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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湖南省各地级市2011年到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以互联网普及率、居民收入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为解释变量，运用E-views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此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我国城乡消费差距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得出结论从而提出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普及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一、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互联网得到了迅速地发展，虽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但发展的速度却足以令所有人惊叹，这体现在近些年来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持续增长，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基础资源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实现了飞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举措。互联网的发展影响消费场景与消费模式，其在促进消费模式的变革，提升家庭消费总量、消费效率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外对互联网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研究已有颇多，但暂未发现针对湖南省内互联网普及与城乡居民消费的文章，所以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进行分析。通过本文的研究，更进一步说明了互联网是当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一，以及互联网在提升农村居民消费中的显著作用。

二、文献综述

1、关于互联网的研究

薛京南[1]（2022）根据当前城市中的互联网发展状况，探究当城市的信息接收和信息产业创新方面有更好的能力时，信息交流技术是否会成为城市发展的优势，经过深度分析互联网技术对综合型中心城市的影响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占据绝对优势，也意味着其在创新技术发展中卓有成效，同时这些城市的成败兴废反映了通信技术的前进。范晓琳[2]（2022）根据互联网背景下农业发展技术的研究，通过分析当下存在农业生产模式滞后、农产品缺乏标准化、人才匮乏和物流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制定了“互联网+”农业经济规划方案、建设“互联网+”农业人才市场、深化农业产业链等经济发展策略。刘晓丹[3]（2022）根据“互联网+”的交通经济运输发展研究，通过对现状交通建设资金紧张、缺乏信息控制力、缺少完善的基础设施、缺乏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的人才等方面的研究，最后得出需要完善互联网平台完成资金吸收应用、在互联网广泛宣传交通运输、加强“互联网+”管理人才的培养。可以看出，目前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互联网对城市的交流、农业发展技术的研究以及交通经济运输发展研究中，鲜有文章针对互联网普及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行研究，互联网的发展对城市交流、农业发展技术现状的研究以及交通经济运输发展的效果确实显而易见，但互联网普及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消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互联网普及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2、关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研究

范菲菲[4]（2012）通过对1995年至2010年的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和消费数据的研究，并根据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果，发现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差距，而且这两者之间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因果依赖关系。张远、胡文馨、李俊峰[5]根据2015年和2016年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经过内生性分析、稳健性检验以及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消费差距的降低有积极作用，但是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朱庆玲[6]（2021）根据1996—2018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研究，初步分析湖南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并进一步探讨消费差距的成因，由此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消费观念显著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并且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看出目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原因的研究结果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及消费观念这几个方面上。鲜有研究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互联网普及率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就互联网普及率、居民收入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为自变量，来研究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3、关于互联网普及与消费相关性研究

谭恒鑫、李欣雨、朱小明[7]（2022）基于CFPS2010—2018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方法研究互联网普及对中国消费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异程度的缓解、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降低通过互联网普及所实现，并显著降低了中国各地区消费差异程度。胡润哲、魏君英[8] （2021）根据2012-2019年我国27个省际的面板数据，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obit模型、分位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互联网对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互联网普及对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边际递减效应。罗又一[9]根据2007年至2018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在构造基本计量模型的基础上，从全国层面探究整体的影响结果，然后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互联网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机制进行探究，最后，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分析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门槛效应。得出互联网可以通过收入效应、城镇化效应来间接地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且在不同的居民收入水平之下，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可以看出通过对互联网与城乡消费差异的研究，互联网主要通过缓解收入差异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及收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来缓解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意义。

综上，对互联网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对互联网普及的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的原因以及互联网普及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的影响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湖南省各地级市中互联网普及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从而对减少湖南省各地级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提升经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互联网普及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湖南省28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湖南省统计局》（2011年—2020年）。

（二）变量选取与衡量指标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目前学术界有许多关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测度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绝对消费差距，即采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差值；第二种是相对消费差距，即采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第三种是用泰尔指数测算，需要考虑到城乡的人口结构。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弊端，本文的最终目的是探究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所以本文优先采用第一种方法。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互联网普及率。考虑到省份中各市级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湖南省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量占湖南省年末总人口比例来衡量湖南省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除互联网普及率之外，本文选取如下解释变量：居民收入水平，因为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本文的居民收入水平用该地级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表示。金融发展水平，陈渠（201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能够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普惠金融水平越高，则消费差距越小，即普惠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黄敦平（2019）也认为普惠金融对缓解我国农村人口的贫困状况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从而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因此金融发展水平可以作为衡量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用各项存款/总人口表示，单位（万元/人）。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为农村居民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其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所以本文用城镇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用城镇人口比重/总人口计算而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所以本文用产业结构也作为解释变量。

3.模型设定

互联网普及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影响模型

本文为研究互联网普及率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Y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Y值越大，表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大。X是解释变量，X2代表互联网普及率的大小。控制变量中X3表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小，X4表示金融发展水平，X5表示城镇化水平的大小，X6表示产业结构的情况，为常数项，（i=1，2，3…8）代表各变量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下标i代表城市，t表示各年份，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干扰项。

参数估计：本文通过E-Views对模型各参数进行估计，得到分析结果。见表一：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初步估计模型

其中为0.923980，修正后的为0.828954，F值为9.723507，P值为0.023389。

四、互联网普及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检验：

1、统计推断检验，由分析结果可知，为0.923980，修正后的为0.828954，这说明5个自变量可以解释82.8954%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拟合效果较好。

从全部因素的共同影响来看，首先提出假设，，在给定显著性水平的情况下，F检验的P值为0.023389，小于0.05，所以拒绝原来的假设，表明回归方程显著，即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互联网普及率、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这六项经济指标因素联合起来对城乡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

从单个影响因素来看，所有自变量的P值都小于0.05，即所有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若模型可以通过F检验，但通不过P检验，且模型间自变量相关系数较高，则模型间很有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接下来对其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并加以修正。

2、计量经济学检验：第一步是多重共线性检验，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而且这些关系大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那么说明线性回归模型的稳定性存在问题，回归系数是不太稳定的，为了消除该问题，需要剔除影响不太大的自变量，通过E-Views得到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到自变量相关系数表，如表二所示：

从结果可知，X2、X3、X4、X5、X6之间相关系数都大于0.9，说明各解释变量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第二步是模型的修正，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消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首先根据理论分析，互联网普及是城乡消费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所以，首先建立Y与X2的一元回归模型，然后根据Y与X3、X4、X5、X6之间修正可决系数的大小，在Y与X2一元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引入X5、X6、X4、X3，经过反复的引入、检验与剔除，最终得到多元回归模型为：

其中P值为0.0263、0.0871，为0.757255，调整后的为0.687900。

这说明互联网普及率每增加1%，湖南省各地级市城乡消费差距平均会增加6451.776。城镇化率每增加1%，湖南省各地级市城乡消费差距平均会减少26907.82。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湖南省各地级市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统计推断检验与计量经济学检验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互联网普及率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根据检验修正后的模型可知，互联网普及率与城乡消费差距呈负相关，产业结构与城乡消费差距呈正相关，其中互联网普及是主要影响因素，表明互联网普及率越高，城乡消费差距就越小，从修正后的模型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普及率每增加1%，城乡消费差距就增加6451.776，城镇化率每增加1%，城乡消费差距就减少26907.82。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为了降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促进湖南省各地级市经济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让互联网更好地发挥优化湖南省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我国互联网正处于高速发展中，互联网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一，消费差距的加大对居民在医疗、教育、居民幸福感等多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减轻消费差距对经济的负面作用。

第二，推动互联网与服务消费深度联合，[10]为了进一步体现互联网在提升农村居民消费中的积极作用，应该加强农村地区服务消费与互联网的深度联合，还应不断创新互联网服务消费的新模式，促进我省经济实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薛京南.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16）：38-39.DOI：10.13665/j.cnki.hzjjykj.2022.16.068.

[2]范晓琳.“互联网+”时代下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J].现代商业，2022（20）：57-59.DOI：10.14097/j.cnki.5392/2022.20.015.

[3]刘晓丹.基于“互联网+”的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研究[J].经济师，2022（07）：291+293.

[4]范菲菲.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之间的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2（27）：4-5.

[5]张远，胡文馨，李俊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2（04）：51-63.DOI：10.16304/j.cnki.11-3952/f.2022.04.004.

[6]朱庆玲.湖南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研究及成因分析[J].中国商论，2021（14）：47-50.DOI：10.19699/j.cnki.issn2096-0298.2021.14.047.

[7]谭恒鑫，李欣雨，朱小明.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消费差异——基于CFPS2010—201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2（02）：83-106.DOI：10.16304/j.cnki.11-3952/f.2022.02.006.

[8]胡润哲，魏君英.互联网普及对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07）：151-154+166.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1.07.170.

[9]罗又一. 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D].兰州交通大学，2021.DOI：10.27205/d.cnki.gltec.2021.000167.

[10]胡润哲，魏君英.互联网普及对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07）：151-154+166.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1.07.170.

资助项目：本论文受到2022年全国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互联网普及对湖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项目编号S202210553039）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