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大学生成长于国家腾飞的时代，容易在美好理想和严酷现实、完美自我和个人缺陷等矛盾中徘徊焦虑。这样的背景让大学生成为潜在的易感人群，容易触发心理危机。本文重点围绕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的人防缺漏以及物防的落后分析心理危机识别“瞄不准”的原因，随后以建设专业队伍、聚焦三全育人以及强化技术支撑简述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预警工作的三点建议。

关键词：心理危机；大学生；预警识别；三全育人

一、问题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2023年10月，教育部强调把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在2023年4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中，重点部署了进一步健全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的工作路径。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始终是国家社会关注的热点、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难点。

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亟待提升。根据中科院心理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有21.48%的大学生存在抑郁风险、有45.28%的大学生存在焦虑风险。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我国目前有大约9500万抑郁症患者，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尤其是对一些易感群体，生活变动和挫折压力容易让他们衍生无法消化的负面情绪，心理危机引发的自伤、自杀风险增加。

“心理危机”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卡普兰（G.Caplan）于1964年提出，指个体所拥有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眼前困境时所产生的暂时性的心理困扰，是一种心理失衡的状态（郭立秋等，2020；吴彩虹和卿再花，2018）。大学生心理危机一般是由日常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应激源引起的。即使是较为低等级的应激源，在持续时间长和重复次数多的情况下，也会使个体产生心理异常（高媛媛和季海菊，2023）。根据应激源分类，大学生心理危机可分为成长发展型危机、生活境遇型危机、自我冲突型危机以及精神病理型危机四类（李芳菲，2023）。

心理危机的爆发通常会伴随一些心理和行为上消极、极端的表现例如抑郁、焦虑、失眠、认知功能下降、出现无法解释的疼痛等甚至自伤、自杀行为。卡普兰将个体心理危机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察觉失衡后使用惯有方式抗争，到抗争失败后情况恶化，再到调动最大潜能抗争，最后是抗争失败、危机爆发（高媛媛和季海菊，2023）。前面三个阶段都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而第四阶段的爆发通常会引发对学生身心健康的严重伤害。因此，在心理危机发展前三阶段进行准确的识别干预，是将心理危机事件负面影响减弱甚至扼杀的最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高校通过设置心理健康必修课、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等一系列措施，努力想要做到精准识别、及时发现和干预。高校的举措虽然预防了一些危机事件的发生，但是每年仍旧有大量大学生自伤、自杀案例的发生。不禁让人心生疑惑，心理危机识别为何频频“瞄不准”。

二、瞄准过程中的“人防”缺漏

1.危机个人主体：心理韧性因人而异，个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心理学概念中，心理韧性（又称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应对生活中的负面事件与消极情绪的能力。研究表明，心理韧性高的人，在面对较大压力时，可以利用自身和外界的支持进行自我调整，在一定时间内从心理失衡的漩涡中复原。反之，则容易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之中（阳小玉和左彪，2023）。

通过对全国18所高校的4074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不同个体间存在显著差异（丁闽江和苏婷茹，2023）。与此同时，我国大学生心理韧性水平呈下降趋势（史璐等，2023）。因此，面对同一应激源，不同个体受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同，部分大学生能够拥有乐观心态和成长意识，但却无法在遇到挫折时有良好的复原力。不仅如此，部分学生在面临心理危机时，受负面情绪或“病耻感”左右，往往采取消极态度应对。这些都给高校心理危机识别预警工作设置了“障眼法”。

2.危机关联群体：人员联动机制不够通畅，存在信息壁垒。

心理危机爆发的原因具有多元性，一般情况下是由多个刺激源引发。在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识别及处理过程中，以学生个体作为核心，会衍生出许多关联群体，例如家长、学校师生、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关注群众等，构成一个关系网络（郭立秋等，2020）。2018年提出的依托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建立的“四级”预警机制是目前各高校普遍推行的心理危机预警体系，但部分却并没有真正用活（郭立秋等，2020），高校在发挥全员育人的作用上，并未形成强大合力。

学校内部，学校心理咨询师、专业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班级同学及宿管等校内关系网络人员没有形成明确的信息共享制度，分工模糊、资讯不通的情形不在少数。以班级心理委员为例，自2004年起天津大学首先采用心理委员制度起，该制度先后在全国各大高校开展实践（陈文毅和罗帏，2022）。在部分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中，高校工作人员经常对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的意外，当事人似乎没有显现出异常。然而事后与其舍友、班委了解过程中往往能发现蛛丝马迹。但直至目前，高校班级心理委员的选拔、培育和工作内容，仍旧缺乏统一量化的指标。在相关的调研中，班级心理委员工作职责和定位不清，甚至呈现“被边缘化”趋势（陈文毅和罗帏，2022）。这也导致班级心理委员缺乏认同感，容易失去工作积极性。

学校外部，家校联动的力度远远不够。大部分密切的家校沟通是在学生心理危机或其他严重事件爆发后才开始。家长可能受“病耻感”影响，对于心理疾病就医存在抵触心理，甚至存在刻意隐瞒和拖延学生心理疾病就诊的情况，导致错过最佳处理期（李永慧，2019）。且此类家长往往担心因病情会让学生受到群体排斥或是区别对待，容易对积极帮助学生就医的校方产生敌对心理。这些信息壁垒使得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存在明显缺陷，无法高效识别潜在危机对象。

三、瞄准过程中的“物防”落后

1.危机识别工具：心理测评工具不够准确，跟踪反馈滞后。

目前，高校常用的心理测量方法是在新生入学等重要时期组织学生填写心理健康量表，以此识别重点关注对象。目前使用频率及讨论度较高的量表有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大学生人格问卷（UPI）、抑郁自评量表（SDS）等（赖露珠等，2022）。这些量表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

然而，通过心理健康量表进行心理筛查，存在单一性、滞后性等不足。个体心理发展呈现曲折波动态势，是在不断变化和更新的。采用不是根据我国新时代大学生的性质特点编制的量表，并且不同学段、不同性别的学生群体使用完全相同的测量工具，也会降低测量的准确性。心理测量工具得出的结果也许只反映了一部分、一段时间的学生心理状态。不仅如此，部分学生因怕被贴上“心理问题学生”标签而未按照自身真实状态进行填写，获得的心理预警名单容易存在“漏网之鱼”。

心理测评结果通常交由辅导员跟踪了解情况，而辅导员身负九大职责分身乏术，难以及时发现并为每个学生的心理状况建立个性化档案及应对方案。不仅如此，非心理专业的辅导员在谈话的过程中不一定能对学生的状态作出精准的研判。因此，目前心理测量识别的精度、速度及专业度都不足，学生心理危机微弱的信号无法在第一时间发觉。

2.危机预警技术：信息共享渠道堵塞，缺乏专业技术支撑。

预警机制运行过程中，学校心理健康队伍极其容易出现“数据孤岛”现象。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经常性地使用社交媒体如微信朋友圈、小红书、微博等以及学校平台例如校园卡支付系统、教务系统、学工系统、门禁系统等，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的信号往往藏于其中。然而，绝大部分的高校并未将这批数据整理使用，这些数据各自储存在不同的平台，可用性低，造成“数据孤立”。目前，以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为基础的监测预警系统陆续出现，通过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产生的海量、碎片化的数据进行分析测算，从而给学校提供及时又准确的预警信息（孟祥辉等，2022）。然而，考虑技术成熟度、数据获取权限、应用成本等因素，这些技术并没有在高校广泛应用，这就导致许多预警信号淹没在海量的数据中，错过学生心理危机的最佳处理期。

四、提升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准确度的措施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大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准确度需围绕以下三点加强。

1.健全专业队伍，打造渗透性强、覆盖面广的校园心理文化。

建设高渗透、广覆盖的校园健康心理文化有助于营造积极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一方面，学校需要建大建强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心理健康工作队伍。普通辅导员和班主任需经常性地开展心理危机识别干预案例学习、心理危机模拟情境演练，以此推动“反向思考”。同时，从学校层面出发，心理健康中心应协同各部门探索出一套心理危机事件从发现到处理再到总结的规范化流程建议，将目前较普遍的新生入学心理筛查、心理档案建设等流程串联，囊括高效、正确识别心理危机对象所对应需要的人员、物资、场地等多方资源（吴九君，2023）。

另一方面，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让学生通过第二课堂活动等载体开展生命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不断传递相关的科学知识和自救意识（生命教育理念下高校心理危机预防研究），做好心理疾病的“去污名化”。

2.聚焦三全育人，构建互通共享的心理网络系统。

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概念注入心理危机识别工作中。心理健康课程作为学生日常接触心理健康知识的主渠道，授课过程中应当更注重通俗易懂，贴合学生实际。不仅如此，积极调动全体任课教师借助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等形式观察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更好地和辅导员相互补充补位，做好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预警工作。

社区是新时代高校管理基本单元，是大学生开展社交、学习、生活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学校可以打造“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育人队伍。根据不同学段、学科学生的实际需求，推进社区24小时心理咨询、宿舍走访谈话、社区树洞、社区心理健康活动等社区心理健康工作（江珊等，2023），让学生真实感觉到心理健康帮扶触手可及。

除此之外，朋辈帮扶中同龄人亲密感会让心理危机的识别减少障碍。因此，在心理危机的识别阶段运用好学生党员的力量尤为关键。这类学生群体通常与老师联系密切、群众基础好，往往更容易通过宿舍表现、课堂表现等方面觉察异常信号，例如轻生言论、死亡准备等。充分提升这类学生群体的报告意识和加强心理相关培训，让其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上报，能够有效提升心理危机识别的精准度。

3.强化技术支撑，建设动态、全面的心理预警平台。

大数据时代下，学校应当积极探索建设动态更新、信息全面的心理预警平台。王计生等人（2024）针对学生日常信息及基本数据，采用神经网络技术尝试构建心理危机智能预警模型，李嘉铭（2024）将高校几个核心学生管理系统如校园卡消费系统、教务系统、门禁系统、宿舍管理系统等数据提取相应特征数据，从而自动生成预警报告发送给辅导员，并给出干预建议。

随着过去普遍采用的传统心理预警系统反应滞后、元素单一等缺点逐渐凸显，应用学生的个人档案、学习成绩、出勤情况、一卡通消费情况以及社交媒体信息等信息汇集到相应平台后通过决策树、关联规则、神经网络等数据挖掘技术将这些海量、分散的数据建立联系，从而通过系统分析挖掘出学生心理健康的分级心理预警信号，反馈给辅导员等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系统模型正在步入大众的视线。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高校心理预警系统的消息滞后、人员沟通不足等缺点，更加精准地获取学生心理健康的预警情报，预防心理危机时间的爆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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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姝萌（1997-12），女，汉族，广东梅州，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石如彬（1991-04），男，汉族，山东济宁，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