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革命初期，缺乏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后，听从共产国际指挥，但出现了将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倾向。在学习借鉴苏联的革命经验时只是教条的搬用而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害。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解放了思想，团结了队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在新时期，延安整风运动的宝贵经验对于强化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整风运动；实事求是；时代价值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严峻的革命形势需要强化党的建设。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根据地，对根据地开始疯狂“蚕食”、“扫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囚笼政策”企图将我国的抗日军队压缩包围，以摧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于此同时，在日本政治诱降方针下，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明显，国民党蒋介石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反共高潮。加上当时陕甘宁地区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军事困难。严峻的形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共产党确立强有力的领导，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克服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

克服“左”右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克服党内错误思想，团结全党开展革命的需要。除国内形势的迫切要求外，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问题上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延安整风之前的革命历史中，党内出现过非“左”即右的错误，给党的团结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其具备了完备的理论形态，而且持续时间最长，这就导致其带来的危害是最深的一次。在军事上，夸大工人运动，采取城市武装暴动。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在组织上，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毛泽东曾指出：“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未来得及彻底清算，1937年王明回国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 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264页。]否认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实质就是放弃领导权。并且提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507页。]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向“左”倒，斯大林刮右风，他就向右倒。

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开展工作的前提。斯大林对中国做出的指示大多是从苏联自身利益出发，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避免与德日两线作战，斯大林希望让中国牵制住日本，在其看来能够有此能力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所以面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共产国际和苏联一再要求中共退让，这也导致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毛泽东认识到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也没有认清蒋介石反共的真实面目。毛泽东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为了彻底清理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思想，尽快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毛泽东认为“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使全党学会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这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延安整风的过程

（一）中央领导层的动员学习

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学习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当时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党内成分和思想比过去更加复杂，加强党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亲自动员和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着重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中，仍有一部分人对“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为提高高级干部的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为此，他主持编辑了三部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这些党书成为当时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重要材料。

（二）全党范围内的整风

1942年2月1号，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做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这是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运动的开端。全党范围的整风内容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上说都属于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党内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更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所以，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清除教条主义在党内产生的恶劣影响。在整顿学风时，成立了中央和分区学习委员会，领导学习一系列文件。通过整顿学习使全党认识到马列不能照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20页。]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宗派主义对内表现为各部门、各地区存在着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不团结等问题。这种排内性突出表现为闹独立，这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对外的宗派主义产生排外性，表现为一部分党员在处于领导地位时对党外人士的不尊重，保存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党风的整顿主要是以教育为主，教育全党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教育全党以党的整体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倡导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全党要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指出“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版，第472页。]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页。]文风学习阶段的必读文件有《反对党八股》、《宣传指南》等，各机关、团体、单位等组织学习和讨论相关文件，深入讨论如何纠正和改进存在的问题。

（三）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在大力整顿三风后，全党思想上、组织上的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变，为了进一步明确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吸取党史中的经验教训，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党曾经犯过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对党史上一些存在争议的事件做出定论。通过深入研究党史、认清路线是非问题，经过多次讨论，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在全党得到一致的肯定，为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时代价值

延安整风运动开创的整风方式方法以及方针原则在当时为解决党内矛盾、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它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为今天的党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坚持事实求是思想路线，掌握调查研究工作方法

延安整风前，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博古曾说：“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 《陆定一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5页。]这种教条的主观主义错误致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将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整风的重中之重。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明确地用“实事求是”来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不能照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20页。]一百年来，我们党能够在艰难险阻中创造辉煌伟业，根本在于能够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时代新阶段，走好新的长征路，更加需要端正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好“箭”射准“的”。

坚持实事求是，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在延安整风中，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成为纠正和破除主观主义的有效方法，也成为了解民情的有效途径。习近平同志指出“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目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逐渐进入深水区，所面对的矛盾困难日益增加，挑战日益严峻，任务日益艰巨，更加需要利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及时找准问题，解决问题。

（二）强化团结思维，凝聚斗争力量

马克思在总结第一国际的经验时指出：“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引下，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团结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虽然在遵义会议中集中解决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但是对于政治路线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在路线问题上，党内的领导人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此外，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相对分散，彼此间不相接触或接触较少，就出现了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这对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对党的统一领导和党的领导核心的形成起着负面作用。延安整风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改进方式方法，将教育与整顿相结合，经过整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力量，是我们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4页。]新时代弘扬整风中的团结精神，就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9页。]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定海神针”。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国际风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发扬优良传统，勇于自我革命

鉴于几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斗争方式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凝聚力，既伤害了同志，又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延安整风的基本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开创了以整风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新方式，创造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对干部队伍建设自我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有力武器。陈云同志曾说：“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174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相互提醒和督促中进步。”党员干部之间经常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达到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才能革除弊病，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的精神，从不讳疾忌医，一次一次拿起手术刀，自己革除自己的病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饱经磨难仍能生生不息，意气风发走向时代前列的一个奥秘。

延安整风将当时党内部存在的不正之风及时的纠正过来，为加强党的团结，依照中国实际实事求是的开展革命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极大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新时期，延安整风留下的宝贵经验为今天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借鉴，助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辽宁地区乡村教育行政研究（1905—1931）”（项目编号：L18BZS008）

参考文献：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26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507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20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1版，第472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0页。

《陆定一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5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20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4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