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化产业数字化、文旅融合发展的助力下，乡村文化迅猛发展，急需价值引领、红色品牌打造。红色音乐文化以其独特的形成方式，适应了乡村文化振兴需求。也对数字音乐传播产业提出了以乡村文化开发能力、红色音乐文化解读能力和新媒体传播技术能力为首的新岗位能力需求。为了满足岗位能力的新需求，省域音乐传播高水平专业群教学势必进行教学改革，将党史解读、党建思想和价值矩阵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之间，来培养匹配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新媒体传播的人才要求。

关键词：乡村振兴  红色音乐  音乐传播  专业群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战略举措。在文化产业数字化、文旅融合发展的赋能下，乡村文化蓬勃兴起，同时突显出其急需价值引领的客观需求。红色音乐多发源于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乡村，有深厚的乡村文化基础。对红色音乐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不仅可以引领数字平台乡村文化产品建设，还可助力打造乡村红色旅游品牌，对社会有着提高人文素质、增强政治素养、提升文化修养的功能，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满足数字文化创意活动产业转型升级而组建的省域音乐传播高水平专业群，对于红色音乐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有着天然的历史使命。而在文化产业数字化、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也对专业群传承和传播红色音乐文化的教学改革提出了要求。

1.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培育红色音乐文化新媒体传播土壤

为“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在不破坏乡村自然环境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系列工程，乡村文化建设就成为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1.1乡村文化振兴向红色音乐文化提出价值引领需求

党的二十大以来，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在其赋能之下，数字文化产业增长迅猛。2023年，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同比增长15.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解读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据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1/t20240129_1946972.html]]。文化产业数字化的传播方式也同样加速了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振兴下的新媒体传播已经呈现出“乡村文化题材多元”“新媒体资本投入增大”“政府要素强化”等现象，但在价值引领方面仍然存在巨大需求。产生在乡村当地的红色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播，不仅能够凝结乡村当地多元题材的正能量导向，也能更加突出乡村文化新媒体传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地位，为乡村文化振兴下的新媒体传播提供价值引领。因此，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急需红色音乐文化新媒体传播的引领。

1.2乡村文化振兴向红色音乐文化提出红色品牌需求

国家2022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要保护、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乡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已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此，融合农文旅，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2018年1月，国家就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很多乡村已经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并依托创意设计产业、手工艺产业打造了红色旅游品牌。不言而喻，深度挖掘产生自乡村当地的红色音乐、红色音乐家的地标文化及其蕴含的精神，与其他红色艺术形态相矩阵，必然提升乡村本地红色农文旅品牌的品质，是对乡村振兴的最好助力。

总之，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从产业发展趋势、人民大众需求，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的新媒体传播都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可以想见，音乐产业、新媒体产业的赋能，必将催生红色音乐文化展演、传播文化产业新业态，从而产生对相关从业人员及其岗位能力的新需求。

2.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新媒体传播催生岗位新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红色音乐文化新媒体传播，是汇集了文化产业数字化、乡村文化和红色音乐文化的交叉领域。由此，为了适应乡村文化振兴发展的趋势，数字文化创意活动产业的从业人员必然需要融入的新岗位能力。

2.1红色音乐文化解读能力

乡村文化的开发，必然要求其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乡村本地的红色文化即能展示乡村文化的优良面貌，又能提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士气，已经获得了许多乡村文化振兴的青睐。如何将当时代的乡村文化对标在其地产生的红色音乐文化，需要提炼与阐释。比如《黄河大合唱》这一经典作品，即可以从作家的出生地来演绎其文化精神，也可以从其反映的时代面貌——延安精神，来凝结新时代乡村文化品牌。反过来，红色音乐文化凝结了作品产生时代的精神，对乡村文化振兴有着导向作用。比如《黄河大合唱》映射出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可以让人联想到今天乡村文化振兴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斗志。因此，如何对乡村当地的红色音乐文化进行解读，就成为从事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新媒体传播工作的岗位必要能力。

2.2乡村文化开发能力

早期的乡村文化新媒体传播形态比较原始，内容也比较粗犷，不具备太明显的传播意识。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与迭代，传播的形式融入了艺术审美，传播的内容也经过了打磨。尤其是，传播的目的性增强，如直播带货、乡村文化宣传等。进入这一阶段，乡村文化已经脱离了懵懂的传播形态，出现了与乡村打造品牌、树立形象等挂钩的极具目标意识的营销性传播。这就需要在新媒体传播前，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内涵，打造出能够适应网络传播的乡村文化新形态。这为从事乡村文化新媒体传播的人员提出了较强的文化开发能力要求。

2.3新媒体传播技术能力

与之前的粗放式发展不同，抖音、微博、微视频、快手、B站、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多家新媒体平台纷纷推出了“三农”扶持计划[[[] 王敖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自媒体短视频传播现状及问题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3年6月，2；]]。由于这些平台功能不同，面向的客户群体也不同，需要使用这些平台的人具备的新媒体传播技术能力也不尽相同的。有的只能播放短视频，有的可以图文同步，还有的可以多媒体协同。另外，在国家5G网络铺设的大力推动下，乡村文化直播已经迅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乡村对直播的需求增大，必然引起对直播技术的需求量增多。需要明确的是，这里需要的新媒体传播技术能力，绝不是简单的数字媒体技术，还包括新媒体运营能力、文案能力等，是新媒体传播的综合技术能力。

3.岗位新能力对省域高水平音乐传播专业群教学改革提出必然需求

音乐传播高水平专业群（以下简称“专业群”）是应对数字文化创意活动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以音乐传播为主导，音乐表演、现代流行音乐、舞蹈表演为主干，音乐制作为支撑专业，组建的高职高水平专业群。[[[] 王心 试析产业集群视域下高水平专业群人才培养新需求——以高职音乐传播高水平专业群为例 [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22（2）：79-82；]]由专业群的内在规定可知，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岗位新技能需求必然引发专业群人才培养的改革。如前所述，《黄河大合唱》的传播可以为我们提供样板。

3.1作品专业分析需要党史解读

《黄河大合唱》是1939年冼星海与光未然在延安创作的一部抗日战歌[[[] 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M]：144；]]。按照传统的解读方式，要从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创作意图、曲式分析、乐章段落和艺术效果等维度，引导学生认识这部作品。这可以算是作品分析的“内史论”角度。

由于条件艰苦，在初创时期，《黄河大合唱》存在很多遗憾。缺少必要的乐器，大家就用子弹壳、汽油桶制作“土式乐器”，甚至喝水的缸子都用上了[[[] 戴娟娟.《黄河大合唱》创作之当代文化价值阐释.硕士学位论文：8；]]。在首演当天，“第三队女声独唱唱走了音”[[[] 向延生.关于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某些事例的探讨——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演出80周年 [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15；]]。在稍后的演出中，《黄河怨》女主唱的表演甚至引来了延安妇女界领袖的强烈抗议[[[] 向延生.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纵横谈 [J] 中国音乐学（季刊）2022年第3期：46；]]。尽管如此，《黄河大合唱》首先在延安获得了认可，随后就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一路传唱，甚至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也广受欢迎[[[] 陈卫星 段磊磊 《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考释——文本扩散的出版节点与文化领导权 现代出版2021（02）：6；]]！按照内史论的分析方法，是无法解说在当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初创时期存在一些艺术缺陷的《黄河大合唱》，如何能够广受欢迎？如何能够广泛传播？更不用说在文化产业数字化、文旅融合发展的当今时代。

如果从《黄河大合唱》创作的历史背景中挖掘，尤其是从党的建设历史中去解读，就不难发现，《黄河大合唱》与当时社会情形有着深刻的契合度。首先，《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成为作品主要精神内核。由于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国际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反应不一。在国内，党依然努力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国民党反动派逐渐失去抗战初期的积极性，虽然还在继续抗战，却开始制造国共摩擦。在经历了华北失守、上海失守后，中国人又经历了骇世绝伦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已经将侵略的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这样的背景，使得身为“以国防部政治部文化督查专员身份”[[[] 余果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传播 [J] 春秋2022（03）：17]]的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黄河颂》深入人心。而无论是师从于杜卡斯[[[] 向延生.关于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某些事例的探讨——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演出80周年 [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11；]]，还是受到了苏联（俄国）的影响[[[] 张一帆，余旸：《黄河大合唱》与黄河“红色经典化”现象 [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1）：150；]]，冼星海将西方声乐套曲与中国民间音乐相结合，使乐曲的形式也与当时中国受到侵略后平民惨死、群众流离、战势进入僵持阶段和全国人民齐心抗日的社会心态相呼应。

其次，初创的《黄河大合唱》词曲凝聚了时代精神，虽然在艺术形式上尚待完善，其境界却传达了当时民族需要的力量。从武汉出发到第二战区视察工作的光未然，在延安养伤期间，将一路见闻，尤其是黄河艄公的船渔号子，糅合在一起，口述了长达400多行的《黄河吟》[[[] 余果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传播 [J] 春秋2022（03）：8；]]。这首诗里已经在黄河船渔号子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持斗争的底色上，注入当时全中国奋勇抗战的集体价值选择。冼星海虽然仅用六昼夜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曲谱的全部写作，但实际上，冼星海曾五次到过黄河[[[] 向延生.关于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某些事例的探讨——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演出80周年 [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14；]]。创作曲谱前，更是与光未然团队详细了解黄河艄公的情景[[[] 向延生 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纵横谈 [J] 中国音乐学（季刊）2022年第3期：45；]]。加之正在排练《生产大合唱》，冼星海对群众抗日的感受正浓。适此之时，冼星海感受到的“黄河精神”“延安精神”，从《黄河大合唱》的曲谱中倾泄出来，一气呵成。

再次，《黄河大合唱》虽然以声乐套曲的形式展现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延安精神，但其核心旋律，仍然是黄河号子等中国民族音乐底色。全曲第一乐章选择了船渔号子的体裁，这固然与冼星海在黄河边的感受有关，也与其童年的生活相关。冼星海祖上为疍民[[[] 向延生 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纵横谈 [J] 中国音乐学（季刊）2022年第3期：44；]]，对船渔号子有着特殊的理解和情怀。《黄河大合唱》套曲以船渔号子开场，不仅是冼星海个人在当时对祖国灾难和未来期盼的表达，也刚好成为全体中华同胞面对国难的群体心理画像。虽然当时的《黄河大合唱》在艺术表现上尚不完美，但其充沛的家国情怀配以劳动号子的民族音乐的展示形式，加之合唱套曲的创作手法，刚好把家乡饱受战火、人民游离失所，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后，中国人从惊愕到恐慌再到愤慨进而坚决进行抵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凝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体心理刻画得精准、入微。在聆听《黄河大合唱》时，当时代的人民群众也沉浸在自己对家国的无比眷恋之中。而歌曲中传达出的“延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自强不息精神！冼星海在以其无比熟悉的船渔号子为开端、声乐套曲为框架的艺术手法传达中，完美描绘了中华民族热爱家乡、团结奋战、不畏苦难的时代精神。这使得中国广大的江河流域人民在感受上认同该作品，也是作品艺术形式虽然不完美，但仍能在短时间内传播全国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在新需求下，专业群的教学改革要比较完整地解读《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传播，只停留在其“内史”部分是不够的，还要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背景下进行分析。并且，要解析冼星海作为疍民对船渔号子的情怀和运用。这样的解读，可以称为对音乐作品的“外史”论解读。

3.2乡村红色音乐文化开发需要党建思想融入

《黄河大合唱》创作于延安，作曲人祖籍广东番禺，从延安、番禺两个地域去挖掘乡村红色音乐文化都是可选项。专业群对接的是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选择番禺更符合专业群的建设规划。而作品旋律中融入了延安精神、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等党建思想，也为番禺以《黄河大合唱》为标识开发乡村红色音乐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首先，党建思想强化了《黄河大合唱》凝心聚力的作用。在抗战发展到相持阶段，全国各民族同胞都在为国家安危积极奋斗的时候，海内外爱国人士也在为中国被侵略的事奔走。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叛变抗战，制造内乱。《黄河大合唱》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底色、西方声乐套曲为框架的形式，严正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国内外所有爱国志士共同救亡图存的政治志向。开篇更以黄河纤夫团结奋战的形象刻画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画像。在重庆、新疆都有人传唱这首抗战歌曲，可见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广泛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人心，聚集了力量。以这样的红色音乐作品作为番禺乡村文化新媒体传播的表率，容易凝聚人心，带动番禺当地乡村文化建设。

其次，党建思想塑造了《黄河大合唱》鼓舞抗战士气的品质。1931年至1939年，中华民族经历了日本蓄意武力侵略中国的一系列举动，更经受了南京大屠杀这种灭绝人性的灾难。并且，在抗战持续到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反动派居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一直向好的抗日高潮面临分裂的危险。《黄河大合唱》以黄河号子为首曲，以黄河艄公不畏艰难、团结一致，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上拉纤的形象，与后来党传达出的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遥相呼应，映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团结爱国人士、不畏困苦、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打持久战的决心。党积极对外宣传，不断排演、完善，以歌曲传达延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外爱国志士的士气。以此作品作为番禺当地乡村文化的表征，容易塑造番禺当地乡民团结奋斗的集体心理品质。

再次，党建思想坚定了《黄河大合唱》抗战必胜的民族自信。《黄河大合唱》套曲在形式上使用了西方的声乐套曲的形式，但在旋律、调式等方面仍然使用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这一方面是其获得当时流离失所的民众的认可的原因，也使得主动传播作品的人产生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民族音乐文化，仍然能够凝结中华民族，中国的文化仍然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有一这种文化自信，对于全民族统一抗战下的前景，必然充满信心。同时，黄河纤夫拉纤时虽然艰苦，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发力，必然能够战胜困难，这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华民族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必胜信念。同时，《黄河大合唱》传达出的延安精神，也让有志抗战救亡的爱国志士，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最终必然走向胜利的民族前景。在后来，美国记者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以这样的作品为番禺乡村文化的前导，能够传达出番禺村民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与信念，更易于打造番禺红色农文旅品牌。

总之，党建思想强化了《黄河大合唱》的内涵。而作品的经典化，也充分证明了党建思想在红色音乐中的贯彻会延长作品传播的生命周期。而坚定的民族自信，是红色音乐传播生命力的核心动力。在培养专业群学生番禺乡村红色音乐开发能力时，必然要在相应的教学中融入党建思想。

3.3红色音乐新媒体传播需要产教融入多层面价值矩阵

新媒体传播具有速度快、周期短、区块链等特点。想要红色音乐文化数字传播有效，教学改革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技术的加合，还要注重价值观的融入。《黄河大合唱》的传唱，提供了很多启示。最鲜明的一点，就是红色音乐传播能够成为一个乡村的品牌产业，是要发挥红色作品价值引领、群众路线、创造性转化等课多层面矩阵的。

首先，《黄河大合唱》的经久传唱，是因为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引领。作品创作之前，虽然有着党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但南京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以及英美和一些社会人士，对抗日持有不同预期。在这些思想的左右下，英美对日本侵华采取了绥靖政策，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部队和游击武装也在制造摩擦，甚至袭击人民抗日武装。在这样的情势下，原来向好的抗日局面，频频受挫。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后，豫湘桂重要城市接连失陷。此时作品被创作出来，旗帜鲜明地传达党推动统一战线组成的决心、对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对战争过程艰辛的充分认知和准备，在价值导向上集中了民意，引领了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信念。

这提示我们，数字化的乡村红色音乐传播，就是应该旗帜鲜明地倡导新时代价值，使红色音乐发挥其在各网络平台上乡村文艺作品中的价值引领作用。

其次，作品的传唱又一次证明了好的艺术作品，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黄河大合唱》以劳动号子开篇，征得了劳动人民的认同。接着，对因日军侵略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心态进行了精细的刻画。这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者的强烈爱国之心，也是由于创作者自己有着深刻的心理体验。词作者光未然带领演出队伍到处考察、慰问，对当时的民族灾难不仅有感性的体验，也有理性的反思。冼星海则深刻体验着船渔号子对艄公的精神激励，并精准地将之共情于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集体心态。创作者不仅对党的政策极其认同，甚至出身于群众的他们从自身经历出发，对统一战线、持久战役拥有着强大而坚定的信念。在这样的心态下，词曲作者产生了基于群众体验的情感共鸣，作品先激励了创作者自己，然后才感染了群众。从这一点出发，初演时乐器的简陋，却恰恰符合了延安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是在日本侵略下中国群众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提示我们，校企共同开发乡村红色音乐传播，要符合乡村的实际，要精准了解乡村群众在精神上的实际需求，并且要摆正自己的价值，才能将乡村红色音乐传播做好。

再次，要想传统的经典文化能够广泛流传，必要经过适于时代的“创造性”转化。《黄河大合唱》并非简单地将传统的民族音乐组合在一起，而是运用了西方流传以久的合唱、套曲甚至交响乐的形式。可以说，作品的形式与作品的内容，尤其是作品传达的精神，完美契合，不仅没有削弱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表现魅力，还通过西方已经成熟的音乐的组合，强化了民族色彩。加之歌词对当时百姓流亡、民族危难的不断刻画和对党领导下的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无畏抗争的精神被丰满地立体传达出来。这样的中西结合，创造性地将民族音乐，在符合当时群众心里的前提下，传播开来。也因此，《黄河大合唱》被不断传承，有了后续的“莫斯科版本”和“中央音乐学院版本”。

这提示我们，乡村红色音乐新媒体传播要注重时代性和创新性。在立足于作品的核心精神基础上，其表现形式可以根据时代特征不断完善，融入适应时代的表现手法。作品的核心精神也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融入一脉相承的时代新价值。

总之，由于新媒体平台的多样性，红色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播也需要矩阵多层面的价值导向。这一点在实训教学中尤其要特别关注，才真正实现红色音乐新媒体传播的产教融合。

4.小结

综上所述，经过多年的建设乡村发展已经呈现新的特色。掌握了新媒体技术的乡村大众，已经在各网络平台多元化地展现乡村面貌。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数字化也在经历了疫情之后迅速崛起。双方面的结合，更加突显价值引领的迫切需求。而红色音乐文化由于其产生的根源性，适应了这一需求。这使得对接数字文化创意活动产业的省域高职音乐传播高水平专业群必须进行相应的教学调整。这即是职业教育对接产业的定位，也是高校承担的社会责任。至于如何开展教学调整，则是下一个论题了。

基金项目：1.2021年度粤高职文化表演教指委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红色音乐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教学项目开发，项目编号：WHBYJZW2021029；

2.广东文艺职业学院2023年课程思政示范计划立项项目——音乐传播专业群课程思政教学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