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类型化电视剧创作在追求实现类型化的同时也追求对类型化的突破，这就形成了类型化创作的悖论。在谍战剧创作中这种悖论具体体现为：类型化与非类型化叙事的悖论、类型化创作与反类型化叙事的悖论、谍战与“过度谍战”的悖论。相应的解悖策略在于：把握任务型、悬疑型技术展示与内容之间的平衡，围绕信仰成长类型剧创作深入挖掘，开拓战略谍战子类型剧的创作范式等。

关键词：类型化；悖论；解悖；谍战剧

一、类型化创作悖论：类型化与类型突破

中国国产电视剧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类型化创作模式。所谓类型化创作模式是指：“把题材、内容、叙事风格、影像风格、表演风格等相近似的剧作归为一类，总结艺术规律，形成创作模式，满足受众相应的审美期待。”[1]如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革命历史剧等。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细化的子类型剧，如家庭伦理剧中的亲子题材剧、老人题材剧、婆媳关系剧等。

这些类型剧的划分依据在于叙事主题的差异。当前，类型剧创作已经在电视剧市场中占据主体。可以说，中国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历程就是类型剧形成与发展、衍生与细化的历程，类型剧甚至“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唯一性，已经成为电视剧本身。”[2]

然而，当类型化创作模式形成以后，其可归属性也成为一种无形的限制，同时还带来“复制”问题。如某一类型剧“火”了，市场就会出现对这一类型剧的复制，甚至抄袭或“扒剧”。这势必对这一类型剧乃至整

个剧作生态产生破坏性影响。所以，真正“好剧”的创作需要不断对类型化剧作进行突破，由此，“类型化形成与类型化突破”作为两个创作维度，在形式上构成了悖论。“国产剧在艺术探索、市场检验和观众诉求的合力下，形成了相对稳定又成熟的类型化创作模式，继而又出现了解构原型、颠覆规则的类型突破。”[4]

二、谍战剧类型化创作悖论的表现

运用“对称逻辑”进行检验，上述悖论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悖论，因为它的表达结构呈现的是一种表达方式的交错：前者“类型化”表达的是一种创作模式意义上的类型化，后者“类型化突破”表达的并不是对创作模式的根本突破，而是侧重对叙事方式、叙事风格、叙事策略等方法手段意义上的突破。所以，二者并不构成内容上互为矛盾意义上的悖论，是可以解悖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国产剧在二者的同频共振中发展前行”的说法。

本文以谍战剧创作为视角，展开上述悖论的表现并提出相应的解悖策略。

（一）悖论之一：类型化创作与非类型化叙事之间

谍战剧创作较比其他类型剧而言，更讲究对既定表现手法的突破。从整体上来说，新时期谍战剧已经从单一叙事风格转向了多元素融合的叙事风格，实现了对传统谍战类型化的一种突破。从《暗算》《潜伏》，到《黎明之前》《悬崖》《面具》《风筝》《隐秘而伟大》等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如《面具》创作者“为打破类型化的限制，大胆地在多个方面进行了陌生化处理，主要表现在场景陌生化、视角陌生化、背景陌生化这三个方面……加入了新的美学元素——悲剧氛围，给观众以强烈的精神刺激。[5]再如《隐秘而伟大》创作者在剧中加入了青春、励志、偶像等元素，“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与娱乐性结合，让主旋律的传达既具有历史文化意蕴又符合时代风貌，轻喜剧的叙事风格与具有偶像气质的英雄形象同样迎合了年轻受众的审美期待。”[6]正是在这种多元叙事风格中，爱情、家庭伦理、偶像、职场等元素被纳入剧作之中。

从内容上来说，新时期谍战剧中“新型意识形态的表现体系”被逐渐建构出来，主要表现为：新时期谍战剧多以平和的方式而非激昂、激烈的方式表现信仰信念和革命精神；故事情节也从单纯的敌我较量转变为呈现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关系；谍战英雄也逐渐告别“高大全”的完美主义英雄形象，转变为各具特色的形象，如儒雅的余则成、钱之江，市井气浓厚的熊阔海、官员家庭的明家姐弟等。这种以更加生活化、通俗化方式书写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打破了传统谍战剧的刻板表达，给现代年轻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当然，这种探索与形式上寻求突破一样，也存在“诸如过度追求娱乐性而扭曲历史史实、故事内容欠缺严密的逻辑性、情感戏比例过多等问题”。[8]

（二）悖论之二：类型化创作与反类型化叙事之间

与“非类型化叙事”不同，“反类型化叙事”主要是指“以历史反思的动机，采用反类型化的叙事策略……以生存体验的方式进入历史，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谍战人生的某种本相。”[9]以生存体验的方式进入历史，在快餐文化充斥创作市场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反类型化叙事”试图缝合革命与世俗、革命与伦理这两种意识形态，这不仅存在偏离谍战类型化内核的倾向，而且有挑战主导意识形态的意图。

“非类型化叙事”、“反类型化叙事”大体上都属于叙事方式、叙事风格、叙事策略等“形式”意义上的，这种突破已经对“内容”产生了挑战，但没有达到取代内容的程度。这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需要创作者把握“历史叙事与艺术想象之间”、“构造故事与呈现历史之间”的平衡，以防止叙事形式偏离内容，防止以历史的个体性体验和差异性解读冲击主导意识形态。

（三）悖论之三：谍战与“过度谍战”之间

近年来谍战剧创作还出现一种现象：“以娱乐化和商业化为根本动机，为迎合市场需求，开始出现……将权谋较量看成一种‘智性游戏’来作为谍战故事的核心。”[10]这是一种“过度谍战”的表现。“过度谍战”导致谍战剧沦为一种权术与暴力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外衣，这是对“内容与形式”的本末颠倒。如此谍战剧传递出来的极可能是一种反人性、反秩序的价值观，是一种颠覆和破坏诚信、善良等道德观念的“野蛮生存法则”。而“谍战剧的宗旨应当是‘反谍战’的，如同战争题材作品的宗旨必然是‘反战’一样。”[11]谍战剧应该旗帜鲜明摒弃“过度”炫耀谍战暴力、阴谋诡计的创作取向。这涉及的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是无法通过平衡来调和的，必须进行鲜明的取舍。如果不进行取舍，则整个谍战类型剧的创作生命必将被其自身的过度形式所反噬。

类型剧中“警匪剧”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警匪剧以“好人坏人对比鲜明、对抗性比较激烈”等因素深受观众的喜爱。但在新世纪的头几年，“纪实性”警匪剧扎堆拍摄，取材多为现实案件，从表现力上一个比一个逼真。“不但将犯罪分子的作案策划、销毁证据、杀人灭口、逃窜流亡等描写得丝丝入扣，还将公安人员的办案过程也描写得十分详尽，简直就像一部‘犯罪指南’。”[12]警匪剧中渲染的犯罪情节，甚至被有的专家视为青少年犯罪的诱因之一。因此，热极一时的警匪剧纷纷下架。且不说中国“警匪剧”经历了这个过程，就是收视率很高的国外谍战片创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谍战剧创作要吸取这种教训，警惕“过度形式”对内容的遮蔽。

三、谍战剧创作解悖策略与类型化创作前景

无论如何解悖，都需要在明晰谍战剧这一类型内核基础上进行。关于谍战剧的内核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都认可“信仰”是其类型内核。正如文章指出的：“作为一种类型模式，对信仰的礼赞既是谍战剧的题中应有之义，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预知’的结局。”[13]坚守谍战剧创作宗旨，就是要不能偏离“信仰”内核。在此基础上，从对各种谍战子类型剧进行细化审视，以探求解悖策略。

（一）把握任务型、悬疑型谍战剧技术展示与内容的平衡

任务型、悬疑型谍战剧的主要特征在于以“完成任务”、“对抗较量的过程”、“惊险刺激的场面”为主要叙事线索。这种类型剧忽略谍战人本身的生命体验、社会历史背景、革命信仰等。我国建国初期的一些反特片多以“任务”为叙事主体，但由于片时短、故事集中，则其中对革命信仰的表达在内容比例上可以完成对信仰的崇高性解说。但对于更长片时的新时期谍战剧来说，需要同比增加信仰元素，否则很难实现“信仰的弘扬”与“任务的呈现”之间的平衡。只要任务型、悬疑型谍战剧结合充分的信仰表达，其仍可以在类型化与类型突破的同频共振中保持向好的创作成就和市场前景。所以，任务型、悬疑型谍战剧虽然具有一定的吸睛能力，但并不必然、自然而然具有可持续性发展前景。其发展前景寄托于创作者对谍战形式与信仰内核平衡的谨慎把握。

（二）推进信仰成长类子类型剧创作向纵深发展

新时期谍战子类型剧中有一种关注信仰确立、主人公成长型的谍战剧，可以称它为“信仰成长型谍战剧”。“信仰成长型谍战剧”与革命历史剧、抗日主题剧、革命人物主题剧等一样，都有明确的“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等理想信仰内容，但“信仰成长型谍战剧”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革命历史剧、抗日主题剧、革命人物主题剧中的“信仰”是作为共识性语境预设的，“信仰成长型谍战剧”中的“信仰”则是以在场的形式动态呈现的，信仰过程是被打开的，信仰本身是戏剧演绎的中心，即演绎信仰的确立、动摇、不同人对“信仰”的态度、围绕信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等。甚至围绕信仰产生的冲突构成了戏剧冲突的核心。如《暗算》中“听风”、“看风”讲述了新中国一代侦听人和破译人国家利益至上信念的形成和坚守过程；“捕风”通过钱之江与敌人机智周旋、用生命来传递情报的故事，展示了革命战争时期我地下党员对信仰的坚守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黎明之前》、《悬崖》通过刘新杰、周乙的谍战人生故事，展现了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信仰与情感、信仰与人性之间关系的拷问。《潜伏》通过我党成功策反的军统人员余则成的故事，展现了其对之前信仰的失望，到对共产主义的情感认同，再到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的历程。《面具》中军统特工李春秋同样在立场转变过程中面临着各种情感的纠结与矛盾。《隐秘而伟大》通过国民政府警察顾耀东的故事，讲述了解放前夕这位年轻人从对朴素正义的坚守，到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历程。《风筝》通过郑耀先解放前的卧底生涯以及解放后继续隐姓埋名的历程，展现了谍战人员穿越历史风尘、超越爱恨情仇，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守一生的历程。“这些人都是历经生死磨难最终才得到成长，这种符合普通人成长轨迹的新英雄书写方式……更侧重讲述普通人是如何在革命信仰的召唤下，一步步成长为拥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英雄”。[14]可以说，“信仰的冲突性与故事的紧张感”已经支撑起一种双冲突结构的谍战剧类型化创作新模式。

这种双冲突结构自然带来表现形式的新特点。

就叙事方式而言，新时期谍战剧已经从单一线性叙事转向了多维交叉叙事，已不再单一围绕“故事情节”展示单一成败结果，而是涵盖对历史的审视和对人物成长的关注，全景展示谍战人、谍战事、谍战史等。

就内容而言，新时期谍战剧对历史的展示更丰富。一方面“信仰”可以超越一时一事的成败，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对宏观历史进行描述与反思；另一方面，信仰选择、信仰坚守等正是在审视历史基础上做出的。所以，对历史的审视与人物“信仰”表达是互相需要、互相成全的，“信仰成长型谍战剧”将二者完美结合起来。

就人物塑造而言，“信仰成长型谍战剧”具有这种效应：一方面“坚定信仰的确立”是人物成长最重要的标志，而对信仰的演绎就是对人物成长最深刻的演绎；另一方面，“信仰”元素具有超强渗透性，可以串联人物生活、职场、革命斗争等多种场景，通过对信仰的认识、对信仰与情感关系的处理、对信仰与人性关系的思考等展现人物多种情愫。更为重要的是，以信仰为核心可以化解叙事伦理化、通俗化以及可能偏离谍战内核的风险。

总之，以信仰成长为核心的谍战剧，有利于将信仰的理性选择与人物的感性体验结合起来，有利于将信仰内核坚守与叙事丰富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整体上化解类型化创作与非类型化、反类型化叙事的悖论。谍战剧如果继续沿着这个子类型路线向纵深推进，必将有更加广阔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三）开拓战略谍战类子类型剧创作范式

如果说“信仰成长型谍战剧”的信仰成为戏剧演绎的中心，那么“战略型谍战剧”则是战略、历史成为戏剧演绎的中心。目前国产谍战剧中的“历史”大多作为背景存在，并不直接是内容本身。但有一种谍战剧是以历史本身作为主题的，被称为“战略谍战剧”。如《功勋》就具有战略谍战剧的气质。《功勋》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亚洲战场，当时欧洲战场大局已定，亚洲战场成为影响整个战争走向的关键。为了给日本致命一击，苏联制定了绝密的“雪崩计划”，这个计划实行的前提是尽快获取日本方面相关军事情报。这其中，获取日方情报可称之为战术谍战；而通过真假情报、真假间谍去推动“雪崩计划”实施则可称为战略谍战。《功勋》把这两种谍战融合在了一起。再如《胜算》，它的历史背景同样是二战后期的亚洲战场。为了实施“穆丹乌拉计划”（打击或消灭日本北进激进派，使日本北进计划破产），各种“小谍战”轮番上演，最后这些“小谍战”构成和促成了“穆丹乌拉计划”。战略谍战与战术谍战的不同之处，不在于谍术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战略谍战更侧重一种把“历史”本身纳入战略设计之中，其任务是改变历史的走向，而不是某一具体任务的完成。战略谍战类似于谍战剧中提到的“上峰”层面的战略谋划。这种类型的谍战剧创作在目前的谍战剧创作中并不多见。

在现实的情报战线中战略谍战是存在的。有人这样描述战略间谍：“他们不是去杀人放火，也不需要他们抛头露面……但这却是一个能彻底改变世界局势的最可怕的间谍。”[][15]如中国历史上的苏秦，耗尽半生“潜伏”于齐王身边，其战略目标“大者使齐毋谋燕，次可恶齐赵之交”。目标不可谓不大，若成功则改变的是一国甚至天下的形势。再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背后都有战略谍战和战略间谍的身影。甚至今天这样的战略间谍依然存在。如英在香港的“‘潜伏者’都属于‘战略特务’，不会干‘偷图纸’、玩绑架’、‘搞暗杀’的勾当，玩的是‘战略情报’。”[][16]

当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主观谋略去设计历史进程是一项复杂工程，不仅需要统筹众多特工，而且需要借助很多因素和条件才能推动实现，所以，战略谍战的实施相当艰巨，正如《胜算》中的台词“这一计划几无胜算”。对战略谍战的创作同样艰巨。然而，艺术创作的魅力恰在于此，通过艺术再现的方式，压缩时空、凝练线索、抽丝剥茧展现淹没在历史进程中的战略谍战。这是一项具有创造性、挑战性的艺术创作过程，这种类型剧因此先天具有一种史诗剧、大戏的基因。

战略谍战剧不仅是一种谍战子类型剧，也开创了谍战剧类型化创作的一个新范式。可以说，新范式的开创才是类型化创作悖论的根本解悖之道。

参考文献：

[1]杨洪涛.国产都市情感剧的几个关键词[J].中国电视.2016，（10）：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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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洪涛、荣嵘.类型化与类型突破——新世纪国产剧创作的两个维度[J].中国电视.2018，（3） ：36-41.

[5]江南.谍战剧“面具”的悲剧氛围及其类型化突破[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5） ：88-90.

[6] [8] [14]何楚涵.论近年谍战题材剧的非类型化表达[J].中国电视.2021，（6） ：57-60.

[9]杨鼎.反类型化叙事下谍战人生的生存本相[J].中国电视.2012，（11） ：44-48.

[10]胡建红.“反谍战”是谍战剧的精神宗旨[J].新世纪剧坛.2012，（6） ：59-62.

[11]王干.谍战剧作为“老虎皮”[N].光明日报.2012-3-30.

[12]英美.警匪剧：不要变成“犯罪指南”[J].新世纪剧坛.2004，（2）：1.

[13]王彦.一年“预约”八部，“显微镜”下的谍战剧该如何突[N].文汇报.2021-8-23.

[15]韩菲.谍战戏剧本审读偶得[J].电视指南.2017，（6）：153-154.

[16]秦鸥.港媒：英在香港有“战略间谍”[N].中国国防报.200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