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同年创办大冶铁矿。为解决材料和设备问题，1898年开发江西萍乡煤矿。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加之自身经营不善，汉阳铁厂濒临破产。1908年，三家企业合并扩充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为中国近代首家集采矿、炼铁、开煤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本文将以汉冶萍企业集团为例，探讨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国情下，企业集团形成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因素，以期为今天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集团；汉冶萍

前言

在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集团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集团”的名称虽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出现的，但在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类似的组织早已存在，而且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已经使用了“企业集团”这一名称。“企业集团”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以拥有一定地位或资金的人物为核心，建立起一系列以资金为主要联系纽带，在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互相联系，进行某种行业或多种行业生产或经营的企业[1]。

近代企业集团的创业时期大都在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一战期间，因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1912年至1921年整整十年的时间是企业集团和近代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922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几年间，企业集团都获得了发展，并且在30年代达到顶峰。企业集团作为近代一种新兴的产物，其形成的过程、原因、作用等问题，是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本文之所以选取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它是近代第一所钢铁联合企业，意义非凡，十分具有代表性，以它为例似可一窥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汉阳铁厂之建立与挫折

清末，清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深刻意识到西方的船坚利炮无法逾越，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地主阶级洋务派就展开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创办了一大批军用和民用企业，企图“师夷长技以夷”，铁路、电报、新闻报刊、银行等事业也发展起来。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很早就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欧美各国的崛起，也与铁路的发展息息相关，铁路是经济发展的咽喉，沟通了各个地区之间，甚至是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因此，当时的中国发展铁路事业已是刻不容缓。

1889年4月，张之洞向朝廷上奏，吁请修建卢汉铁路。该铁路从北京的卢沟桥出发，途径河南，最终抵达湖北的汉口镇，是贯通帝国南北的大动脉。卢汉铁路若能建成，对于大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之洞的主张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支持，清廷随即将其任命为湖广总督，负责卢汉铁路事宜。铁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钢铁，当时有不少外国钢铁公司提出卢汉铁路的钢铁由他们供应，但是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就得用中国人造的钢铁，汉阳铁厂就此诞生，因此汉阳铁厂建立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卢汉铁路的钢铁供应。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汉阳铁厂，开启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汉阳铁厂拥有生产生铁、熟铁、贝色麻钢、西门士钢、钢轨和铁货六大厂，机器、铸铁、打铁、造鱼片钩钉四小厂，此外还有大冶铁山开矿机器、运矿铁路通至黄石港、汉阳水陆码头，以及马鞍山、王三石煤井工程等，规模宏伟，在开办之初势头正好[2]。在汉阳铁厂创办的第四年，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水，震惊世界。之后汉阳铁厂产品曾出口到日本、美国、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地。至辛亥革命前，汉阳铁厂共有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但是，汉阳铁厂在选址、资金与成本、燃料供应等方面缺乏科学的考虑，使铁厂在投入生产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举步维艰。首先是自开工以来就始终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汉阳铁厂初期完全由政府拨专款官办，但是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需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赎辽费”，加之此前清政府因国内国外战争所耗费之庞大军费，财政困窘万分，实难再有财力支持官办企业。因此，从1894-1895年近一年内“皆系无米之炊，课虚责有，勉强腾挪支柱”。即便后期转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本也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实际问题，难以维系日常开支。

铁厂经营不善，固然和资金断裂有关，但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个重要的原因。汉阳铁厂初建时经历了选址之争，张之洞提议将其设在武汉，是考虑到产品的运销问题，但是作为铁厂，既不靠近铁矿，也不邻近煤矿，导致原材料供应困难，增加成本的同时，还严重影响了效率[3]。更重要的是，铁厂所生产的铁质量远不如外国，其原因在于所提供的煤铁矿中含磷量较高，而张之洞订购的贝色麻炼钢炉不能去除铁水中的磷质，生产后的钢材磷质过高，柔顺性不足，钢材容易断裂。因其质量不高，其生产的钢铁无法开阔更广阔的市场，最终因收支失衡而经营困难。总之，虽然汉阳铁厂在开办之初受到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扶持，看似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然是举步维艰，为了不让当时钢铁工业的发展被停滞，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只能采取补救措施来挽救这一残局，即组建一个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于一身的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

二、汉冶萍集团形成及其成因、特征

1908年3月26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中国近代首家集采矿、炼铁、开煤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由此诞生。汉冶萍公司成立后，招附新股1300多万元，解决了部分资金短缺问题，厂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连续3年盈利，初步改变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实际上，从1896年招商承办后，截至1910年汉冶萍的产量基本上是逐年上升的，至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达到年产钢7万吨，铁砂50万吨的规模，拥有工人7000余人，钢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4]。

“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各国战争不断，钢铁的需求量增加，汉冶萍公司每日约产生铁700吨、钢210吨；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50～60万吨；萍乡煤矿年产煤90多万吨，产焦23～26万吨。各类产品供不应求，共获利2940多万元。这一时期，汉冶萍公司又购置了一批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批合资企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5]。总的来说，三所公司合并确实产生了正面价值，我们有必要对其成因进行探讨。

（一）官方扶持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在特定的时期，国家政策甚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绝对的掌控作用。

在汉阳铁厂的创办过程中，从一开始清政府就从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筹办时斥以巨资，不仅由户部筹拨经费，还每年将全国各地所收地丁饷银、厘金、盐厘、海防军费的部分金额调拨给汉阳铁厂，甚至是其他企业的报效额也将部分划分给铁厂，总金额达五百多万，占汉阳铁厂经费来源的33%[6]，可以说清政府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几乎是集各方势力支持铁厂筹办，在投产后也积极为其提供税收的优惠。即便在甲午战后清政府面临巨大赔款，张之洞仍然能向海军衙门请领两百多万办铁厂的官款，清政府对汉冶萍所花费的心血可见一斑。

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的起止时间内，清政府并没有停止对汉阳铁厂的经济扶持。解决了筹办经费问题，政府还协助公司进行国内及海外推广销售，委任盛宣怀主持铁路总公司，以便结合钢铁生产与铁路修筑之便利，为汉冶萍公司争取更多的订单及收益。因官方扶持，汉冶萍企业集团具有垄断性，几乎全国各地的钢铁供应都仰赖于它。汉冶萍合办之时，适逢修筑铁路高潮期，不只清政府大肆借款筑路，各省商绅也积极筹款兴建，而铁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汉阳铁厂适逢其会，供应了粤汉、京汉等路的钢轨。到1909年，汉冶萍公司的帐面上开始出现盈余，这是汉冶萍举借大量外债无法脱困后的盈利，对于汉冶萍来说已是较大的转机。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汉冶萍从创立到运营能够受到政府的支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发展扫清了部分障碍。

（二）内部经济因素

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发展方式多各多样，但一般都实行供、产、销的垂直联合与同业的横向联合中国近代企业集团最基本的发展形式，是实行产、供、销各部门的垂直联合，把原来市场中的交易关系，变为集团内部的协作关系[7]。近代特殊的经济环境能够产生企业集团，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盈利，盈利无非是“开源节流”，即收集资金、节约成本、创造营收。

以汉冶萍为例，首先，在资金筹措方面，单一企业的融资能力远不及企业集团，同一条件下，企业集团的信用值更高，它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重新组合，在较短的时间内吸引或集中大量资本。欧战前，我国近代的资金市场总的来说还不成熟，本小力微的钱庄无法满足近代工业的需要，我国的银行也未能与近代工商业相辅相成、同步发展[8]。因此，银行很难拿出多余资金扶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新兴企业，能吸收到的投资是相当有限的。汉阳铁厂开办不久后即因燃料供应成本问题而濒临破产的边缘，官方没有资金扶持，商股也很难筹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于1908年创办，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后，招集新股1300多万元，成为集勘探、冶炼、销售于一身的大型企业集团。解决了部分资金短缺问题，厂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连续3年盈利，初步改变了长期亏损的局面。

其次，关于企业集团运营的成本与营收问题。在同等条件下，单一企业生产的单个产品其成本是要大于企业集团的，其原因在于，企业一旦运营必会产生成本，而同一条生产线所产生的成本是固定的，而只有生产足够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销售收入，才能让收入大于成本支出，从这一方面讲，大型企业集团所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与之创造的营收要远大于单一企业。所以，单纯从经济层面讲，无论是现在还是近代，企业集团相对来说是一个最优选。在汉冶萍合办期间，盛宣怀也充分利用铁路总公司这一平台，加强与各省铁路公司之间业务联系，形成了遍布全国的铁轨销售网络，从而极大地拓展和延伸了市场销售空间。从1903年至1907年，中国铁路建设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汉冶萍得以向各省铁路公司推销汉厂的铁轨，因此承揽的铁轨供应也比较多，极大地推动了铁厂产品的销售[9]。

（三） 个人因素

在汉阳铁厂开办之初，盛宣怀就与张之洞在选址及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关于这一问题，学界研究也甚多。直到汉阳铁厂因经营不善几乎破产，到形成汉冶萍集团，盛宣怀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盛宣怀注意到汉阳铁厂当时存在的问题，不得不促使其将三厂合并。在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时，工厂实际上己濒临崩溃，而关于汉阳铁厂经营不善的原因，盛宣怀将其主要归结于燃料供应不足，这一点确实是汉阳铁厂从经营之初开始就存在的问题。张之洞在铁厂选址问题上，将其选定在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位置，但却离原料产地过远，导致原料运送困难，成本过高。因此，盛宣怀首先抓燃料问题，派德国矿师勘探煤矿。经勘明，江西萍乡煤矿“质佳苗旺”，适于炼焦，盛宣怀便于1898年圈购了萍乡煤矿，之后为了扩大再生产，又与1908年3月将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及汉阳铁厂合并为汉冶萍煤铁矿股份有限公司[10]。

其次是出于盛宣怀个人的私心。盛宣怀自1870年开始投入李鸿章幕僚下直到1916年的40多年中，凭借着日益膨胀的政治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积累和集中了庞大的资本，成为中国早期官僚资产阶级最富裕的人物之一[11]。他以其敏锐的直觉注意到了当时新兴企业的发展前景，投资了多个企业，汉阳铁厂也是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盛宣怀之所以要“控制”汉阳铁厂，也是看中了煤矿产业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其与铁路行业紧紧挂钩，牵一发而动全身，背后牵扯的利益也更多。当然，学界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是在甲午战后李鸿章势力骤减，为寻求张之洞为其提供政治庇护的交易。

总之，盛宣怀作为近代一位影响较大的商人、政客，其在近代经济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三、结语

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单一企业很难生存维系，不仅要独立摸索经营，处理公司自身问题，还要应对多方势力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这个时候，将相关企业进行联合成立企业集团便能够更好地扩张并增强竞争力，能够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中国近代企业集团的形成，顺应了近代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虽然最后因各种原因不免走向失败，但是其对于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当今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 李福英.规模扩张与近代企业集团的兴衰[J].贵州社会科学，2007，（11）：157-161.

[2] 张国辉.论汉冶萍公司的创建、发展和历史结局[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02）：1-28.

[3] 李海涛.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之历史平议[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3（05）：103-108.

[4] 赵晓雷.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J].史学月刊，1986，（05）：46-51.

[5] 黄敏.汉冶萍公司档案：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衰见证[J].中国档案，2024，（06）：30-31.

[6] 全汉昇著：汉冶萍公司史略，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版，第47页.

[7] 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形成的经济因素[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02）：45-50.

[8] 马俊亚.近代资金市场状况与企业集团的优势[J].浙江师大学报，1996，（01）：45-49.

[9] 左世元著：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07.

[10] 赵晓雷.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J].史学月刊，1986，（05）：46-51.

[11] 陈詩啓.盛宣怀的資本及其壟断活动[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03）：1-22.

作者简介：

叶倩，1999年生，湖北十堰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黄林震，2001年生，福建泉州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制度史；

周彤，1996年生，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