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高考作为类型化教育评价，是完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面建成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将职业教育高考置于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发现：省域政策目标的缺失或模糊，导致执行结果的准确性较低;政策执行资源配置不足，造成考试结果的效度无法得到保障;政策执行权责下放，导致考试过程的公平与效率被削弱;政策执行组织之间缺乏制度化的交流机制，缺乏利益共生点;社会舆论宣传不到位，普职分流时家长思维固化;政策执行主体缺乏“类型化暠意识，政策执行源头动力不足。为提升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需要增强政策目标意识，制定详细的考试执行标准;多渠道拓宽政策执行的经费来源;优化组织架构，提升政策执行力;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形成职业教育高考共同体;加强舆论正向引导，营造职业教育高考良性社会环境;政策执行主体树立类型化教育评价改革意识。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一、引暋言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建设“职教高考制度;

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暠考试招生办法;2022年4月2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这些法律、政策均指向建立具有类型化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即职业教育高考制度。职业教育高考通过考试内容的类型化，能够促进人才评价的类型化，通过建立技能型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能够加速技能社会的建设进程。可以说，职业教育高考是撬动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的关键，是全面建成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指挥棒。然而，职业教育高考是一个复杂的评价系统，牵涉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且考试的难度、复杂程度远超普通高考，因而政策目标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就需要一个有力的政策执行系统与良好的社会环境。毕竟，政策从制定到最终落实，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层级距离，这一距离可能导致政策目标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偏差和扭曲的概率增加。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国家层面对其预设了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为国家建设发展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区域经济服务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技术技能通道等多项功能。但是，各地区在执行过程中却存在诸多现实困境：第一，政策执行机构责任担当与专业能力不足，导致职业教育高考类型教育考试特征不明显、职业技能考核弱化、生源构成不合理等问题频发栟。第二，职教高考政策执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导致地方政府“隐形经济人暠身份逐渐暴露，政策执行合力尚未形成。第三，执行过程中标准化意识缺乏，各地区标准各异，栚导致社会认同度不够。第四，职业教育高考政策采取省级统筹管理和组织实施的执行模式，政策执行过程中高职院校招生受到地域限制，栛造成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流通性差，损害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公平。第五，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经验不足，安全保密压力大，难以保障考试的公平性进而影响考试结果的信效度。

上述问题既影响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有效推行，同时也制约我国双轨制教育评价体系的建设进程。然而，已有研究多从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本身出发去讨论，但很多问题并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执行出现了偏差，尤其表现在省域层面。部分研究虽然对政策执行进行了系统讨论，但所选用的分析工具仍需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研究拟从政策学的视角出发，将职业教育高考置于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与反思，希冀揭示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的效果评价，并寻求完善政策有效执行的路径。

二、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分析框架

米特灢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改革（文化、教育、体育、技术等领域），栟该模型对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效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一）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的选择

主流的政策执行模型主要有3种范式：一是强调政策制定者中心地位的自上而下范式;二是强调政策执行组织之间互动的自下而上范式;三是旨在消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弊端，强化各自优点的整合范式。栠根据使用情景，政策执行模型可分为结构模型、管理程序模型、行为模型、政治模型、社会模型、系统模型和折中模型。

我国大部分教育改革是将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作为主要依托与遵循蓝本，因此，大部分教育改革的政策执行都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在教育研究领域，大部分学者倾向于采用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然而，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主要是以一种社会变化的观点来分析政策执行的过程，实际上并未将政策本身看作系统化的有机整体。职业教育高考虽然是一项全国性的教育评价改革举措，但它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评价系统。同时，国家层面已经明确表示职业教育高考要加强省级统筹。为此，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的不同执行者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与价值倾向，对整个制度的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恰好忽略了这一关键性要素，且该模型虽然强调政策执行的环境因素，但并未将政策本身作为系统进行研究，即没有对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若以其作为分析框架，始终会受到科层制结构的影响，而对职业教育高考中出现的“条暠“块暠分割现象视而不见。

（二）政策执行系统模型要件解读

1.政策目标和标准。政策执行的前提是有清晰的目标，如果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过程始终与既定目标保持一致，那就说明执行效果好。政策标准则是作为衡量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目标达成程度的具体指标，是政策（制度）本身价值诉求的体现。

2.政策资源。政策资源是指为保障政策的顺利执行而提供的外部支持条件，具体包含人力、物力、设备、技术、信息等资源。相对于普通高考，职业教育高考以专业为考试逻辑，政策执行过程中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远超普通高考。若政策资源补给不到位，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的执行效果必将受到影响。

3.组织间的沟通和执行行动。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对职业教育高考实行权责下放，采取省级统筹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模式。同时，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不仅是省级教育考试院的任务，还需要本科院校、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地方考试中心、企业行业的协调与配合。为避免政策执行过程中因机构部门层级过多导致信息传递出现“噪声现象暠，不同层级的执行机构之间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例如，通过规范、激励、惩罚等手段促进政策执行过程中达成一致的行动。

4.政策执行机构的特征。政策执行机构是政策执行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一项政策能否成功执行的关键力量。职业教育高考目前采取省级统筹，核心的政策执行机构是各个省份的教育考试院，一般情况下教育考试院会单独设立分管职业教育高考的部门。分管部门在整个教育考试院的地位、工作人员的基本构成与能力、该部门与其他机构以及与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研究专家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人员的偏好，影响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的顺利开展。

5.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职业教育高考虽然是从普通高考逐渐分离出来的分类考试制度，但是普通民众基本上认为职教高考是一项新政策。要让家长和学生了解职业教育高考，愿意参加职业教育高考，需要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其他机构要对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的开展提供积极的帮助;另一方面，政府、学校、社会舆论要增加对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正义性的广泛宣传，积极引导，让更多家庭愿意了解、愿意参加职业教育高考。

6.政策执行者的偏好。机构是政策执行效果的组织承担者，人员则是政策执行效果的个体承担者，只有当个体承担者真正了解政策、认同政策、愿意为政策执行付出努力，政策执行机构才能真正地运转起来。执行者的偏好主要是指政策执行者（包含教育考试院负责人、高职院校招生负责人、中职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对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的了解程度、接受程度，以及践行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的态度。只有当执行者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标准有清晰的认识，对中等职业学校考试不存在偏见，才会大幅度提升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成功执行的可能性与有效性。

三、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的效果评估

政策文本本身合理以及具有清晰的目标与标准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栙此外，政策执行效果还取决于执行主体的多方面因素。在米特灢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文本和政策执行主体实践行为的分析，发现职业教育高考执行过程中仍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省域政策目标的缺失或模糊，导致执行结果的准确性较低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

明确指出，职业教育高考要加强省域统筹。为此，各省教育考试院应该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结合本省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未来部署，制定内容翔实、标准清晰、操作性强的年度职业教育高考招生实施办法。然而，通过对全国31个省份最新的职业教育高考招生实施办法文本进行编码与分析，可以明显发现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暴露出不同省份职业教育高考政策制定部门对国家相关政策目标存在理解偏差，导致各省份之间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明显不一致，而这些不一致将会导致高等职业院校入学机会分配不公平、考试内容与方式设计不合理、考试无法选拔出真正适合职业教育的人才等问题。

四、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的完善路径

职业教育高考要顺利执行需要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以及政策作用客体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政策生态系统，即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内部的结构性要素实现相互联动，并与外部其他系统产生跨界融合。针对当前职业教育高考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阻点，本文提出如下完善路径。

（一）增强政策目标意识，制定详细的考试执行标准

我国职业教育高考采用的是在国家顶层设计指导下的省域统筹安排模式，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设定下才会有“国家———省域政策执行畅通路径。按照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的分析，最前端的问题在于省域层面对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缺乏详细的分解与解读，导致目标意识模糊，执行结果的准确性较低。为此，从省域层面看，省级教育厅抑或是教育考试院应该增强政策目标意识，制定详细的职业教育高考执行标准。一方面，省级教育厅或教育考试院应当重视对国家政策文本的解读，梳理国家层面职业教育高考的政策目标。目前，省域层面职业教育高考政策落实目标达成度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省域层面制定的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文本缺少国家顶层设计的关键要件。为此，省级教育厅或教育考试院应当以最新国家政策文本尤其是《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2021年）作为蓝本，梳理国家层面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目标的核心要件，并将其融入本省的职业教育高考实施方案当中。另一方面，省级教育厅或教育考试院应该严格践行国家相应标准，若国家未设定相应标准，则需要依据自身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制定符合实际的执行标准。当国家层面对某项政策目标作出要求时，省域层面要严格落实。例如，国家层面规定“高职院校分类考试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其中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暠，各省份就应该严格落实。如果无法落实需要说明该项标准是不适用于本省，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标准需要做出调整。而对于国家层面没有作出详细标准的政策点，省域层面就要结合自身实际研发操作标准供招生院校参考。

（二）多渠道拓宽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的经费来源

相比普通高考，职业教育高考考试成本更大。即使参与职业教育高考的考生要支付更多的考试费用，但主要还是以省域统筹考试经费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费还是相对短缺，导致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整体所需资源配置不足，考试结果的效度无法得到保障。为此，要合理配置职业教育高考的政策执行资源。一方面，需要设立职业教育高考单独的专项项目经费，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年递增，争取达到同层次普通高考的标准，甚至在部分地区如考生基数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高于普通高考，以保障所有的考生都能拥有良好的职业技能测试环境。另一方面，完善多元化职业教育高考经费投入机制。我国应不断探索职业教育的多元融资模式，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民间资本以直接投资或提供实训场所等方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栙同理，职业教育高考应该借鉴“1+X证书制度的相应思路，政府使用税收抵免激励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高考，为职业教育高考提供标准化的考试场所、开发相应考试内容与标准、提供熟练的工程师作为考试评委，以此有效降低考试组织成本，同时增强职业教育高考人才选拔过程中的市场适应性，提升职业教育高考考试结果的有效性。

（三）优化组织架构，提升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力

省域内部需要优化组织架构，省级教育考试院应该下设负责职业教育高考的实体部门，实现省域层面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由“权责不明向“统一协调暠转变，栙提升职业教育高考政策各执行主体的政策执行力。目前全国范围内职业教育高考专业考务队伍建设整体落后。省级教育考试院应该设置负责职业教育高考的实体部门，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该实体部门在职业教育高考开展过程中的具体职能，切实发挥该实体部门的领导作用。具体而言，该部门负责研究起草全省职业教育考试相关政策、标准、考务管理办法，承担全省职业教育相关考试命题、实施、录取等组织管理工作。设立单独的实体部门能够促进职业教育高考的建设目标更加合理与规范，形成责任明确、任务清晰的目标体系;同时还能够联动其他社会部门，领导各招生院校开展考试工作，改变当前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过程中“单枪匹马暠，或因分工模糊造成的职责懈怠。通过不断优化相关实体部门的独立决策权力，调动更多的政策资源更好地将职业教育高考作为一项类型化教育评价制度进行建设。

（四）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形成职业教育高考共同体

针对当前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主体之间利益诉求不一致的问题，应该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交流机制，让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了解各自需求，通过不断弥合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差，创造更多的利益连接，形成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执行的共同体。

首先，省级教育考试院每年应该举办常态化的职业教育高考研讨会，涉及的群体包含省域内各级各类教育考试机构、职业技术教育学专家、招生院校负责人、中职学校教师、普通高中教师、企事业用人单位负责人、部分教育媒体;研讨内容包括职业教育高考招生计划、人才选拔标准、考试内容与方式设计、考试评价标准、录取机制、人才后续培养、人才就业等问题。通过对上一年度的职业教育高考进行反思与总结，找出本省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目标达成度低，执行效果不佳的制约因素。其次，招生院校和中职学校、普通高中之间作为考生输出和输入的两个端口应该保持有机互动。招生院校作为人才输入端口应该明确自身招生需求与人才培养的职责，通过对职业教育高考生源的在校生进行学情分析，明确职业教育高考生源存在的优点与缺点，并积极向中职学校或普通高中反馈。而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应该根据招生院校的反馈，结合自身办学目标和办学计划重新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中高衔接。最后，省级教育考试院要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反馈机制。职业教育高考是一种“自上而下暠的执行模式，但政策执行也要因地制宜，常态化的信息反馈机制就是要对无法执行的问题进行反馈，并上报到省域层面，国家层面，并对相关政策目标做出具有弹性的修正。

总之，当不同政策执行主体树立类型化教育评价改革意识时，职业教育高考政策的执行效果自然会得到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