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甘肃省H县L村“抗旱救灾”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农村社区作为分析基础，将基层政府、农村社区自组织以及村民作为辅助分析单元，开展嵌入式的案例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任资本的缺乏是影响乡村社会抗灾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如何构建和完善基层政府、社区、社区自组织组织和村民之间的良好互信和协作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通过以上研究，旨在加强农村社区的灾情突发事件处理能力，提高农村社区的灾情应对能力。

关键词：信任；社区社会资本；灾害应急；案例分析

西北农村是干旱灾害多发的区域，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社区是灾害治理最基础的处理主体。21世纪以来，我国已初步确立“一案三制”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建设体系，为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撑[]。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难以预测性、破坏性、复杂性等特点，这就要求公众的广泛参与，以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能力。

在灾害发生后，社区采取措施开展自救互救行动，在灾害发生的一定要时间内要将危害降到最低。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突发公共事件后H县L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应对机制是什么？信任型社区社会资本是否存在缺失？应该如何培育信任型社区社会资本？

一、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对灾害的应对力

目前，学术界对于社区社会资本，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种关系与身份相关，获得这种身份的同时会为个体赢得物质、声誉等方面的满足。

谭日辉（2010）提出社区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公共精神等方式促进社区弱势群体实现就业的一种有效途径。郭中华（2003）将社区社会资本定义为：社区成员通过长期的沟通合互动，形成了一套以社区为中心的、以群体身份和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为特征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具有社区（村）这样一个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思想意识和组织方式，即公共性、相对稳定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点[  郭忠华.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02）：23-29.

]。张其伟（2023）认为社区成员的共同参与及主体间的互动被视为是社区应急治理有效的关键因素。吴先举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提高社会效率，同时，社区建设是重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张荣（2006）指出，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以群体视角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其与社区居民间的交往频率有关，交往越密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就越强；在此基础上，张荣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具有三大特征，即网络特征、资源特征和组织特征。赵廷彦（2007）认为社区缺乏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和谐的重要因素，从而严重影响了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总的来说，通过对学者们观点的比较总结，笔者认为社区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社区规范、社区信任及社区网络等几方面。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信任，而社会参与网络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建立起信任的关系。社会资本在灾害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其实质上是一个构建和加强基层政府、社区自组织、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的过程。

二、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基于H县L村的抗旱救灾案例分析

（一）案例分析

H县 L村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内陆地区，其地势南高北缓，由于夏季，暖湿难以向北流动，而冬季，干冷气流容易向南流动。因此气候温凉干燥，降雨量少且分布不均，蒸发量大，气候干燥，土壤贫瘠。气候类型属典型的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干旱、冰雹、暴雨、山洪、雷电、大风、沙尘暴等气象灾害非常频繁。尤以旱灾最为严重，其影响范围大、历时时间长。历史上素有“十年九旱”之说，近年甚至有演变为“十年十旱”的趋势。L村有246户家庭，共1248人，全村党员49人，全村有耕地面积1800亩，年平均降水量400毫米。

2021年H县L村的干旱灾害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受旱范围大、造成经济损失大，平均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少约百分之二十四。L村四月份基本维持晴热高温天气，气温高于往年同期均值，因此，3-5毫米的降雨量并不能缓解干旱再加上2020年秋冬连旱，土壤墒情一直很差，加之4月以来温度居高不下，造成全县严重干旱。在干旱的影响下，大部分的冬小麦都长不到一尺，玉米只有20公分高，甚至马铃薯无法下种，很多夏粮也几近绝收。

（二）问题的提出

以灾害应急管理流程为切入点，将 L村庄2021年遭遇的干旱划分为三个阶段：灾害预警期（2021年4月—2021年6月）、灾害应对期（2021年7月—2021年9月） 和灾后恢复期（2021年10月—2021年12月）。

1.灾害预警期

2021年4月上旬，县气象台发布了干旱蓝色预警，县委、县政府要求各乡镇立即做好防灾、抗旱准备工作；镇党委、镇政府召开了抗旱动员大会，要求及时准确传达旱情信息，对于受旱情况要求村两委及时上报，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实际上，L村“两委”并无多少防旱抗旱宣传的实际行动，对于上报工作也只是应付了事、浮于表面，并没有深入了解和走访，此项举动并未在灾害预警阶段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村中部分村民通过观察天象结合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预测可能会发生旱灾，自行将自家所种农作物改为如玉米、荞麦、苜蓿等耐旱作物，但是大部分村民认为这些信息不可靠，并未将农作物改种。因此，信息的非正式性、不对等性传播使得了L村错过了在旱情发生前开展防旱抗旱工作的最佳时机。所以灾害预警期并未起到提示风险、避免造成生命财产安全损失的作用。

2.灾害应对期

2021年7月，H县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要高出2.9℃，8月H县气象台先后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及干旱橙色预警，H县已出现重度气象干旱。

面对旱情，H县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努力把旱灾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一是农牧业部门及时组织专家深入到农田里指导农民做好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保证了旱作物的产量。同时，指导农民做好马铃薯早、晚疫病的预防和控制，并组建专业的综合防病服务队伍；二是提前做好种子、化肥等农资的储备与运输工作，并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一有雨水，就马上组织群众重新种植或改种草料等经济作物；三是水利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尽可能地保证干旱地区的水资源供应；四是以民政部门为主导，农牧、水利、气象等部门共同努力，做好旱情的监测、统计和上报工作，并积极向省市相关部门申请旱灾救助经费；五是要鼓励农户发展畜牧业，采取以畜牧业为补充的方式，多措并举，提高农民的收入；六是以发展农业劳务经济为主要手段，不断扩大农业劳务输出和转移，以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切实补偿干旱所带来的损失。这些较为宏观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L村的受灾状况，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减灾作用大打折扣。

L村也成立了抗旱救灾领导小组，由村长担任组长。但处于应急管理末梢的村社，由于种种原因，村两委对于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并没有达到村民的预期

因为干旱造成的人畜饮水困难，农田灌溉严重缺水，加之一些村民和村干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联系，这就造成了 L村没有按照既定时间、既定顺序有序地引水灌溉，村民之间常常会产生群体冲突，且村“两委”没有组织村民进行生活自救、互救，也没有为受旱村的抗旱、救灾、维持社会安定做出积极努力，使得村民间的矛盾逐步激化。

3.灾害善后处置期

灾害发生后，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拨出了抗旱的专项资金，疏通沟渠，进行清淤补漏，并实施人饮水工程，以解决水利设施落后的问题。民政救援资金的同步投入，用于受灾农户生活补助。同时，存在某些村民与“村两委”联合村民谎报、误报受灾面积，骗领、冒领救灾物资情况，引起诸多村民的不满。同时，村“两委”没有对旱情和受灾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造成赈灾物资没有按灾害的严重性进行拨付。

基层政府一系列的应急措施都非常科学，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偏差，并未保证村委和村民良好、有序的参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村民之间、干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意识不强，在于农村社区信任型社会资本的缺失。

（三）问题分析

本文力图从社区自组织的培育、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及社区居民间的信任结构三方面，探究农村社区信任社会资本在灾害应急中的缺失如何影响与制约灾害应急力的提升；同时也探究应该如何培育信任型的社会资本。

1.农村社区自组织发育不足，降低了社区灾害应急的积极性

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中指出，公众参与社区自组织对提升社区的信任水平十分有利。通过参与社区自组织，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村民之间能够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合作，不但可以促进相互了解和支持，而且还可以将这种合作的意义传达给其他村民及政府组织的成员。社区自组织具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够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平等的横向关系，这也更有助于在社区中建立社会信任资本，从而扩大社会自组织的影响力。反之，由政府利益所主导的纵向自组织参与网络不管对成员而言多么有效，都不能更有效的维护社会信任与合作。并且，L村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任何社区自组织，包括趣缘团体、业缘团体等。L村缺乏培育“社区自组织”的土壤，归根结底是因为两点：一是村民自身的组织与管理能力与意识不强；二是制度与政策上不能提供保障和平台。此外，村民与村委之间也缺少有效的交流与交流机制。这致使 L村村民面对旱灾，各自盲目为战，成“一盘散沙”，甚至于相互攻击，社会信任度低，集体认同感弱，整合社会资本能力较差。

2.村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降低了社区灾害应对的向心力

政治参与度是个人社会资本在公民社会关系中的最主要表现之一，而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意识是村委会公信力和基层政策权威性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村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热忱越高涨、参政议政意识也越浓厚、社会参与性就越高，其村委会的公信力和基层政府部门的权威也高。不经常参与社会活动的公民对政府部门和政府组织的评价也相对就较为消极，而且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相对降低。

L村中，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始终保持热情的是村组领导干部，一方面是由于职责压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村民的追捧，同时也为了能够为村民做实事。而在一般村民眼里，这些人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连占人口4%的党员对参与公共事务也毫无兴致，大部分时间连党员大会都不去参加。连占全村人口4%的党员对参与公共事务也毫无兴致，大部分时间连党员大会都不去参加。

3.农村社区普遍信任结构单一，削弱了社区灾害应对的协作能力

韦伯和其他一些学者将信任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两种。特殊信任也就是指的是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亲人、朋友等“小圈子”，而不愿意相信“圈外人”；与之相对的是，公众更倾向于相信“圈外人”。

L村社下辖的2个村民组属于典型的血缘型聚居结构。这种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居住方式，使得宗族、传统、历史习惯等伦理得以继承，强化了宗族内部特殊互信关系。特殊信任的特点是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非信任外人。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导致了L村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较低。

但是，在干旱救援工作中，需要一个多维度的有机整体来支撑。然而，由于信任结构的单一化，在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深度合作，降低合作成本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三、案例分析结果灾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1.建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网络

齐美尔认为，信任是促进合作和沟通的重要因素，信任是契约的产物，是契约的基础；布劳认为，信任是一种联结人类关系的重要的社会纽带。郑也夫《信任论》从“人的本性”，“理性和习俗”，“社会秩序”三个角度对社会中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它主要是指居住在一个区域内的人们，在彼此熟悉、信任、有很强安全感的前提下，建立起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以及由这种联系而产生的诸如日常的相互帮助之类的社会行为。而在农村这种信任关系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存在往往更为容易建立。

2.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

社区自组织为农村良性社会信任资本的培育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在自组织内部，自组织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成员在活动中逐渐加强合作，建立信任。从外部来看，社区自组织在村“两委”和村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改善各种社会关系，利于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社区自组织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在灾害应急管理中不管是对于村委，还是对于村民来说，都有助于在村民之间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促使村民集中力量开展救援。

3.规范和推进村政权力运作

面对自然灾害时，在官方救灾力量尚未到来的情况下，村民们对村委会抱有很大的期望。在这段时间里，村委会所积累起来的社会信任资本存量的多少和强弱，直接影响着村委会在这个特殊时期是否能够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向心力。

L村“抗旱救灾”的实践证明，村委会在聚拢人心、积聚信任型社会资本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为村民服务是村民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以村民的需要和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分发抗旱救灾物资时，村委会对一些受灾群众的困难视若无睹，相反，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将政府发放的救援物资进行了不合理的分配。这种“异化”的村政权力，难以凝聚民心，难以取得村民的信任。我们认为，在建立可信赖的社会资本上， L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拓宽村政决策主体的范围，提高村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2）加强乡村干部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的修养，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3）建立健全村级事务公开制度，保证村级政权运行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民主性；（4） 加强村民对村委会的监督和管理，使村民对村委会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5）健全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对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及时有效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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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梁嘉榕（2001-），女，汉族，甘肃白银人，西南石油大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