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冯契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要求和理论洞见，堪为当代中国的“成人之道”。“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对“自由的个性”的强调，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培育；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智慧的汲取，有益于激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文化认同。这一思想理念体现了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是“两个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冯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成人之道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冯契（1915-1995）是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作出创见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近年来，学界加强对冯契哲学思想的认识与研究，方克立提出要重视冯契思想与冯契学派 [1]，许全兴呼吁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要重视冯契哲学思想，郭齐勇指出冯先生的哲学思想及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其一，提出“广义认识论”；其二，创造性地建构系统的“智慧学说”；其三，倡导“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2]关于前两点，学界多有研讨。至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学界主要从两种途径进行研讨，一是哲学思想方面的解读，此方面取得一定研究共识[3]；一是思想教育方面的解读，此方面相对薄弱，有待深入。实际上，冯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教育理念堪为当代中国的“成人之道”，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问题有深刻见解，值得阐发和重视。

一、“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是当代中国的“成人之道”

“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集中体现了冯契对现当代中国“成人之道”的核心理解，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如何培养人以及如何培养理想人格的重要诠释。它不仅典型地体现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的做人理想”[4]，更是“两个结合”视域下现当代中国的“成人之道”。“成人之道”就是“如何培养人”亦即理想人格的培养问题，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关于这个重要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以及近代以来的革命家有丰富论述。冯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讨论人能否成为圣人以及如何才能成为圣人的问题，这是理想人格的培养问题。“那么这种理想人格怎么培养呢？儒家认为要通过学习、教育和修养……从成人的途径来说，通过学习、教育和修养，以达到仁、智统一的人格，这也是原始儒家共同的主张。”[5]（P291-294）透过对以儒道两家关于“成人之道”的考察，冯先生指出，“圣可学而致”是儒家的传统看法，中国古代所讲的像纯金一样的“圣人”实际上是没有的，古代哲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没有真正成为现实，但是，真诚地、锲而不舍地在言论、行动、社会交往中贯彻理论，以至习以成性，将理论化为自己内在的德性，就可以成就自己的人格，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并可供借鉴的，比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为此他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

冯先生说：“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近代人对培养新人的要求，与古代人要使人成为圣贤、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我们所要培养的新人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不要求培养全智全能的圣人，也不承认有终极意义的觉悟和绝对意义的自由。”[6]（P309-310）平民化自由人格的核心在于肯认人人都有要求自由以及自由劳动的权利，人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以及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要求；并且，它就是在成就这种要求与理想的实践过程中得以证立的。由此可以看到，平民化自由人格与儒家传统所谓“人皆为尧舜”的圣贤人格有重要区别：前者基于人的权利，强调人格在实践中的成就；后者主要是道德人格，以德性的培养为主。更重要的是，平民化自由人格扬弃具有形而上学终极意义的人格型态，将人与人格的培养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实践观的视野当中，强调实践与教育的结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从理论上看，“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的提出与冯先生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革命家的相关论说的体认有直接关系。在梁启超那里，平民化自由人格成为塑造和培养新民人格的核心内涵，他指出：“二十世纪以后将无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于非常人之徵号也。畴昔所谓非常者，今则常人皆能之，于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词，遂可以不出现。”[7]（P466）这就将传统的道德人格变革为法权人格，指出这种权利是平民化的。由此可知，冯先生“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与梁启超的相关论说有密切关系。然而，前者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培养新人问题的立场出发的，在根本上是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学理论，即用马克思主义阐明当代中国的“成人之道”。

二、“自由的个性”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培育问题

“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既是冯先生的哲学学说，更是教育思想理念。“自由的个性”是理解冯先生“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教育思想的关键之处。首先，“自由的个性”与自由人格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其个体方面的体现就是展现为自由人格的塑造。其次，自由人格需要在劳动实践及其解放中获得，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完成。冯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关自由人格的追求是深为认同的。然后，“自由的个性”是人格的内在规定性；抑或说，“我”作为自由的个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种关于“自由的个性”的论说启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培育不能忽视自觉与自愿的统一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要使教育双方的主体性达到全面发展和他们的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的个性”的阶段。

依冯先生之见，平民化自由人格“首先要求成为自由的个性”[8]（P320），“自由的个性”必定以自由人格为基本前提。所谓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理想得到实现。”[9]（P3）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来说，人把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为我之物又使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本身是自在于主体之中的，而为我之物使人的本质力量成为自为的。由自在而自为，这就是自由。总括而言，冯先生从认识、价值和实践层面对自由进行阐述。可贵的是，他不但指出“人的理想得到实现”是动态实践过程，而且指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共产党人忽视“自愿原则”的弊病。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自由观，对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内涵有理论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应该达到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的统一。

与自由相比，冯先生对人格的讨论简略得多[10]（P187-188）。近代中国，梁启超为了变革传统的道德人格观，特地从权利的角度强调人格内涵，这种做法在冯先生这里得到一定继承。但要注意的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教育理念中的人格观并没有否定其与道德品质的关系，如冯先生所论，“人格”这个词通常只用来指有德性主体，一个伪君子、市侩、卖国贼，是丧失了人格的人，而真正有价值的人格是自由的人格：“自由人格就是有自由德性的人格，在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中，理想化为信念、成为德性，就是精神成了具有自由的人格。所以人格是承担理想的主体，也是实现理想的结果。”[11]（P38）从教育实践来说，自由人格离不开“化理论为德性”的具体过程，自由人格的实质就在于个体的理想或理论“由自在而自为”的实践过程。为此，冯先生特别指出：“自由的人格要一个个培养，没有抽象的理想人格。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是有个性的人。离开个性怎样培养共产主义战士？……因此，培养自觉的人格，首先要通过实践，当然也要经过教育。实践本身也是教育，但还得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多种社会教育，包含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方面。”[12]（P179-183）在冯先生看来，不仅自由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自由人格同样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换言之，并不存在抽象的或绝对意义的自由或自由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人格必定是个性化的。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立场，冯先生从广义教育的视角看到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自觉的人格方面的单一化倾向，“中国儒家的传统是强调自觉原则忽视自愿原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自愿原则依然有所忽视”[13]（P382）。为此他反复强调，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要做到自觉与自愿的统一。“真正自由的道德行为，应该是自愿和自觉原则的统一、理智和意志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14]（P222）。“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意在尊重个体的主体性，不承认此就谈不上自由；个体没有自我选择的意志自由，也就无人格可言。[15]（P271）这就意味着，要想成为自由的人格，必须先要求成为自由的个性。对此冯先生有极富哲学意味的重要论说，他指出：“‘我’在我所创造的价值领域里或我所享受的精神境界中是一个主宰者。‘我’主宰着这个领域，这些创造物、价值是我的精神的创造，是我的精神的表现。这样，‘我’作为自由的个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16]（P321）以龚自珍为代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呼唤作为“主宰者”的“我”。“‘我’作为自由的个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意在从哲学上突出“自由的个性”是“我”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我”应该作为“自由的个性”而存在，而不是其他什么存在。这种观点启示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体认应当是“自由的个性”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以肯认和实现“自由的个性”为基本前提。没有自由平等的个体，就无所谓由“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构成的社会群众和现代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难以真正做到“思想掌握群众”。[17]（P117-119）

在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冯契对“自由的个性”的肯认和强调十分突出，这基于他自身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从更高意义上来说，整个智慧说的主体就是具有“自由的个性”的人（人类），因此，“智慧说三篇”的结尾处（《人的自由与真善美》）阐发道，智慧给予人类以自由，而且是最高的自由，当智慧化为人的德性，“自由的个性”就具有本体论意义。“自由的个性”通过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通过人化的自然和人道的自然化，达到人与自然动态的和谐一致。”[18]（P347）“自由的个性”的本体论意义的获得只能通过具体实践，人要达到“自由的个性”只能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其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的基础之上。这些论说既标识着冯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本色，又体现出他融贯中西思想的世界哲学视域。[19]此外，冯先生对李大钊“个性自由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教育观有所继承，表明他并没有一味抬高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群众性或阶级性。

三、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对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冯契长期在高等师范院校（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与哲学系）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种生命体验与思考使其最终创造出广义的教育哲学体系，它是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和教育的系统说明和研究。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教育理念更能得到体认。“平民化”这一从李大钊平民主义思想中创造性地转借过来的词汇，指示着冯先生对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基本途径的拓展。这些思考对当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实现有理论帮助。

在冯先生看来，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基本途径有三条：其一，实践和教育相结合。其二，世界观的培养和智育、德育、美育的统一。其三，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他认为，实践和教育相结合是培养自由人格的根本途径，这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环境正是由人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成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P134）马克思意在指出，人在实践中受到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是相互影响的，只有在实践中才得以体现和展开。用冯先生的话说，“在实践中受教育”既意味着实践和教育必须相结合，又表明教育本身具有实践性的特质。或者说，广义的教育就是人的实践性活动，教育的主体性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这些“现实的个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冯先生此处讨论的是广义教育问题，但从其论说可以知晓，他十分强调教育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对马克思所说的把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有所吸收和阐发。

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灌输，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思想掌握群众”，列宁则提出“灌输”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是正面体现和揭示“灌输”规律及其质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性质并不意味着受教育者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相反，“灌输”性质及其效果的实现有赖于受教育主体性的彰显。冯先生具有多年教育实践经验，认为对教育主体以及受教育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强调更有益于教育实践。他明确指出，教育一定要使受教育者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个性得到信任、尊重，这样才能正常地发育、成长。[21]（P316-317）思想政治教育亦不能例外。

所谓的世界观的培养和智育、德育、美育的统一，就是要确保教育活动的有效主体。正如论者所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基本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主体的培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22]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教育活动的有效主体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生观贯彻到自己的行动。冯先生态度严正地指出：“这里最关键的是要使人们真正具体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世界观教育不能够离开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统一地来贯彻世界观教育。过去有一种偏向，讲阶级斗争为纲，把教育服从于政治，把政治思想教育看作是唯一重要的，这样造就的人是片面的。”[23]（P315-316）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广义的教育范畴，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替代其他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说，只有融入到广义的教育范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更好地体现其特质和地位。在冯先生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极端化、片面化，应该予以批判和扬弃。真正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应当具体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过程，实质上是“思想掌握群众”的内在命题。冯先生对党思想政治教育以往存在的弊端直言不讳，展现他对时代的真切感受及其真诚的为人为学品格。

冯先生的智慧说以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基于他对时代问题的真切感受，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因此，他说“培养自由人格的基本途径，归结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化理论为德性”[24]（P318）。“化理论为德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反复确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当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确认为教育活动（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信念、信仰，要比以往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从知识视野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要汲取儒家传统的人性论、知行观等思想营养。冯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讲习与性成，‘习’主要是指道德的实践及学习修养，经过近代哲学家的探讨，习开始获得了更广的意义。由此进一步发展，则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有了实践观点，便使习以成性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本质被看作是实践过程的产物。这就对人的本质开始有了真正科学的理解。”[25]（P39-41）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创造性贡献，在于具备世界哲学和比较哲学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智慧以及近代思想都有精深的理解，对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比较精通。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就出现了平民教育思潮，如梁启超的“新民说”、李大钊的“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理想等，但是并未形成系统的思想理论，冯契先生适应时代的要求，对近代怎样培养新人的做法作了总结，沿着李大钊等人指出的道路，进而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这一学说丰富和创新了我国关于理想人格的探讨，有益于当代人生价值哲学的建构，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需求，体现出重要的教育思想价值。归根结底，教育的根本无非是培养人的活动，丰富人的主体性，完善人的本质。以“平民化自由人格”学说为当代人的理想人格形象，有益于教育主体性的确立，实现和发展人的主体性。“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问题以及主体间性意涵都有所阐发，特别是对教育客体的主体性问题的强调，启示我们既要发展人的主体性，又要引导人的主体性，发展共同体中的个人主体性即交互主体性[26]，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他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作为培养人的教育活动，应该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冯先生的阐发之下，“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学说体现了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是“两个结合”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表现出对党的教育活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问题的独到思考，具有鲜明的思想个性和中国气派；与此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文化认同问题作了很好探索。因此，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对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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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哲学研究”（23YBA002）

作者简介：

程  诺，女，（2000.08）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