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自然的人化过程，人作为自然的一份子遵循自然，又通过自然的改变表现自身；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社会历史形式。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是通过实践活动（劳动）进行的。实践是人与自然辨证统一的基础。现实的自然是社会存在，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因为自身生态系统的变化，人类改造自然使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实现形式。在一定的阶段上和一定的时期内，打破自然界原有的进程，会使生态失衡，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违背客观规律，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自然自身的平衡被打破，人类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自然界也会报复人类。人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能发挥自身的主观性和和创造性，这种主观性和创造性并非随心所欲。人类应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的整体一致性出发[1]52，科学地把握人与自然、肉体与灵魂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不是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并传承有序，蕴含着对自然尊重和关爱的朴素自然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普遍认为是天人关系，各家学说多有论述，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最为丰富精辟。其生态智慧产生于遥远的古代，却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儒家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作为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人类与自然万物有相同的价值尊严。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2]45。万物与人都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结果，这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也是天地伟大“仁”德的集中体现。“由人及物，关爱有序”，将仁爱的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把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主张宇宙万物与人类和谐发展。道家认为，要使人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违反自然规律，必须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崇尚自然无为，尊重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不对万物运行妄加干涉，强调世间万物“自然”处之，辅万物以自然。老子强调：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也就是说，人世间最大祸患莫过于不满足，最大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凡事皆有度，学会知足，才能得到满足，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祸患，远离危险。既然万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人的行为就应当有所“止”，人的欲望就应当有所“满足”，有所克制。庄子也主张“常固自然”、“不以人动天”，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法则，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生态问题上，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无论是无生命物、生物还是人，都存在于这个体系之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佛教提出“依正不二”，即生命之体与自然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认为自然界本身是维系独立生存的生命的一个存在，人类只有和自然环境融合，才能共存和获益.此外，再没有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生存的途径.佛教主张善待万物和尊重生命，并集中表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它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显然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生态文明建设也构成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起到了推进革命进程和积淀建设经验的关键作用。党高度重视维护和改善农业生态条件。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将“改良水利”、“改良种籽土质”等规定为“共产党之任务”[3] 253-254，并于此后相继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规章律例，为维护农业生产的良好生态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积极组织救荒赈灾的生态恢复活动，设立专项救灾基金，并动员全体人民参与到植树造林、开荒拓土、兴修水利的事业之中，为挽救和改善根据地与解放区的生态环境条件“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党和国家在将事业重心集中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建设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举措，在基本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保障了人民的良好生活环境，为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兴修水利工程、呼吁植树造林，实现对水土状况的修复。第二，调整工业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纠正盲目、无节制向自然索取的不良倾向。第三，大力宣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整体推进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举措，极大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构逻辑，及时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新诉求。第一，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生态内涵。第二，实行统筹协调的战略发展规划，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可持续意蕴。第三，创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逻辑，赋予现代化更加明确的生态路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 一个“两难”问题[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明确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的辩证关系，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主张，明晰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把握越发深入，凝练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还内在契合必须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式现代化道理高扬生态文明建设旗帜，开启了实现人类现代化的新路径，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引领

美丽中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回应，也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需要。与动物不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5]。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满足新时代人民对优美的生活环境、清洁的生产空间和绿色的生态产品的新诉求。不同于资本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全球生态资源约束不断束紧的压力，要在生产的源头上进行系统 管控和全民防治，打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促进生产向清洁化和低碳化转型，从根本上解决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二）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生态环境问题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就能够保护生态环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走过“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在能源方面对外依度较高，农村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过度开采、开发等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走适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必须要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五化”协同的新发展道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高质量的增长点，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要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严把生态质量关，明确绿色发展思路，制定合理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生产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归根结底，就是要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三）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

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必须认识到地球上任何物种的存在都对其他物种的生存创造者积极的意义，都对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的这一根本价值[6]。其次，人是价值的主体，人要生存发展，必然要对自然进行改造，消耗能源资源，以此满足自己的各方面需要和利益。最后，人类必须在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的基础上对自然实行适度改造，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人是价值的主体，但不是价值的中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环境问题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带来的，把它看作是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实际上，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环境与生态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从整体、长远利益来处理经济问题从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我国实施了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开展蓝天保卫战，不断健全法律法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增强 ，体现了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的价值取向。良好生态环境是现代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坚定信念、久久为功，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来推动，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们在高质量发展中过上更健康更幸福的高品质生活。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才能迈向生态共同体，推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始终秉承走和平发展道路，愿意同各国分享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致力于打造契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人类一致诉求的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道义和真理的力量。当前，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关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点要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地球生命共同体，坚持以价值引领为核心原则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始终秉持并不断传播“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共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创造一个生态友好、环境优美、人民幸福的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力量，提升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以生态文明看待发展[M].何爱平、石莹、赵仁杰等，科学出版社，2016-1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党锐锋，徐琛.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逻辑[J].西藏发展论坛， 2022.

[6]宁云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集宁师范学院学报[J].40.4（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