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进行到1930年时，教条主义在工农红军的军事斗争路线和思想路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引导革命走上正确轨道，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创作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光辉著作。从文章的创作背景出发，通过剖析文章中所蕴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特点，深度了解毛泽东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魅力，并感悟该文跨时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特点；毛泽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2023年3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通过这一系统性的安排部署不难看出，中国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裹挟着不确定、不可控、难预料的诸多因素加速演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着不少深层次、躲不开、绕不过的矛盾，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梳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脉络中关于调查工作的逻辑起源，不难发现，《反对本本主义》（原篇名为《调查工作》），这一历久弥新、至今仍熠熠生辉的经典名篇，其深入调查研究的核心思想仍具有穿云击石的思想伟力。因此，从文章中深度了解毛泽东同志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魅力，感受开创并坚守调查工作的行动作风，为新时代下党员干部更好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找到源头活水和思想给养。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惨遭屠杀，面临巨大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形势骤转急下，由革命潮头跌向低谷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版图剧烈变幻，革命前途扑朔迷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如何找寻革命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转换视角，改变思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更加贴合当前中国特殊国情的应用，以期更好的指导中国革命，成为当时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问题。值此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以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的姿态，于教条主义的重重阻隔下创作出《反对本本主义》，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切身的实践深刻阐释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一、《反对本本主义》的创作背景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斗争反思

正当1927年国民大革命铁流滚滚向前推进之际，蒋介石和汪精卫公然撕破革命的伪装，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但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未就此沉沦。中国共产党人心向光明，毅然决然于黑暗中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三大起义在国内国外都引起很大的影响与震动，但遗憾的是其都以失败而告终。起义的失败不禁使我们党的领导人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反思，革命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与此同时，党内和军中对于今后革命的策略和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继续坚持以国民党反动派占据和统治的大城市为斗争中心，持续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在夺得一座或多座大城市后，将武装反抗的战火燃遍全国。也有根据武装起义的实际情况而及时转变斗争策略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队伍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并及时做出了起义军要从对大型城市的进攻转变为向农村地区进军的重大战略决定，并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建立，使我党逐渐明白正确的思想路线对革命向前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从实践层面给予了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的强大武器。

（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束缚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初期，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众多社会思潮的一种进行译介。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领导并创建了苏维埃政权，使得对国家命运进行苦苦探索的中国人，看到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中的新希望和新曙光。然教条主义者，不深入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沉迷禁锢于“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快速革命论”幻想中。但是，“思想路线一旦产生问题，就不会产生合乎历史进步方向的正确实践”[徐浩然. 从《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J].科学社会主义，2018.]。其结果便是多次组织武装力量进攻大城市，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可以说，“城市中心论”成为当时党内对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的普遍思维定势，且一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然而，毛泽东同志勇敢地跨出了指导思想的麻痹圈。他将革命视线回归于中国大地，为走出一条切实符合中国实际斗争的革命道路进行了先驱性的探索和学理性的研究。

（三）共产国际的指挥脱离中国实际

从中共二大伊始，中国共产党为增强革命效力而加入共产国际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方式之一就是派驻代表人员。但共产国际派驻到中国的革命指导代表们，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犯着指导思想上水土不服的通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未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和特点进行考究，强行将“城市中心论”嫁接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而这一观念的形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的走向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另一方面，从巴黎公社运动取得的巨大震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出发，机械的形成一元化的革命路径认知，并走入了“狭隘经验论”的死胡同。与此同时，1928年受国内严重白色恐怖的影响而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仍将党的重心放在城市工作中。且在此次会议中，主要负责人布哈林盲目的对红军运动做了错误的悲观估计，以致红四军中弥漫起颇具代表性的悲观情绪，成为阻碍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思想藩篱。为打破我党内严重存在的，因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而加诸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层层禁锢，毛泽东同志率先发声，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不符合我们实际的斗争状况，革命要想继续向前推进，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实践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同志痛定思痛，及时转变革命视角，率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通过带领革命队伍开展深入细致、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工作，初步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牢牢掌握了革命政权。然则好景不长，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左”倾盲动主义的笼罩下，对事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判断上脱离了正确轨道。其结果是周鲁到达井冈山后，未经实际调查，没有深入研究根据地的发展现状，便盲目机械的执行上级指示，先后开除并撤销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省委中的关键职务，由此导致井冈山地区的各项工作出现顿失领导，顿失中心，各自为政的不良现象。与此同时，湖南省委罔顾革命已处于低潮的既定事实，一心想快速催生全省暴动的“大好局面”，进而迅速夺取全省政权。因此便通过周鲁，强行发动驻守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开赴湘南，意图借此造成暴动高潮即将来临的局势，反而导致根据地缺乏足够的武装力量抵抗反动分子的反攻倒算，造成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同年六月，代表杜修经对边界军委、特委及县委的联席反对置若罔闻，依然将湖南省委不吸取教训，盲目做出向湘南贸然开进的错误命令传达并执行，再次招致了根据地的失败，使得湘赣边界和湖南的革命斗争一时陷入了极大的泥沼之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从初见成效，到接连遭遇失利，使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只有下大力气拨开教条主义加诸于党内的层层迷雾，革命斗争失利的情势才能得到彻底扭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并未满足沉迷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本”的机械解读和应用，而是坚持于困境中开创新局面，从大革命失败后继续斗争的状况以及革命根据地正反两方面的建设经验出发，深刻领悟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腐蚀性和破坏性，唯有破解这一死循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才能明朗。因此，毛泽东同志写就出《反对本本主义》，更是以超凡的革命勇气在党内率先举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今天我们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获得极大发展的时代下继续研读这一文章，既能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更能彰显其经典价值。

二、《反对本本主义》中蕴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特点

（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回溯毛泽东写就的《反对本本主义》，虽然通篇未曾提起“与时俱进”四个字，但从文章中所流露出的对教条主义的痛恨情感和对根据时代和实际变化合理运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喜爱推崇之情可见一斑。然而，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直至1930年，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党内仍没有形成清晰准确，科学统一的认识。正如文章中写到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持了一种错误的教条主义态度，只会不明就里的死搬硬套，直接后果便是招致了革命工作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同志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上原地踏步，而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凡的理论勇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从实践中发展新理论，所以才能以大彻大悟的光辉思想去唤醒党内盲目的教条主义者们，并廓清党内弥漫的教条主义风气。同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何种态度的时代问题上做出了穿越时空仍历久弥新的伟人解答。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新时代下的我们更应当去牢牢把握这一精髓理念，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愈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发展和超越，便愈能体现其与时俱进性。

（二）鲜明的阶级性与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其天然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争取自由而服务，并最终取得包含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广泛的人民性。而毛泽东在其《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论述就已经表现出了对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继承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毛泽东在文章中谈到“这种纯主观的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者受制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经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以农民为主的广大群众采取漠视的态度。这些巡视员和领导者未经实地调查，也没有俯下身子走到田间地头，便主观臆断的发表见解，其结果只能是搞坏事情，脱离群众。因此，毛泽东指出“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基于对我国特殊国情的清醒认知，所以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要有俯下身子做群众工作的“小学生”精神，多走走，多看看，多问问，这样才能了解群众生活实际，了解群众实际斗争状况，并在群众中寻求真理。同时要大力反对教条主义者敷衍了事，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这样不仅会使工作脱离主客观的斗争形势，更无法使党的政策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只有妥善处理好党同群众的关系，把做群众工作发展成革命活动中的普遍性和常态化的工作， 才能更好的解决人民群众的不满。只有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对我们党艰苦奋斗的最好回应，才能防止我们党因脱离群众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三）鲜明的实践性

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开始就指出了自身的理论是开放的，并且是不断发展着的。但是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却走入了凡事照搬照抄“本本”的死胡同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可解万难的灵丹，这实则是荒谬至极。殊不知，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诞生也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广泛的实践基础之上。在时代的风云变迁中，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诸多考验，才使其真理性和正确性愈加闪耀。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是从实践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但是我们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者，却走入了本末倒置的死胡同中，因为马克思是伟大的“先哲”，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需要加以实践调查研究，便可以拿来直接套用。特别是在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教条主义者不顾“三大起义”以失败而告终的血淋淋教训，不顾革命形势已然陷入低潮的既定事实和敌我力量之间的悬殊，一心想要复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道路。针对此种状况，毛泽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出发，有力批驳了悲观论影响下的单纯流动游击政策的“流寇思想”以及盲目暴动的教条主义思想，而是应该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有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四）鲜明的民族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在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由此可见，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因其生长土壤而不可避免的带有欧洲民族的特性和烙印。我们说，列宁是伟大的，就是因为列宁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将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成功的赋予其帝国主义时代下的俄国民族特征，进而创造并形成了系统的重大学说。纵观毛泽东写就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语言简洁，意蕴深远。与党内教条主义者每逢决策关口，便张嘴卖弄，长篇大段，一字不差的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以此来充当证据和粉饰自身的教条相比，《反对本本主义》的语言朴实且具有极高的亲和力。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具备有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高度利他性，毛泽东清楚这篇文章的受益主体是谁，是中华民族的同胞。我们可以看到，文章的词句用语都非常具有本民族特色，如“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读来使人倍感亲切，且更容易引人产生共鸣从而领悟文章所要传达的意图。其次，毛泽东在文中鲜明的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句话毫无疑问的具有划破黑暗时空的历史意义和直击人心的警醒价值。长期以来，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实际及民族特性，把所谓正确的革命理论强行套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就犹如中国共产党被迫穿着一双产自苏联的不合码的鞋，其结果便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摔跤。因此，毛泽东这一振聋发聩的疾呼，既是对共产国际瞎指挥的反抗，更主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人民在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主体地位。

三、《反对本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一）认识国情具有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这样谈到，“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而如何保证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呢？最关键的就是斗争策略符合于当时的基本国情。但是，教条主义者只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机械的使用这一理论武器，从一开始就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的针对性。盲目乐观的幻想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轮番实践，便能如十月革命那般取得胜利，在这无比热情，无比革命思想的背后，潜藏的却是思维的无比保守和懒惰。善于从革命正反两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的毛泽东深知，斗争形势是不断发生着变化的，没有哪一种“本本”是可以脱离国情而保障永久性胜利的。脱离国情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是既损害了革命的发展，又损害了自己的同志。国情是依据，更是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仿佛驶入了快车道一般，不仅仅是因为党中央历届领导集体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深谙中国国情，在我国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都能实现精准把脉。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坚定有力，所做的每一个战略决策都能够实现精准发力，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真正做到行稳致远。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开篇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其实是对党内存在的“唯上”、“唯书”、“唯苏”的有力批驳和实践回击。虽然党内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者既不缺少革命的勇气，也不缺少革命实践的精神，但这都是建立在盲目和不切实际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缺乏实际调查，所以对当前的革命斗争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两眼一抹黑，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的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我们须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事物发展的表面现象的概括总结，但教条主义者却走上了披着马克思外衣的形式主义道路，既不愿意对革命斗争做深层次的反思，也不愿去探寻革命的本质，更不愿去找寻革命的规律，其结果必然是斗争节节受挫。毛泽东则清醒的认识到，在“城市中心论”影响下的，在革命已然处于低潮时期的零星暴动，由于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在获得短暂的胜利之后，一定会不可避免的被恢复元气的反动势力所疯狂反扑和打败，随后遭到更加残酷的镇压，使无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元气大伤，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恢复过来。正是在毛泽东大彻大悟光辉思想的引领下，使我们懂得调查就是我们的武器，“瞎说一顿”无益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只有耐下心来，抽丝剥茧般地了解根据实际变化而产生的不同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而不是以“革命”之名“一锅乱炖”，才能真正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从而使我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锤炼中得到不断地提高。

（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的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不仅是在当时党内教条主义弥漫，并因此导致革命斗争受挫的战略形势下而提出来的，更是每一代共产党人应该始终铭记和坚守的。正如毛泽东在后来写作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所讲到的，“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充分说明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反观教条主义者，其行为便是“懒汉思维”的典型表现，不仅在思想上懒惰，在行为上也极其懒惰。既没有设身处地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合理适用性，也不去反思理论对革命的正确指导性，以及与革命斗争的契合性。这种教条主义者只是从主观出发，觉得这一思想是对的，便拿来就用，最终偏离正确的轨道，滑向唯心的阵营，走到科学的对立面。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完全舍弃“本本”埋头苦干，闭门造车呢？这也是不对的，这是由盲目地全盘套用走向了极端地全盘否定。今天我们在由无数优秀共产党人通过艰难苦重的探索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并昂首挺胸地迈入了新时代，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下我们更应该去研读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经典文献，因为“经典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或纠正错误思想，更在于不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当代人以重要启示”[金民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价值及其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今天我们读经典，学习经典，不是伸手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要具体方法和具体措施，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基本原理与新时代语境下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为这艘载着亿万中国梦的“复兴号”巨轮提供动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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