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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与C反应蛋白（CRP）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不同阶段血流感染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23.1-2024.6在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发生血流感染的allo-HSCT后患者作为感染组，选择同期血培养阴性的allo-HSCT后患者设为非血流感染组，根据移植后100天内是否发生血流感染分为A组（≤100天感染），B组（＞100天感染），C组（≤100天未感染），D组（＞100天未感染），收集4组的临床特征，感染组病原菌分布，比较4组的PCT与CRP水平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PCT与CRP对allo-HSCT后血流感染100天内和100天外的诊断效能。结果 四组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组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三组。感染组的PCT、CRP水平均高于非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组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共139（60.70%）例，A组的PCT和CRP水平在G+、G-和真菌引起的allo-HSCT血流感染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 ），B组的G+、G-在PCT和CRP水平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B组G-与A组G-PCT水平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PCT和CRP诊断allo-HSCT后100天内血流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0.665和0.797，联合检测AUC为0.800；PCT和CRP诊断allo-HSCT后100天外血流感染的AUC分别是0.843和0.771，联合检测AUC为0.868。结论 allo-HSCT后血流感染病原菌主要为G-，100天外G-引起血流感染的炎症指标水平均高于G+引起的血流感染。PCT和CRP在allo-HSCT后不同阶段血流感染都有很高的诊断价值，两者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allo-HSCT后血流感染的诊断准确性。

关键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血流感染；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是治疗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遗传性代谢疾病及特定免疫缺陷病的有效手段[1]。血流感染（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是最为常见且最致命的并发症之一[2]。尽管血液培养被认为是诊断BSI金标准，但存在检出率低、检测周期较长等特点，无法满足临床对于快速准确诊断的需求。研究显示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和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这两种炎症标志物在多种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价值，已获得广泛认可[3][4]。不过有关CRP与PCT对移植后患者血流感染预测价值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评估CRP与PCT在allo-HSCT后患者中对BSI的诊断效能，探讨它们作为早期预警指标的潜力。

1材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在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发生血流感染的allo-HSCT后患者229例作为感染组（经微生物室培养出病原菌），其中男性 138例，女性91例，年龄1岁-68岁，平均年龄29（16，41）岁，根据移植后感染时间，将感染组细分为A组（≤100天），B组（＞100天）。选择同期血培养阴性的allo-HSCT后患者设为非血流感染组（160例）（有临床症状血培养阴性），其中男性98例，女性62例，年龄1-61岁，平均年龄19.5（9，34）岁。 根据移植后时间，将非血流感染组细分为C组（≤100天），D组（＞100天）。纳入标准：①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在我院病房发生血流感染的allo-HSCT患者；②符合allo-HSCT后血流感染的诊断标准；③在住院期间微生物实验室血培养检出病原菌阳性。排除标准：①剔除同一人重复菌株；②排除其他部位的感染、病毒感染以及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③剔除污染标本。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伦理批号：道培伦审批（2024）第30号）。

1.2仪器和试剂

血培养仪为VITEK BACT/ALERT 3D，血培养鉴定及药敏分析仪为VITEK2 COMPACT 60，PCT、CRP检测使用万孚飞测301干式免疫荧光检测仪（免疫荧光层析法）。

1.3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内容包括：（1）患者的基础临床情况：年龄、性别、移植信息等；（2）收集患者血流感染时的血培养鉴定结果（3）收集患者抽取血培养标本同时检测的PCT、CRP水平数据。所有检测均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进行。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范围）［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 - Wallis检验，两两比较使用Mann - Whitney U检验。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选择两项指标的最佳临界点、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敏感度、特异度。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CT与CRP联合诊断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血流感染价值，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四组一般资料比较

A、B、C、D四组组间性别比较（表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1.932，P＞0.05），四组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922，P＜0.05），其中C组年龄为16.00（8.00，29.50）岁，明显小于其他三组（P＜0.05）

2.2炎症指标差异

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比较（表2），感染组229例PCT水平为1.14（0.26，1.40）ng/mL，非感染组160例PCT水平为0.31（0.12，0.43）ng/mL，两组PCT总体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Z=-8.154，P＜0.001）。感染组CRP水平133.65（21.30，154.95）mg/L，非感染组CRP水平27.25（5.00，32.25）mg/L，两组CRP总体分布存在统计学差异（Z=-9.390，P＜0.001）。感染组水平均高于非感染组水平。

2.3感染组不同病原菌allo-HSCT后血流感染炎症指标比较

感染组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共139（60.70%）例，革兰阳性菌共76（33.19%）例，真菌14例（6.11%），如表3所示，A组的炎症指标在GPB、GNB和真菌引起的allo-HSCT血流感染中，PCT和CRP的水平无统计学差异（P＞0.05 ），B组的PCT和CRP在三种病原菌引起的allo-HSCT血流感染中，水平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两两比较发现，B组的GPB与GNB在PCT和CRP水平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allo-HSCT后100天外GNB引起血流感染的炎症指标水平均高于GPB引起的血流感染。

2.4炎症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allo-HSCT后血流感染的诊断价值

如表4及图1所示，PCT和CRP诊断allo-HSCT后100天内血流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0.665和0.797，约登指数分别为0.318和0.475，联合检测AUC为0.800；PCT和CRP诊断allo-HSCT后100天外血流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0.843和0.771，约登指数分别为1.533和1.458，，联合检测AUC为0.868。

3结果讨论

allo-HSCT是根治恶性血液病的唯一治疗方法，移植前患者因经受大剂量化疗导致骨髓抑制、黏膜损伤，联合免疫抑制剂应用，导致机体免疫力低下，极易合并感染[5]。在移植后的最初100天里，是患者经历急性排斥反应、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aGVHD）、感染和其他早期并发症风险最高的时期[6]。本研究显示，移植后血流感染的发生率与患者性别无关，移植后100天内未感染患者年龄小于其他组患者。相关研究表明年轻患者在HSCT后展现出了更为优越的免疫重建能力[7]，特别是对于年龄≤13岁的儿童患者不仅在移植后的免疫恢复方面表现出色，而且整体生存率也显著高于老年患者群体[8]。这主要得益于年轻患者通常伴有较少的基础疾病以及更强的身体耐受性，使得他们在面对移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强烈预处理方案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本研究结果显示，感染组的PCT和CRP水平显著高于非感染组，这一结论与既往文献[9]一致。以往研究显示PCT在不同细菌导致的血流感染中，往往是革兰阴性菌的PCT值高于革兰阳性细菌导致的血流感染[10]，我们研究显示在移植后100天内发生的血流感染中，GPB、GNB以及真菌PCT和CRP的水平无统计学差异，而在allo-HSCT后100天外GNB-BSI的炎症指标水平均高于GPB-BSI。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的应用，ATG通过靶向T淋巴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来抑制免疫反应，使用ATG后由于细胞分裂释放细胞因子或作为异种抗原引发的免疫反应导致PCT假性升高[11]，另一方面原因可能是ATG还影响其他炎症介质的表达，如细胞因子（IL-6、TNF-α等），这些因子在炎症反应中起关键作用。因此，对于接受ATG治疗的患者，尤其是在怀疑有感染或GVHD的情况下，应结合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和其他实验室检测综合判断[12]。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PCT和CRP单独与联合检测allo-HSCT后不同阶段血流感染都有很高的诊断价值，其中PCT和CRP诊断allo-HSCT后100天内血流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0.665和0.797，联合检测AUC为0.800，Cut-off值分别为0.525ng/mL和43.17mg/L，与徐文艳[13]以往研究allo-HSCT后中性粒细胞减少期PCT的诊断价值基本一致。PCT和CRP诊断allo-HSCT后100天外血流感染的AUC分别是0.843和0.771，联合检测AUC为0.868，Cut-off值分别为0.245ng/mL和33.625mg/L，二者诊断价值均高于王琳[14]的PCT和CRP对血液病患者HSCT后稳定期肺部感染的诊断价值，这可能与不同的感染部位以及炎症因子不同仪器的检测方法学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医院allo-HSCT后血流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菌，PCT和CRP对allo-HSCT后血流感染都有价值很高的诊断价值，且两者联合使用可以提高诊断准确性。特别是在移植后超过100天的情况下，PCT对血流感染的诊断效能更优，且革兰阴性菌感染时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医生可以考虑将PCT和CRP作为辅助诊断工具，以更好地识别和管理接受过allo-HSCT后血流感染情况。此外，考虑到不同的时间点，可能需要调整诊断策略，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感染状态。

参考文献

[1]高思雨，姚莉红，边志磊，等.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短期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4， 28 （13）： 2009-2016.

[2]Lee L，Barsoumian A，Brown A，et al.Rates of Microbiologically Diagnosed Infection and Pathogen Detection i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Patients[J].Military medicine，2016，181（11）：e1685-e1691.

[3]孟淑艳.血清NT-proBNP、IL-6、PCT、CRP水平联合检测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肺部感染诊断中的效能[J].中国民康医学，2024，36（20）：110-112.

[4]秦小菀，朱萍，惠晓霞，等. PCT与CRP和WBC及前白蛋白联合检测对儿科感染性疾病早期诊断的价值 [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9，29 （01）：146-148+156.

[5]Isles N.S.，Mu A.，Kwong J.C.Howden B.P.Stinear T.P.．Gut microbiome signatures and host colonization with multidrug-resistant bacteria[J]．Trends in Microbiology，2022，30（9）：853-865

[6]王紫薇，王健民.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预测及诊断标志物研究进展[J]．Chinese Journal of Hematology，2015，36（2）：-1

[7]Kalwak， Krzysztof et al.“Immune reconstitution after ha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children： immunophenotype analysis with regard to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eed of recovery.”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vol. 118，1 （2002）： 74-89. doi：10.1046/j.1365-2141.2002.03560.x

[8]Siddiq， Awais et al. “Prognostic Factors Affecting Day+100 Survival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llogeneic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Acute Leukaemia - A Single Centre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Pakistan ： JCPSP vol. 34，11 （2024）： 1287-1293. doi：10.29271/jcpsp.2024.11.1287

[9]Mori， Yasuo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serum procalcitonin and C-reactive protein for infections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ersus nontransplant setting.” Internal medicine （Tokyo， Japan） vol. 50，19 （2011）： 2149-55. doi：10.2169/internalmedicine.50.5798

[10]刘霞，陈慧敏，朱文俊，等.血清PCT、CRP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辅助诊断血流感染的临床价值 [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22，32（16）：2416-2419.

[11]Shima，Takahiro et al.“Procalcitonin elevation in febrile recipients during pre-transplant conditioning with anti-thymocyte globulin.”Blood cell therapy vol. 7，2 49-55.26 Apr.2024，doi：10.31547/bct-2023-033

[12]戈慧.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应用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阶段检测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及体温对感染的诊断价值[D]. 南方医科大学， 2016.

[13]徐文艳. 降钙素原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中性粒细胞减少期的临床价值研究[D]. 苏州大学， 2023. DOI：10.27351/d.cnki.gszhu.2023.002248.

[14]王琳，萧尔雅，潘文英，等.血液病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分布和血清PCT水平变化及意义 [J/OL].检验医学与临床，1-8[2024-12-17].

作者简介：康蒙，1988年5月，女，汉族，河北廊坊，本科，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诊断。

*通信作者及指导教师：王明永，1976年5月，男，汉族，河南新乡，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抗感染免疫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