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思想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内核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源头，在此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思想中探索这一理论的发展。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特有的实践统一性，在独特的实践走向中，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实践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全面实践。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践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是对历史逻辑的认识和反映，同时指导与规划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是问题研究自身所具有的内在法则和必然关系，它决定着问题研究的本质与取向。在理论逻辑的要求下，对于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必须挖掘问题的根源性属性，以实现对问题理论层面的全面掌握。挖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根源，探寻其内在蕴藏着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梳理其理论发展的脉络，而这一脉络的沿袭和传承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表现出的理论逻辑。

（一）理论本源：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思想

1.1.1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

“以现代化为核心的背景因素，不仅是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条件，也是马克思观察社会和省思实践的主要内容。”①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但是它对现代化社会的整体特征作了深刻的探讨，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便是包含在其无数本作品中的那些不可忽略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曾提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②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奠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行动纲领。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对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一种认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剥削的本质，二是看到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三是描述了未来社会的愿景，揭示了社会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目标。

1.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本质

“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词语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经常出现，这便是当时的马克思对于现代化的一种认识。但是，马克思所谓的“现代”，不仅仅是单纯的指与“过去”相对应的一种自然的时间上概念，而是一个与“过去”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的时间概念，强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变革。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划了一个时代，与过去的社会相比，其各方面都存在着千差万别，使整个人类社会被“现代”的氛围所笼罩，呈现出空前的“现代”的趋势。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社会性质的局限性而否定了其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贡献，也没有因为其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因素而停止了对其社会制度本质的揭露。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恰当的在矛盾的双方中找到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他既充分的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发挥的作用，又毫无遮掩的批判和揭露了那些掩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肮脏的、丑陋的资本性质的行为。

16 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出现的。这种新变化是以新产业的兴起为先导的，以科学技术革命为驱动，在生产方式上发生的一次深切的革新。它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超越了以前过往的所有时代的变革，超越了以前过往的任何一代人所创造的生产力，这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全新的力量，首次开创了新的社会历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马克思用“现代社会”来称呼“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资本主义带动世界逐步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实现了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合”。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重合”只是一种“阶段性重合”。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不可调节的矛盾，也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和社会大生产的矛盾。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恰好的出现在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推动了历史的向前发展，但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停滞也戛然而止。

2.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与工业化的现代化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的革命和社会发展问题也非常关注。马克思看到了各个国家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存在差异，以及在现代社会变迁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认为不可能存在一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适用模式。他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然在同一范式上进行无差别的演变，或将特定国家的特定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进程来看待。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真实的路径必须遵循这样一种规律，即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为此，马克思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对俄国农村公社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马克思在对其进行分析时，对于使农村公社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中，他既没有排除内部私有因素的增加，也不排除外部因素的干扰。但是，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它能在排除一切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干扰下，继续积极地发展社会中的带有公有性质的因素，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转而走向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历史条件允许，其他的落后国家同样也具有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至于具体的这些国家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这一跨越，这就依赖于这个国家自身的社会条件，以及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发展起来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中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代表着社会的最后阶段。马克思致力于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最终他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认为现代社会建构的核心标准是以生产力为中心的发展，再将工业化引入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后发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就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和科技两者的现代化。

3.对未来社会愿景的描述和人的自由与解放

马克思虽然对资本社会的现代化所产生的一系列消极影响进行了批判，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现代化社会的探寻以及信仰，因而提出了对现代化的正面的、积极的审视，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终诞生。这其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理念既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批判，也深深寄托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新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这种两面性不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这种“超越过程”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是一般社会规律推进下的必然结果，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最终都要经历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式的结果也就必然会出现。

1.1.2 列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入侵，使得仍在寻求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发生着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矛盾开始变得棘手且尖锐起来了，俄国成立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切实地运用在了俄国现实的社会发展中，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至此，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内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确定了下来。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弱点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平衡性，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他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二月革命的胜利后，俄国的专制独裁统治被彻底的推翻了，而此时社会中仍然顽强存在着的工农苏维埃政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使列宁意识到，俄国已经有了客观的革命环境和主观的革命条件，由此形成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十月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俄国，在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怎样又能实现现代化，同时又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是列宁一直以来在努力和探索的方向。这一探索的突出表现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这一政策明确了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开始寻找适用于俄国当时的落后的现实状况的发展模式，其最核心内容表现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转变上，即从一开始对于资本主义所持有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开始转向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具体表现在：农民能够自主掌控自己手中剩余的粮食，可以互相进行交换；社会上还出现了除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国家开始发展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这些积极的举措都对当时的俄国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加速了俄国的经济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列宁不认同传统的、刻板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完全独立的社会阶段。因此，他打破了过去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创新性观点。这一观点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改变了俄国经济落后的现实面貌。列宁对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思考，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不仅注重对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关注政党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建设，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在俄国社会的成功实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中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这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策略和原则等，都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形成提供了不同程度上的科学性指导和借鉴。

1.2 理论借鉴：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内核

1.2.1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成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围绕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道路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理论上的运动。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概念中，“现代化”是指从农业到工业，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一理论单纯抽象的认为，西方社会的特点就是当代社会的特点，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社会，而非西方的、欠发达的国家要想从传统社会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就需要引入西方的文化。显而易见，这一理论透露着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它忽视了落后国家自身现代化建设的自主选择性，同时也忽略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辩证关系。

虽然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缺陷显而易见，但其对后现代化理论以及后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却不容忽视。经典现代化理论深刻总结了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同时，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学说之上的，它强调了各个社会因素的相互关联与依存。在该理论中，认为现代化概念涵盖了社会中的一切构成要素，现代化的整体过程表现的是各个社会构成要素的整体变化过程，任何要素都与社会整体相联系，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依赖于各要素的发展。这一学说是以社会的分化程度来界定社会所处的到底是某一种发展状态，这也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1.2.2 后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成分

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兴国家现代化的实践开始受挫，同时其自身建设开始暴露出不可调和的问题，由此整个社会开始进入现代化的新时期，有人把这段时期称之为“后现代化时期”，与之相关的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理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观点和倾向。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如果说，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是对工业社会生活的描绘，那么后现代化理论则是对工业化之后的发展进行了展开探讨。后现代化理论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从传统——现代、从农业——工业的转型是现代化，而从现代——后现代、从工业——后工业的转型则是后现代化。现代化只是以实现经济的发展作为自身的中心目标，而后现代化的追求则是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可以看出，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延续，是现代化的接续发展。这其中，“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针锋相对表现的更为突出，且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依附理论”十分关注欠发达国家的贫穷以及其欠发达的殖民历史，进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公平剥削为切入点，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说明。可以说“依附理论”第一次实现了从国家的外部因素来研究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地突破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只针对内部因素的抽象分析，前者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克服了后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片面性，进而对西方和非西方的、发达和欠发达的国家的社会发展实质进行分析与研究。这一理论对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使其失去了在构建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依附理论”还在理论上否定了欠发达国家要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的必然性，否定了西方国家以其普适性的价值观所推崇的“真理”——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普遍性价值，在此基础上认为欠发达国家应该结合自身的国情，选择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当然，“依附理论”的极端性表现在，将欠发达国家发展不足的根源，归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侵略与剥削，而忽视了欠发达国家自身发展不足的内在因素，从而陷入了外在决定论，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世界体系理论”是继“依附理论”之后出现的，这一理论从名称中就能够看出其对于世界整体性的把握，它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而，它把各国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各国只有在彼此的依存中才能得以互相的发展，进而表现出了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的先进性。该理论否定了“依附理论”中所谓的“中心——边界”的剥削关系会造成边远地区从此无法再发展的极端论断，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在今后能够脱离西方国家依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这一理论的极端性在于，他把一个国家对于整个世界体系的依赖看成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对于个别国家的独立发展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体系理论”就表现出了对外在的机构要素的过分强调，而忽视了个别国家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同时由于其过分重视用经济因素来揭示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而忽视了社会领域中的其他因素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使之陷入了纯粹的经济决定论之中。

1.2.3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

20世纪末，伴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在现代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中，各种社会的新趋势也随之产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既当代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从前几代理论的洗礼中诞生，它尽力克服了前几代理论所变现出的缺陷与不足，同时又在借鉴了它们的内在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具有自身关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独特视角。可以说，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为我们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固有范式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进而为我们找到并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其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文化特征，这种特征脱胎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这一特征的核心表现在其完全否定了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观点，并且从本质上对于二者进行区分，阐述其内在所具有的不同性特质。同时这一理论还具体的指出了不同国家具有着各自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因而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必须体现多元化。德国学者茨阿波夫肯定了当代社会理论立足于多元文化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的分析，并且提出“把趋同性发展的进化观与不同发展路向的观点结合起来，对现代化的不同层次、不同路向进行细致的探讨”。

上述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演变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这些纷繁复杂的现代化理论不可否认的是其在内容上的突破和成就，但也要看到其理论自身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对于不同国家所表现出的“不适应性”。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就必须要采取与本国具体的现实情况相契合的、综合的、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这种全新的现代化战略，不是对西方国家的照本宣科，而是要充分利用后发国家的自身独特优势，吸取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既有轻重缓急又有统筹兼顾，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1.3 理论传承：继承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思想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针对不同的历史时期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思想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成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了他们各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思想。这些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指明了方向，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示出各自重要的作用。

1.3.1 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指导。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懂得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重要性，因而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中，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彰显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形成提供了启示，积累了经验。尽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得以提出和创立，但从其理论起点的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对其的理论研究从毛泽东时期便已经开始了。毛泽东虽然没有完整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样的说法，但他根据现实社会革命运动的情况提出了要借鉴苏联的发展经验，从而坚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按照这一思路、这一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主权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指明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方向。因此有理由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由可能变成现实，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科学内涵，不仅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了解和认识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规律，而且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发展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在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学思想，同时结合了当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总结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吸收并且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思考和探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以及实现的条件，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追求的理想。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的形成确立，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新时期开始的标志。邓小平对于这个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轨迹，首先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崭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其次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描绘出一副全新的现代化蓝图；最后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得以根本性的更新。邓小平意识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着手与经济的现代化，而且还有着手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正是这样的高瞻远瞩和宏大视野，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现代化理论在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作为一种保障性的指导思想。20世纪80～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剧变，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呈现的愈发明显，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同时党内极度缺少自我革命，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些尖锐问题的频发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遇到了阻碍。进入新世纪，为了应对我国在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而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如一的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让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时偕行，总结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有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的创新。在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作出契合时宜的继承与发展的同时，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问题作出进一步深化的理解和认识。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现代化理论开始逐渐形成，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理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所收获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就。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发展，以其“发展”的核心内容提供了一种发展性的理论引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和借鉴前人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什么、怎样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问题上的谋略，同时密切联系新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针对新世纪、新阶段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同时，也对国内外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进行借鉴和总结，这其中尤其是对 20 多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进行的总结。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继承体现在其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对毛泽东现代化理论的继承体现在其面对问题和矛盾时，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主张用统筹与协调观点来对待和解决矛盾；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继承体现在其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的理念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现代化理论的继承体现在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观点中，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的又一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接续发展，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向前迈进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1.3.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是推动我国现代化目标在新时代发展的创新性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开始步入来新的历史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新时代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对判断，准确地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藏的新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是新时代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的整体战略和重要部署，其核心内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对发展理念，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架构，同时坚持“新发展理念”对总体布局加以内涵提升和具体落实。除此之外，还进一步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总体目标进行完善，创新性的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重点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实现“强起来”的宏伟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的现代化思想同样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同样是在继承中国过往的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的发展形成的。但不同的是，面对当下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之时，面对中国社会迎来的新的历史时期之时，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思想更具时代特征，对时代提出的新的课题作出了最好的解答。新时代，正是在新的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喊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目标，中国共产党人谋篇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策划了一系列新决策，为新时代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发展做足了规划，做好了准备。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中华民族当然不想灭亡，只能被迫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中每个时期按照现代化的领域、目标、手段又可以分为若干个现代化节点。在各发展阶段和节点上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条件

与以和平、稳定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相比，近代中国是一个混乱和充满变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遭遇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挽救危机的数次尝试中孕育了现代化的萌芽。

2.1.1建立工业化国家

大部分国家的现代化都发端于工业领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一样，独立的工业体系是民族独立的基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越发认识到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将工业化作为必然目标和根本任务。

清政府时期就对工业化做出过一定的探索，面对军事失败和文化羞辱，一些进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加强中国军事防御能力的必要性，于是开始了中国的首次现代化尝试，即工业现代化。虽然此次现代化的目标是崇高的，但在内容上却表现得十分狭隘。因为这场现代化运动背后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前提：一方面，既然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击败，合乎逻辑的补救办法理应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这场现代化运动仅限于制造武器装备、建造战舰，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等，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和历史等因素，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些无形因素构成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强大背景。尽管存在种种缺点，这次自强运动仍然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端，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经历过现代化的失败尝试，毛泽东对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全面系统的理解。毛泽东认为应该推动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并将工业化建设与国家独立建立密切联系，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幸福，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这一思想彻底打破了工业化建设与国家发展之间的二元对立格局，找到了民族独立的突破口，也找到了工业化发展的总支撑。

2.1.2提出政治现代化构想

在世界各国纷纷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时候，中国仍然陷在内忧外患的泥潭之中，现代化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差甚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诸多进步人士提出关于现代化的构想，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进行变革，希望通过施行新式政治体制实现社会的进步发展。清政府的军事现代化战略失败之后，许多进步人士就将现代化瞄向政治领域，主张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政治改革，即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提出的初期阶段仍然相信以儒家道德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王朝制度是健全的，局限于提出一系列温和改革方案，只要求采取一些西方的方法和现代技术进行行政重组，即“中体西用”。直到改革的接连失败，才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任何零碎的、轻微的改革都是徒劳的，中国需要的是彻底的政治变革，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建设经验以及强大的保守势力干预，使得政治现代化成了一句无法施行的口号。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保守势力进一步瓦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式新潮思想一并传入中国，涌现出更多的政治现代化思想。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其在政治上构想上完全颠覆了以往保守认知，试图用全盘西化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指导中国发展。陈独秀的政治现代化思想表现为：提倡民主与法制，要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深刻批判中国的宗法社会，呼吁在政治上建立现代化法治国家。陈独秀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其在本质上还是寄希望于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政治地位的独立，但是这明显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不相符合。通过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进而实现政治现代化。

2.1.3土地革命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

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前提是农民向工人的身份转变，这就需要解决土地的问题。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将农民赶出土地，获得大量发展空间，美国通过有偿赎买或战争方式迅速扩充发展领地，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支撑，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要求以及发展的被动局面要求寻求新的发展方式，最终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放弃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暴动道路，改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广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团结农民，壮大革命队伍的土地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土地问题是提升工业化水平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发展的第一步任务就是广泛争取功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贫民来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地主阶级剥削与军阀压迫。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地后的发展面貌必须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从地主阶级手中解放土地，从剥削压迫中解放农民，铲除封建生产关系土壤，让农民掌握土地，不仅能够为工业化生产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还有利于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流动，从而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随即拉开序幕。如何把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迫切难题。

2.2.1“以苏为鉴”的现代化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到西方列强敌视，再加上迫切需要援助和建设经验，以及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国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在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基本照搬了苏联的建设模式，不仅学习其基本体制，而且在全国解放前期就邀请苏联城市管理专家来华，为了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制定“五年计划”的经验又派专人前往苏联常驻学习，最终经过漫长的协商，中国最终得到了苏联的有限经济援助和现代化建设经验，开始着重经济领域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先后派驻广大党员进入到农村、城市、公社、学校、工厂等各个领域，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全方位地管理网络，以执行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遵循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实行经济集中规划，统筹生产、分配等各项工作；经济规划中突出重工业的地位，大力建设重工业基地，形成全国性的工业网络；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只投入必要的资金，用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对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持保留意见，但是由于缺乏经济援助和建设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遵循苏联模式进行工业化建设。从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结果来看，虽然工业化存在片面性与局限性，但是仍然取得了不俗的建设成就，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一方面畸形的工业布局得到初步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前受历史因素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脆弱的工业化中心，例如天津、上海等，但其中大部分都分布在沿海地带，华中、西南、西北地区工业化水平十分滞后，“一五计划”在工业布局方面综合地理环境、人口分布、战略需要等多重因素，将众多重大工厂的地址选在西北和西南地区。随着工业的发展，人才和资源也逐渐向边陲地区倾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发展格局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水平落后，工业体系很不完备，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我国在汽车制造、飞机制造、钢铁冶炼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催生了众多新兴生产部门。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以苏为鉴”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

2.2.2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逐渐确信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开始进行一些新的探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他明确提出要引以为戒，吸收其中合理的部分，结合中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特色道路。

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中国的国情现实国情下，大规模建设资本密集型项目难以实施，必须通过在小型农业密集型项目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由此，“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成为工作的重心。其一，要建设农业现代化。在土地改革任务完成之后，毛泽东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作为下一步的农业发展方向，并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够使社会主义经济面貌全部改观”。这一思想将农业发展摆在国家建设的优先位置，奠定了农业农村发展的总基调。与此同时，也看都合作化与机械化的重要性，力求通过合作化生产方式逐步提升机械化水平，从而解放劳动。其二，要建设工业现代化。工业化一直是现代化建设热点领域，有的学者甚至将工业化水平直接等同于国家的现代化实力，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化在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基础与核心地位。建国初期因为将全国的发展重点都集中到工业化领域，所以出现了工业与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失衡，最终不仅工业化进程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落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强调发展工业必须与农业发展并举，处理好产业结构问题。其三，要实现国防现代化。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国防力量的重要性，只有建设强大的国防，才能保障国家的发展安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国防现代化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军队现代化作为国防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要求建立强大的海、陆、空三军，并且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建设一支正规化的现代化军队。将军事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作为重要支撑，要以人为中心，强化人才与科技建设的比重，以强硬的国防实力切实保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其四，要贯彻科学技术现代化思想。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必须补齐科技发展短板，为农业、工业以及国防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毛泽东将科技现代化置于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地位，大力发展科技，培养科技人才，涌现出一大批外出留学的科学家回国发展，推动我国在国防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因为不可控因素，科技现代化探索最终也仅仅局限在国防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探索奠定了总基调。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道路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急需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成为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迎来快车道时代，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2.3.1丰富发展“四个现代化”内容

早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就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但这样的呼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谴责为资本主义思想的复辟，被迫停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各项现代化探索，真正走向了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在农业领域，邓小平指出，只有通过全国努力使农业恢复正常并迅速增加产量，才能确保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此，国家引入“农业责任制”，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还重点培养了大批的农业工程师、技术人员、机械员和其他支助人员。在工业领域，就工业发展而言，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到20世纪末，中国工业发展接近甚至赶上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采取了一些大胆的尝试。首先，调整以往的产业政策，恢复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其次，将责任制引入工业部门，赋予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再次，允许甚至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最后，采取多种方式为工业现代化筹集资金，例如发展旅游业，发展合资企业，向外国贷款，建立经济特区等。在科学技术领域，虽然科学技术本身不是发展的目的，却是任何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为了巩固这一基础，国家充分重视知识分子的支柱作用，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拨乱反正。同时，积极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高等教育。除此之外，政府还积极推动成立学术协会和研究机构，并派遣数千名专家学者到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交流访问。在国防领域，中国在能力范围内积极购买先进的武器和高科技系统，并培育现代军事人才，探索自主生产。除此之外，还进一步提升在钢铁、冶金、光学、激光通讯、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研发能力，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国防领域的差距。

2.3.2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两极格局瓦解之后，自由市场经济风靡全球，众多新独立国家纷纷使用私有化手段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造，中国也急需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最终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实践证明，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市场经济原则也可以被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反对盲目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坚持认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在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作用时，社会上涌现出“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国企不破、中国不立”等一些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的声音。实际上这些人没有看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价值，从物质基础看，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动力。从政治上看，公有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所在，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私营部门已成为财政收入和创新的重要来源。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为人民提供便利条件、增加就业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并且逐渐步入世界市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具体条件和相对优势，不能忽视经济规律，也不能跳过经济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也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全面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同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政治现代化与腐败等也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经济模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反腐败斗争等。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新征程。

2.4.1新“两步走”战略成为现代化建设路线图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但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没有变，科学规划现代化发展步伐的战略要求没有变。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三步走”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间时间分为两个阶段，要求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比新“三步走”战略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时间提前了15 年，同时将现代化的目标提升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方面，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展现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想保证现代化进程不被影响甚至中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与此同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支持甚至鼓励各类劳动力和人才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实现区域、行业、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新“两步走”战略要求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提质增效。随着经济总量的攀升，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生产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也就要求现代化建设因势利导，提升发展质量，“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现代化质量提升要从供给端发力，只有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问题。现代化质量提升要从需求端切入，逐渐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需求水平提升，从而倒逼现代化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的进步。新“两步走”战略安排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考察世界格局变化做出的长远规划，不仅将现代化的宏观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进行了有机地结合，而且将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相勾连，以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发展态度，勾画出现代化发展的“同心圆”。

2.4.2新发展理念成为现代化建设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破解现代化发展难题，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命题，并在实践中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效。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标准。一是将创新作为现代化的第一动力。进入新时代，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已不能有效满足发展需求，与此同时，各国在科技领域竞争加剧，“卡脖子”难题频发，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为了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国家大力支持基础性研究，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二是将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也极为复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坚持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站在国家全局发展角度，通过政策调整，市场引导等多种方式破除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三是将绿色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现代化早期阶段为了尽快赶上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走了一条以资源换取发展的道路，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化发展充分认识到，“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积极探索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我国站在国际立场高度，提出“碳达标、碳中和”发展目标，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一条绿色发展道路。四是将开放作为现代化的总基调。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现代化实现飞跃发展的关键节点，十八大以来我国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通过去产能、调结构，突出内部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五是将共享作为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国家努力克服早期现代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贫困病”，有效推动精准扶贫，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对于提升我国现代化发展质量，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深远影响，同时，向各国展现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效，增强了我国现代化范式的世界地位，为全球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每一个转折点都伴随着大大小小的现代化运动，这些运动呈现从封闭到开放，从抵抗到多变的历史发展趋势。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单线式历史观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