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资本主义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既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走出经济困境，保持市场繁荣的希望。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技术应用，数字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风险特征给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埋藏下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通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来重新认识、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经济风险，不仅可以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掌握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还可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避免经济危机的风险和挑战。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经济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是“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1]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数字经济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被视为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背景下，有乐观的观点认为：数字经济不但可以化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困境，还可以保证资本主义市场的“长期繁荣”。但正如丹·席勒所说：“一旦资本主义再次重生，下一次危机的种子早已深埋于政治经济结构中。那么，一方面，不断崛起的数字资本主义强有力地推动资本的重新积累；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引发天翻地覆的矛盾和张力。”[2] 事实上，席勒的观点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无论是20世纪末美国的互联网投机泡沫，还是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都昭示了资本主义下的数字经济存在着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适用性

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风险，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并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例如丹·席勒将数字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次变革，数字变革的发生同时也注定了数字化衰退的命运。这种衰退主要表现为“资本延长使用雇佣劳动，资本寻找商品化的新场所并时常遭遇挑战，变化无常的资本危机，以及甚嚣尘上的金融投机行为催生了经济萧条与衰退。”[3] 尼克·斯尔尼塞克指出数字经济虽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领域，但“由于数字经济成为当代经济中日益普遍的基础设施，所以一旦数字经济崩溃，将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4] 与上面两位学者不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是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理解数字劳动并指出了数字劳动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联系。福克斯坚定地认为马克思理论所固有的批判性和辩证性是理解、分析、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他的观点也提醒我们：要想清楚地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风险，依然还是要坚持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来分析。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行科学性和系统性研究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条件、原因、实质、结果并对危机的种类、生成路径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以及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时至今日，虽然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仍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即便是在“数字时代”，这些理论仍具有强大的适用性。

（一）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没有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内在地要求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占有，生产要服从整个社会的需要。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却让生产服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另一方面，劳动者在这一扩张过程中，所承受的剥削更为严重，生活更加贫困，再加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出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

数字资本主义是技术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当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被广泛商业化时，也曾有不少人畅想数字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希望。但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任何先进的技术应用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实现资本的最大增值。当人们还在感慨谷歌、脸书和亚马逊技术的强大，一个个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的数字平台却见证了大型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的诞生。网络和平台上各种精准投放的广告不断制造出虚假的需求以诱导消费者无限制的消费，民众不断透支的支付能力让消费能力不足的噩梦依然困扰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数字化的劳动也没有减轻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不管是硬件制造还是软件开发都没有逃脱被剥削的命运，就连大量的社交媒体用户都不自觉地成为无酬的数字劳动者，制造出被企业或媒体平台无偿占有的数据商品。一旦这些数据商品被卖给广告客户，企业或媒体平台就能获得大量的利润。数字时代的真正危险是人们陶醉于技术进步的成就中，感慨于新技术带来的新市场、新就业机会、新的利润空间，却忽视了那增长背后掩盖的矛盾、剥削和对抗。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直到今天仍是洞察这些矛盾，直击问题本质的利器。

（二）数字资本主义并未脱离周期性危机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马克思指出：“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5]  2008年的金融危机曾给资本主义经济以沉重打击，即使在危机过去的数年中，金融风暴和经济停滞的症状依然没有消退。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却不会因为经济衰退而停止，在金融业重创之后，通信和信息产业、互联网平台、软件制造业等各种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行业就成为资本主义投资的重点，或者说成为资本主义攫取高额利润的新工具。以美国的信息与通信行业为例，“2011年，投资规模高达805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8%。”“官方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信息产业总收入达1.08万亿美元，2011年为1.17万亿美元。”[6] 毫无疑问，信息通信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互联网平台、数字服务和各种应用程序也陆续成为利润的新源泉。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高涨的市场繁荣，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大量丰厚的利润，这些暂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却不能避免危机的再次降临。资本主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是表面，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也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只要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即便是作为新经济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也无法挣脱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枷锁。

（三）数字资本主义下的阶级矛盾依然尖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7] 进入数字时代以来，资本家为了解决利润率不断下降的问题，利用新兴的数字技术加强对生产机器等固定设备的改进，对生产劳动的进行了数字替代，大量的传统生产岗位被取代，劳动者不得不面临降薪或失业的困境。而大量短时工和非固定工作的出现，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变得更加隐蔽。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不断削减国家福利、社会保障和教育支出，弱化劳动权利，采用低薪或无薪的生产形式来达到降低工资总和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帮助资本去降低劳动力的价格，甚至最后低于人类生存所需的最低价值。尽管剥削依然沉重，但引发劳动者普遍就业恐慌的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如果“机器取代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那么大量数字时代的相对过剩人口将如何展开自救？数字时代的劳动者还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中寻找答案。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风险

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数字资本主义带来新的数字经济的同时，也把新的危机和风险带到现实中。虽然尚未有“纯粹”的数字经济危机发生，但危机的风险却没有消除，甚至有扩大和蔓延的趋势。当我们通过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分析这些风险时，就会发现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数字资本主义金融化的风险。

数字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就是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结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高度金融化的战略。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风险衍生品（汇率、期权）被制造出来而成为新的盈利工具。在银行内部，计算机系统最初主要用于处理储蓄和借贷业务，随着互联网的联结，异地结算和电子金融业务开始普及，更加智能的自动交易数据分析与处理使数字网络成为金融行业的运营基础。依托网络化的金融体系，美国金融机构疯狂地向社会倾销名目繁多的债券和借款，鼓励人们进行负债消费。但是，债务就是潜在的危机火药桶。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了高额的利润，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牺牲客户利益，挪用账户资金或者操控汇率市场，各种评级机构也把大量不可靠证券、债券、股票评级为高回报，完全无视其中的财务风险。因此，当2007年出现大量抵押者无法支付按揭贷款时，美国的金融体系开始崩坍。而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会演变为后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网络支持产品和工具被广泛用来加强全球的金融体系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对数字经济的渗透也同样潜藏着经济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数字平台出现。平台的核心是数据，数据产生的源泉是用户的活动，平台可以用特定的传感器来捕获数据并用海量的存储系统进行数据收集和维护。“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8] 数字平台是一种新型的盈利模式。它既可以通过提取用户的信息进行精准的数据分析，然后用分析的结果来销售广告空间；也可以把与数字业务相关的硬件或软件进行出租，收取不菲的租金；还可以与工业企业合作，构建数字生产平台并提供数字服务或者为商业用户提供下载服务，定期收取订阅费。

但是，数字平台的构建的初期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用来储存数据的硬件设施还是前期的技术开发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再加上为了吸引足够多的用户以及在竞争中能够占据优势，数字平台往往不得不依赖金融资本的扶持。而且，金融资本在资助数字平台的时候，也会优先支持那些已经占据市场优势的平台，让这些平台形成所谓的“数字垄断”或“数据垄断”，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资本与数字平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金融风险就轻而易举地被附加在数字平台之上。

（二）数字资本主义过剩化的风险。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基本的现象和特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科技的创业浪潮，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由于缺乏监管，这其中也不乏大量为套取投资人资金打着“融资”旗号的创业骗子公司。可是互联网高回报的诱惑使得很多科技公司刚一上市股价就疯涨。到2000年时，因为美联储连续提高了利率，收缩了货币和信贷政策，引发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股价开始急剧下跌，大量互联网股票被抛售，互联网公司在耗尽资金后不得不面临被收购或清盘的命运。而在互联网泡沫崩盘后，资本撤出了股市，转而把资金投向下一个可以盈利和炒作的行业——美国的房地产，于是房地产的泡沫开始形成，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无论是互联网行业，还是房地产行业，资本的目的就是实现增值、获得利润，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资本就会寻求新的对象，继续营造经济膨胀的泡沫并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收益。金融危机后，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资本积累的新途径也出现了，“在经济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往往会重组。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剥削模式、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积累资本的新途径。”[9] 除了与金融资本密切结合的数字平台已经成为资本敛财的工具外，近些年生成式的AI模型也逐渐被华尔街的金融机构盯上，大量的资本热衷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商业掘金，竞相去打造所谓的AI帝国。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人工智能行业来说，过度的投资不仅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还很可能扼杀人工智能的发展前途。数字技术的进步虽然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从数字时代向智能时代变革，但因为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增值，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技术发展的越快也往往意味着形成经济泡沫的风险越大。

（三）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风险。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不是新的经济现象。对于现代生产而言，互联网的数字连接所具有的即时性、通用性和大体量却更适应现代协同性生产的要求。通过网络和专属的数据系统，企业不仅能够将内部分散的生产体系进行系统的整合和沟通，还能打造出在线系统，完成生产、装配、运输和销售等流程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最大限度地开发了协作劳动的潜能。

但是，数字技术虽然能够帮助资本主义生产实现利润最大化，数字经济也被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如果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尤其是在数字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后，数字霸权和数字鸿沟的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美国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国内数字平台的全球化垄断，它凭借其超强的数字经济地位不断地在全球制造不平等，明目张胆地以强凌弱。虽然各国都积极参与互联网和数字产业的建设，但美国仍在全球互联网领域中占据绝对的优势，无论是互联网的运营管理、政策制定还是互联网技术标准的主导权，都牢牢地掌握占与美国密切相关的机构中，数字的尖端技术和高端的服务也依然集中在美国的数字企业中。为了维护自身在数字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美国不惜推行单边的网络保护主义，大肆遏制和封锁其他国家的数字技术的发展。甚至利用本国的数字平台对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非法的数字监控，完全无视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数字权利。

美国的数字霸权也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加剧。以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生产为例，负责开采数字产品所需矿物的非洲国家往往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那里的采矿工人被高强度的剥削。软件是印度的主要出口服务业，但印度软件工程师们创造的劳动价值并没有保留在本国，也没有使印度人民受益，因为这个行业被外国资本控制。大量的电子垃圾产生于富裕国家，最后却倾倒于贫穷国家，去损害那里人民的健康并污染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样是处在数字生产链条中，美国占据了链条的最前端，它不但把控了生产的控制权，还对关键的技术进行封锁以维护自身的绝对优势。那些负责提供原料、生产制造和外包服务的国家不仅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反而处在另一种风险之下：一旦美国将数字生产当作疯狂投资和盈利的对象，全世界的数字生产就会有过剩的风险。

三、应对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对策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全球化新形态的引领者。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和重要动力。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同时存在的事实。中国不仅重度参与全球的数字分工，还与各个国家的数字生产紧密联系。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数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未知风险，避免被拖拽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必需高度重视和应对的问题。

（一）加强金融监管，避免数字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数字经济目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发展速度最快、影响力最强的领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由于数字经济具有“低成本”和“高收益”的特点，往往会成为社会投资的热点。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防止过度的市场炒作，防范数字技术与金融投资结合所带来的经济风险。更要注意来自境外的风险投资，切实保障国家金融安全，防止境外金融资本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垄断和操控。另外，还要重视网络虚拟货币和网络金融的影响，可以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或网络银行对虚拟货币进行监管，保证网络货币交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二）完善资本市场，避免数字经济的过度积累。数字经济虽然在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畅通经济循环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我们要积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要求，不断清除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营造规范有序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而不是片面追求高额利润，急于求成，把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聚敛财富的工具和手段。我们要警惕和遏制国际资本的盲目扩张，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性的资本流动炒作数字经济概念和产品，避免形成数字经济泡沫。另外，我们既要为数字企业和平台创造适度宽松的外部环境，也要防止数字平台做大做强后形成高度垄断，去遏制其他企业的发展。

（三）构建独立自主的数字经济体系，尽快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解绑。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经济要素和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格局的关键力量。为了避免出现数字经济中“卡脖子”的现象，早日摆脱受制于人的状况，我们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适度优势，加大对数字经济基础的研发和整合，尽快突破核心技术的限制，让自主知识产权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坚实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牵住数字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0] 除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自立自强外，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去，开展多边的数字治理合作，有效地增强抵御未来数字经济风险的能力，从而脱离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捆绑。

参考文献：

[1]森健、日户浩之. 数字资本主义[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35.

[2]丹·希勒.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7.

[3]丹·希勒.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9.

[4]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109.

[6]丹·希勒.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14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83.

[8]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50.

[9]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42.

[10]习近平. 习近平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206.

作者简介：1. 周子林 （1996-）， 女，汉族，湖南岳阳人，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 马新颖（1978-），女，汉族，河南宝丰人，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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