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田佳玉，男，汉族，2002年4月3日，陕西省延安市，学士，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历史。

摘要：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是党在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实践。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复杂革命形势下，面对党员队伍数量不足、理论水平薄弱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信念为核心内容，构建了体系化教育与多样化方法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显著提升了党员思想觉悟与党组织凝聚力，为革命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与组织保障，呈现出实践性、大众性与时代适应性的特点。其时代价值在于启示新时代党员教育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深化自我革命，融入现代议题与技术手段，为凝聚党心民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借鉴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模式；时代价值

（本文为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计划成果，项目编号：S202310719141）

目  录

一、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背景 3

（一）革命形势的需要 4

（二）党员队伍建设的要求 4

二、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模式 4

（一）构建科学系统的思想引领体系 5

1.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5

2.深化共产主义理想教育 5

3.强化革命形势政策教育 5

（二）建立规范完备的教育保障体系 5

1.加强干部学校建设 5

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 6

3.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6

（三）形成多维联动的教育实施路径 6

1.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6

2.典型教育与激励教育相结合 6

3.自我革新与朋辈互助相结合 7

三、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效和时代价值 7

（一）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效 7

1.思想觉悟全面提高 7

2.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 8

3.革命事业持续推进 8

（二）时代价值 8

四、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是全部教育的首位，将干部教育置于第一位的战略位置，对干部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是干部教育成败的关键一环，没有这样的认识，干部教育将失去根本的导向[1]。在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的战略定位得到全新实践和系统发展。面对民族危机和革命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学习”摒弃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将干部教育作为铸魂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滋生出了贪污腐败心理，相关数据显示，仅2024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527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2907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21369人[2]。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需要这种将思想铸魂与使命担当有机结合的教育智慧，为解决党员干部面临的“四个危险”、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背景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复杂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民族存亡危机和革命任务转变的双重压力，党员干部队伍在数量与质量上均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革命形势的转变亟须强化理想信念以凝聚斗争力量；另一方面，党员队伍在数量上和素质上的建设需要有更大的提升以面对复杂的形势。在此背景下，党中央通过系统性教育策略，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为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一）革命形势的需要

延安时期我党既要面对严峻的革命工作挑战，又要经受革命队伍纯洁性、先进性考验，加强干部队伍理想信念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3]。这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亡国论”与“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影响着民众的抗日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干部需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才能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顽强抵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使革命面临巨大压力，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才能保持昂扬的斗志。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任务也发生了转变。为了更好应对革命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在全党广泛开展干部教育工作，不断解决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推进党的自我更新与进化是十分重要的[4]。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党员干部需要不断调整思想和行动，以适应新的任务要求。因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确革命目标和方向，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二）党员队伍建设的要求

在延安时期，党的成员队伍在数量与素质上均存在问题。就数量而言，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对党员干部的需求急剧增加，然而干部数量相对不足，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将通过建立组织来快速扩大党的影响力作为当前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1937年5月2日至14日，党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1938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指出，当前党的组织基础尚显薄弱，甚至滞后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必须将大量发展党员、夯实组织根基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

在素质层面，部分党员干部在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这导致他们在面对错综复杂的革命局势时，往往会出现思想上的摇摆和行动上的偏差。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干部教育在所有教育工作中应处于核心地位。这一方针对于凝聚革命力量、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深化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能够巩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从而显著提升其政治觉悟、思想认识、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这也有助于培养德才兼备，忠诚可靠的革命骨干力量。

二、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模式

延安时期构建了“理论—制度—实践”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引领体系。理论层面，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革命形势政策教育为核心，强化思想根基；制度层面通过干部学校建设、多样化课程与专业化师资为保障，构建规范化教育体系；实践层面则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典型示范与组织生活联动，推动教育成果转化为革命行动力。这一模式不仅具有系统性，更体现了问题导向与时代适应性，成为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典范。

（一）构建科学系统的思想引领体系

1.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延安精神蕴含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是共产党人精神的指路明灯，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指向[5]。1936年10月， 张闻天用“对于我们的需要正如空气之对人一样”的比喻，深刻阐述了理论学习对于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极端重要性。1940年1月毛泽东强调“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多所干部学校，例如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尽管这些学校开设的课程各异，但它们均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置于重要位置，致力于帮助党员干部构建科学的世界观。

2.深化共产主义理想教育

共产主义理想与党的纲领紧密结合。中共二大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确定我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在延安时期，党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党员干部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以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根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是追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人类社会美好图景的实现[6]。共产主义理想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它体现为全国团结抗敌，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战争时期则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结合理想与任务，党员干部明确方向，增强奋斗动力。

3.强化革命形势政策教育

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下，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是坚定党员干部的革命必胜信念的重要手段之一。针对的“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并到各学校作报告或讲授，党内其他干部或教员也围绕持久战进行讲授，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大众对抗战的前途信心倍增，有效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战略定力。这种坚定的革命必胜信念对革命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使党员干部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乐观的态度，勇往直前，为革命事业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二）建立规范完备的教育保障体系

1.加强干部学校建设

为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中央大力推动干部学校的设立。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陆续创办了马列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共35所干部学校。这些学校的设立，为党员干部提供了系统学习和提升的平台。与此同时，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注重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7]。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8]802。1940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干部学习以及在职干部教育的指导方针，推动全党干部大学习，通过“每日两小时学习制”确保教育常态化，并将5月5日确定为干部学习节用以总结经验和奖励先进。

2.加强课程体系建设

一方面，注重政治理论课程，将马列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等作为核心课程，确保党员干部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专业需求和岗位特点，设置了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样化的课程，提供了《野外条令》《战斗条令》《战术教程》等材料，供干部阅读与参考，以不断提高干部的军事知识水平，培养党员干部的综合能力。1939年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将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老干部）以《联共党史》为必修课，重点强化国际共运史教育；乙类（文化素质较低的干部）主要以学习文化课为主；丙类（新晋知识分子干部）专设党的建设理论课程。数据显示，1936年6月至1938年3月共举办了三期干部培训，培训人次达5097人[9]106。

3.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邀请中央领导、专家学者等担任授课教师，保证了教学质量。师资队伍中不仅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陈云、彭德怀等这些中央、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做“兼职”，经常去干部学校讲课、作报告，而且专职教师也都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素养、丰厚的专业知识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少教员还是著名的专家学者[7]。

通过这些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培训体系，为党员干部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形成多维联动的教育实施路径

1.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1941年8月1日由毛泽东起草发出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引出理论性的结论[10]。学校组织实践活动，让党员干部在实践中锻炼和成长。例如，组织学员参与大生产运动，通过劳模评选这种方式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劳动积极性，从1944年1月1日起，《边区生产劳动》开设专栏，全面系统地报道劳模的典型事迹，尤其是特等劳模及甲等劳模，持续时间长达三个多月，几乎每日一篇。中央领导也以身作则，毛泽东在杨家岭居住的窑洞旁边挖掘了一块荒地，种上了蔬菜；朱德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组建了一个生产小组，开荒了三亩种菜，他种的菜产量高、种类多，很多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吃过他的菜；任弼时在纺织比赛中夺得冠军，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11]。通过这种方式，党员干部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还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也增强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

2.典型教育与激励教育相结合

宣传典型事迹也是激励党员干部的有效方式。党员干部是党的形象的化身，人民看待党往往是从党员干部的点滴言行开始的[12]。通过树立身边的典型模范，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干部自觉向先进典型学习，如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在其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让“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成为全体党员的精神坐标，让党员干部看到榜样的力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进行得十分火热，创作出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著名的秧歌剧。这种热烈的氛围感染着广大党员干部，激发了他们革命、生产的热情。

3.自我革新与朋辈互助相结合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13]311。在《反对党八股》中表示，对于偶然犯错误的同志“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14]845。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进一步阐明“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15]797。党员干部通过定期开展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及时加以改进。

朋辈教育是具有相同经历、背景或拥有共同语言的人在群体交往中被赋予教育寓意，使受教育者掌握学习方法、习得专业技能、转变思维方式、提高思想认识，其行为目标是为了实现教育效果[16]。朋辈教育重点在互相分享感受、观念或行为技能，通过同辈间的榜样示范、情感浸染、观念熏陶，在以自我批评为主的基础上敢于对他人、集体的问题开展批评，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7]。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文件中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建立朋辈互助小组，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纳入日常组织生活”[18]。1940年 6月，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隆重奖励和介绍了39个各类在职干部模范学习小组，为广大在职干部学习小组树立了对标学习的榜样，增强了争建模范学习小组的工作动力[19]。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是全方位、多层面开展的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各级各类干部教育不仅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而且极具针对性[20]。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一是以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为主要阵地，大力加强理论学习，加强理论学习，让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引革命方向。二是以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为锻炼的平台，深入开展实践锻炼。在开荒纺线的劳动场景中，在民主评议的严肃氛围里，理想信念变得具体实在，不断地生根发芽。三是以“为人民服务” 这一根本宗旨为连接点，通过宣传张思德的精神，发挥劳模的示范引领作用，把崇高的理想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该方式加强了党的团结统一，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干部消除隔阂，增进理解与信任，及时纠正错误，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三、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效和时代价值

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显著提升了其思想觉悟与行动力，为革命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与组织保障。其成效体现在思想统一、组织团结与实践转化三个维度，是党自我革命与理论创新的重要实践。在新时代，这一教育模式为应对多元价值观冲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经验，尤其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创新教育载体、融入现代议题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为凝聚党心民心、推进民族复兴贡献了历史智慧。

（一）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效

1.思想觉悟全面提高

理想信念教育强化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确保了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及对革命事业必将成功的不懈追求。1942年整风运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错误倾向，坚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通过系统化的理论教育与整风实践，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也能够认识到自身思想偏差并主动调整观念，坚定了信念、提升了组织凝聚力。他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对革命队伍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信念坚定、能力出众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将理论素养转化为战略智慧，为革命胜利提供了保障。教育紧密结合实际斗争，引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理想信念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提升。

2.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

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化的教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点的教育模式。经过整风运动，全体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员同志关于理想信念的认识达到空前一致，更多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增强了革命力量，党组织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增强[21]。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机制可以促进党员间的沟通交流，加深对党的各种政策的理解，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更好地落实，可以化解党内矛盾，增强党员间的紧密关系[22]。尽管初期存在思想不纯或认识偏差的问题，但随着教育模式的完善（如开展整风运动），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推动了思想统一与组织建设。这一过程凸显了理想信念教育在化解分歧、增强凝聚力中的独特价值。

3.革命事业持续推进

理想信念教育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胜利。1943年12月，《解放日报》刊登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 一个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做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23]。

延安时期党员教育的成功得益于科学方法论支撑。党组织总结经验、提炼理论，优化教育方式，采用集中学习、小组讨论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法，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新党员培训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帮助理解理论与实际工作的关联，使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显著提升了教育效果。

（二）时代价值

新时代背景下，党员干部面临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冲击，易滋生贪污腐败心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其是历史的、具体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自身的教育各要素，相应地，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及方法也需与时俱进[24]。在新时代，需从延安时期理想信念教育中汲取经验。延安通过理论研习、实践锻炼与情感共鸣的三维机制，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融合，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教育模式，其核心在于将理论转化为行动指南，如乡村振兴中干部扎根基层，需要将党的理论和各种政策因地制宜的落实。面对全球化挑战，延安经验强调以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通过差异化教育、量化评估优化模式，强化党心民心聚合，形成应对风险、助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历史证明，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是革命胜利的基石，更是新时代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

四、结论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坚定革命必胜信念。通过体系化教育和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不仅巩固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升了他们的能力素质，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该教育模式展现了传播载体的多样性与大众性的结合，以及与服务人民宗旨的紧密融合。它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以深化自我革命为保障，以丰富传播方式为手段，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它成为凝聚党心民心、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至今，在继承延安精神的基础上，我们应立足于当代社会的需求，拓展教育内容和形式，例如利用数字技术构建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使历史情境变得可感知、可接触。同时，我们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将生态文明、社会责任等现代议题融入教育体系，以丰富理想信念的时代内涵。延安时期的教育模式并非单纯的历史遗产，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其时代价值正通过持续的创新与实践，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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