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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Маканин）的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呈现了苏联停滞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本论文追溯了“边缘人”的理论根源，通过文本细读法探讨彼得罗维奇兄弟两个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边缘人”形象，分析他们内心活动所呈现的迷茫与所处社会环境的混乱，有助于理解“边缘人”所处的逼仄生存空间和孤独精神状态。

关键词： 马卡宁；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 边缘人

1.“边缘人”的概念

“边缘人”的概念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 （Kurt Lewin） 首次提出。他指出这类个体无法充分融入任意社会群体，始终处于群体间隙状态。这种处境导致其难以获得身份认同，常伴随深刻疏离感与心理落差，同时面临新旧自我认知的剧烈冲突。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作为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率先从社会学维度深入研究。1928 年其论文《人类的迁徙和边缘人》将这类人群定义为文化裂变与融合的特殊产物。他认为“边缘人”同时栖身于两种文化传统之中，既保留原有文化联结，又因种族隔阂难以被新社会接纳，最终成为悬浮于两种未充分交融的文化边缘的存在。

1937 年，罗伯特·帕克的学生斯通奎斯特（Stonequist V. Everett）在其博士论文《边缘人：人格与文化冲突研究》中阐述，移民仅是催生边缘性现象的途径之一，教育背景差异、婚姻状况等因素同样可能导致边缘性的产生。他从心理学维度深入解析边缘状态，提炼出该群体的典型心理表征——混乱，甚至震惊、紧张不安、幻灭感、疏离感。这一观点突破了既往局限于移民群体的理论框架，为系统性理解边缘人格的生成机制奠定基础。

国内学者叶客南进一步指出，社会转型期更易催生边缘群体。当新旧价值体系激烈碰撞时，个体既难以割舍传统观念，又需适应新兴规范，导致其偏离社会主流文化。“边缘人”是指那些自身价值取向与社会主流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相偏离、游离在外的群体。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状况，时常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成为了徘徊于社会大多数群体之外的边缘群体。长期的边缘化使其经历自我认同瓦解，最终陷入人格解体的绝望状态。

“边缘人”群体因其特殊社会位置而形成异于常人的心理行为特征：（1）行为易变性。与主流社群的差异使“边缘人”承受着来自主流群体的向心力推动，个体或是尝试融入主流群体，或通过抗争获取主流群体的认同。“边缘人”的行为模式与心理状态呈现出高度不可预测性，可能导致消极悲观情绪甚至极端行为的产生。（2）社会对抗性。“边缘人”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并遭受主流群体的排斥，导致话语权丧失从而形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部分个体甚至发展为反社会人格，成为了挑战社会正常秩序的“异端”。（3）创新性。社会转型期新旧价值体系交替过程中，部分“边缘人”个体在感到迷茫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思想先进的改革先锋：他们质疑传统规范，以包容姿态接纳新秩序，推动自我解放与价值重构。

综上所述，“边缘人”群体在物理空间上常处于社会非中心区域，而在精神层面则因自我封闭而逐渐形成卑微且孤僻的性格。

2．《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边缘人”形象的塑造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以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动荡时期为背景，主人公彼得罗维奇是苏联停滞时期一位因拒绝迎合官方主流思想而遭出版社拒收作品的作家，被迫成为“地下”作家，处于主流文学圈子的边缘。在苏联时代，地下文学常被视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挑战，其创作者往往处于社会的边缘，并遭受审查与压迫。

与此前马卡宁笔下遵循社会典范、重视家庭、工作及社会地位的典型主人公不同，《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彼得罗维奇的形象颠覆了这一惯例，他是一个反社会的边缘知识分子。他的外表粗犷、不修边幅，身处社会底层，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父称。

作为居无定所的边缘个体，彼得罗维奇寄身于筒子楼，以替人看管房屋维生。他常与居民探讨哲学，却遭受居民们的群体性轻视。筒子楼实为象征着苏联社会，其居民生活映射出社会阶层图谱，揭露了社会的丑恶与反乌托邦景象。苏联解体前夕，筒子楼的居民们为防范彼得罗维奇“侵占”有限居住面积，展现出极端利己主义，最终驱逐其离开。住房私有化后，彼得罗维奇被强制驱离，精神迅速崩溃并被强制收治于“精神病院”。这一遭遇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对“边缘人”的无情压迫和摧残。

即使深陷困境，但彼得罗维奇从未曾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当戈尔巴乔夫改革引发剧变时，众多曾与其处境相似的“地下”作家纷纷转向海外出版社投稿时，他未在磨难中丧失自我，将自由意志与自我认同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不惜代价捍卫内在人格的完整。他内心的坚韧使他在社会动荡中成为独特存在。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保持个性与自由的灵魂，其他一切对“边缘人”而言都是虚幻的。彼得罗维奇自豪于自己未被时代改变，也未随着“生活的洪流”而漂流。

济科夫曾提议协助彼得罗维奇发表作品却遭拒绝。其与斯莫利科夫对此难以理解：“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发表东西？为什么一个搞写作的，而且有——才——华的人不愿意发表东西？……我不—能——理——解！”1 彼得罗维奇拒绝将文学创作变成追逐名利的手段，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创作原则。与其他作家相比，彼得罗维奇的精神追求更具边缘性，他不愿随波逐流，坚守内心的自由与纯净。这种逆境中保持自我、拒绝妥协，正是“边缘人”身份的显著特征。马卡宁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复杂个性的探索，彼得罗维奇这一角色彼得罗维奇这一角色，其远离尘世、隐逸不染的坚守，亦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

即使停止写作，彼得罗维奇仍携带珍爱的打字机，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作家身份，或者为了将来有机会重新提笔。这台打字机是他文学信仰的物质载体与精神寄托的潜在媒介：“我们将抱着我们的廉价塑料壳打字机四处徘徊，希望在巨大的俄罗斯筒子楼的没有尽头的走廊里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房间”。2 这是对彼得罗维奇个人命运的隐喻，也象征坚持创作、追求精神自由的“边缘人”的共同信念。作为社会映射的筒子楼未能为彼得罗维奇提供容身之所。他渴望拥有安放打字机的房间，映射了其对继续创作的渴望及对现实环境的迷茫。这种希望与困境之间的挣扎构成了边缘群体的精神共性。

为了捍卫尊严，彼得罗维奇对言语羞辱他的警察发起肢体反抗，并犯下了两次杀人罪行。第一次是目睹工程师遭高加索商人欺辱时产生创伤代偿，因此他选择夜间诱杀施暴者。第二次则在识破克格勃线人丘比克录音后，为自保而杀死了这位告密者。彼得罗维奇选择以“地下生存”践行精神抗争，这种宁受体制性放逐也要坚持个性完整的抗争，正是“边缘人”对抗主流社会的极端实践。

韦涅季克特作为彼得罗维奇的弟弟，同属社会边缘群体，命运却截然不同。二人都拥有快乐的童年，才华横溢却未得到社会认可，都坚守着内心的“自我”。然而，彼得罗维奇保留了相对的身体自由，而韦涅季克特这位绘画天才却因特立独行招致群体性排斥，被同学举报后精神失常，终身受困于精神病院。制度暴力将骄傲的艺术创造者转变为临床诊断对象，完成从天赋持有者到病理性身份的悲剧性转化。但韦涅季克特的内在自由意志与行为始终未曾妥协。

二人虽同为新旧时代交替下的“边缘人”，但结局迥异。当社会动荡，人们的精神普遍空虚，有人迎合世俗丧失自我，有人则借此机会成为“俄罗斯新贵”，还有人为琐事所困而失去更高的追求。彼得罗维奇身为“边缘人”却坚持着内心的自由与个性，努力维护“自我”，具备改变命运的能力却拒绝修正。而弟弟韦涅季克特则沦为时代牺牲品，在被迫丧失选择权后，精神病院成为了最终的归宿。二者分别演绎了边缘者“主体性抗争”与“结构性消亡”的辩证图景。

在社会主流面前，韦涅季克特的意志显得无足轻重，最终被推向社会的最边缘——精神病院。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边缘化，更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边缘化。精神病院中的他失去了自由，生活受限，这种对自由的剥夺加深了其边缘化。但即便成为精神病患者，他内心对自由和自我的追求依旧强烈：“他一把将他们推开……甚至挺直了身躯，他是骄傲的，在这一瞬间是俄国的天才，他被摧残，被屈辱，被推搡，一身粪便，可是仍要说你们不要推，我会走到，我自己走！”13 在医院门口，即使大便失禁，他也拒绝护理员的帮助，坚持自己走的权利。在这种极端境遇下，他的自我意识依然强烈，对自由和自我的渴望不减，这种反差更加突显了“边缘人”的挣扎与不屈。

3.《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边缘人”形象的内在特征与外部环境

3．1 内在特征——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彼得罗维奇痛恨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管控，拒绝屈服于官方意志，同时对小市民阶层的功利主义嗤之以鼻。彼得罗维奇作为“边缘人”的一切实践均以自由为原则。外界可以质疑其行为逻辑，却无法否认其个性，他历经的苦难皆源于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他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永不屈服的“自我”。为捍卫自由和尊严，他不惜两次杀人。在他看来，杀人是国家、政权、克格勃等“他们”的特权，“他们”可以随意、大规模地实施杀戮，而个人却不能。 4 彼得罗维奇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可犯杀人罪”思想讽刺与揭露苏联官方对社会的操控，借普希金的“决斗”范式传达文学创作者的尊严以自辩。

彼得罗维奇的生存境遇是其精神结构的现实映射。无家可归既是他作为“边缘人”的生存现实，也是他作为思想自由者的生存状态。城市底层生活是彼得罗维奇的表面状态，深层则体现为灵魂对“边缘人”身份的主动选择。其生活虽与筒子楼居民紧密相连，却保持着价值系统上的疏离。

彼得罗维奇秉持着两种生存策略：“不参与”和“打击哲学”。“不参与”体现为拒绝住房资源争夺，以看守的身份换取自由。他对物质财富的漠视与筒子楼里的“唯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打击哲学”则表现为对任何侵犯其个性的行为实施抵抗，从而导致了极端行为（两度杀人、对抗执法者及医疗机构规训体系）。他将自由意志、自我主体性肯定视为最高价值，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此状态是其独立坚持自我的必需。彼得罗维奇在思想和行为上已达到了绝对的独立。

苏联解体后，彼得罗维奇目睹了“旧瓶装新酒的奇迹”，社会虚无、腐败依旧，因此他对在新社会中无所期望，骄傲地选择成为“边缘人”，默默地坚护着作为“边缘人”的自由、荣耀和尊严。

3.2 外部环境——社会变革时期的混乱与萧条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社会发生剧变：苏维埃体制瓦解至新兴俄罗斯联邦的构建如洪流般冲击着全国，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长期衰退、社会萧条，国民收入锐减，社会保障体系恶化，中产阶级大规模破产，居民深陷贫困的泥沼。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的故事聚焦在 1991 年到 1992 年制度转型的混乱时期，经济衰退与社会政治失序引发居民的生存危机，对于国家的未来和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感在人们心中弥漫开来。知识分子作为拥有知识、富有思想的群体敏锐觉察变化，在迷茫与抉择中各自探寻出路。

苏联解体前后，城市空间同时承载着极权意识形态残余与西方消费文化渗透，功利主义价值观逐渐成为社会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在此境况下，人们一方面谨小慎微而不敢拥有独立的思想，甘为极权体制下的奴隶；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所畏惧，为逐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放弃基本的道德良知。小说中筒子楼居民、警务系统、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乃至知识分子（如斯莫利科夫、济科夫等）等社会各界均践行该现实原则，在极权的控制下过着精神空虚与唯利是图的生活。在小说中，伊万和霍林—沃林在酒兴中提及的俄罗斯的“凯撒们”：“沃罗佳，奥夏，赫鲁希，廖尼亚，米沙，亚纳耶夫，鲍里斯……” 这些化名实则是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亚纳耶夫、叶利钦等苏联领导人的名字。这里的“凯撒们”以古罗马隐喻揭露了苏联统治本质。精神病医生在酒后批判苏联极权制度，显露其内心对极权制度的反对，却为现实利益牺牲精神独立。而彼得罗维奇兄弟拒绝了物质利益，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下捍卫着“自我”，即精神自由，主动反抗社会秩序与制度，成为被主流排斥的“边缘人”。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对死亡的描写贯穿了始终。苏联末期严苛的审查制度导致地下作家集体性失语，绝望催生了自杀浪潮。彼得罗维奇的挚友维克奇不幸殒命于车祸，米哈伊尔猝死于心源性疾病。韦涅季克特则因嘲讽苏联当局政治而被囚禁于精神病院，遭药物注射折磨致精神性死亡。这些生命的逝去共同昭示了苏联极权体制的无药可救。

小说中深刻揭示了小市民阶层的道德溃败现象：自私、冷漠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彼得罗维奇被驱逐出居住空间，折射出濒临解体的权力机制对知识分子的持续性压迫。“边缘人”群体命运的悲剧性更在于清醒认知妥协可以获得物质安逸，却仍选择抗争：他们以精神和肉体的受难为代价另辟蹊径，走向一条常人普遍认为艰难曲折的，追求尊严与自由的道路。

结语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边缘人”形象的生成，植根于苏联强权体制对单一意识形态的垄断。彼得罗维奇与韦涅季克特作为典型代表，在极权主义禁锢与解体后功利主义盛行的双重夹击下，未曾放弃对尊严的捍卫，他们将自我的个性与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惧权威的压迫，主动遁入社会的边缘构筑精神避风港。马卡宁通过此种形象塑造，深刻反映了他对社会现状与人性的洞察。马卡宁对“边缘人”群体的关注，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性审视，也是对人性光辉的颂扬，进一步激发读者对这一特殊群体及其文化背景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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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梦瑶（2001.04-），女，汉，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4 马卡宁 .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 [M]．田大畏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