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技术的介入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积分制的实行以及数字化平台的建设都体现出当今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新模式，然而在治理过程中数字能如何与共同体建设有效联结，仍是数字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研究通过探究不同案例的实践机制，分析其治理逻辑，同时深入探讨面临的困境，案例中体现出现阶段存在村民主体参与意识不足，数字化程度不足，还有未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等问题。面对以上困境，乡村未来的发展需加强内外兼修，在保证村民参与度的同时提升村民数字素养，搭建相应数字服务平台，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通过引入社会组织与企业等外部力量获取多方面的支持，明确各方职责边界，协调原责任利益关系，加强共建理念的引领，努力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促进数字技术与共同体建设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数字技术；乡村治理；治理共同体；乡村振兴；

1 引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然而，许多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呈现出碎片化倾向, 多元主体治理合力弱化, 等阻碍数字乡村战略推进的问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及路径，旨在填补现有研究空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具体而言，研究将首先剖析数字技术介入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其次，通过W 村，B 村，M 村等典型案例，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制，分析其面临的实践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

2 文献综述

2.1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相关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高卫星等，2021）。但目前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依然存在诸多掣肘，如权力下放中的权责模糊、乡村多元治理理论发育迟缓、乡镇官员官本位意识固守、村民积极性与主体性缺失等（孙玉娟，2021）。学界针对各类困境也从不同维度和视角进行了积极回应，提出了多样化的行动方案。共同体构建的关键在于凝聚多元主体目标共识，资源输入再造集体利益联结，组织化策略吸纳村民参与（毛一敬，2021），从内部动力角度来说，需要构建“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刘俊生等，2021），明确村本位治理逻辑，通过产村融合实现内生动力激发与集体经济壮大，从而形成利益激励来推动乡村内生性合作的形成（陈荣卓等，2022）。从外部视角出发，也需要国家权力得到再嵌入，实现对再建村庄共同体的外在助力，发挥国家在共同体精神及公共价值引领中的优势，同时增强制度供给、调和利益分配，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整合能力（杨郁等，2018）。

2.2 数字技术乡村治理相关研究

在当前中国的治理背景下，数字技术是如何改变乡村治理格局，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的，其实践逻辑与作用机理为何，学界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视角：技术视角、结构视角、制度视角和价值视角。技术视角强调数字技术作为时代的新兴产物的工具价值与应用潜力，数字技术以其零复制成本、即时传递性、动态性反馈等技术优势（Goldfarb et al.,2019），实现了以极低的边际成本获取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强化了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与标准化水平（殷浩栋等，2020），应充分发挥虚拟空间匹配效应、协同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及公平效应优势，解决乡村发展的多维困境（王胜等，2021）。结构视角将数字技术作为乡村治理的结构化要素与影响组织变迁与治理变革的“触发器”（张志华等，2024），旨在通过数字嵌入促进主体联结互动，构建“国家力量在场”与“村民集体意志主导”的双重面向，形塑乡村治理的公共秩序，打造有序乡村治理格局（邬家峰，2022）。制度视角通过数字技术向制度网络的有效合理嵌入，以完善政策法规等形式，确保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实践延展、价值指向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朱新武等，2024）。价值视角则以价值导向为出发点，注重数字技术的介入发展不能以乡村优良传统价值的消亡为代价，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保持乡村性，注重乡村地域性历史文化延续，重塑乡村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治理共同体（沈费伟等，2021）。现阶段，学界对于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逻辑、作用机理及现实挑战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探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依然存在不足：相关研究多为宏观学理性阐释，对于微观层面的联结机制、工作方法、模式归纳等研究仍有所空缺，难以打开由技术创新向治理绩效转变的“黑箱”。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运作机制与形成路径。研究将视野拓展至包括乡村治理主体、居民、技术提供者、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广泛网络。

3.2 案例选取

案例选取W 村，B 村，M 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从三个村庄的治理模式、数字化应用程度以及治理效果三个维度来看，每个案例都具有典型性且代表了不同治理模式。

选取W 村在于其采用积分制治理乡村环境，摆脱了传统的行政手段，体现了治理的创新性。同时搭建了“智慧网”数字平台，实现了积分制的可视化与数字化，体现了较高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在经过有效治理后，W 村河道以及宅前屋后的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

B 村通过构建积分评价体系，其治理领域涵盖致富、家风以及移风易俗等多个方面，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但作为数字化试点，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初步阶段，尚未实现数字深度融合，数字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B 村的治理有效提高了村民的参与热情，同时提高了公共事务管理效能。

M 村通过与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外部主体合作，引入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形成了数字赋能与社会组织协同的治理模式。另外社会组织通过建立多方协商平台和透明化信息披露机制，体现了数字化在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应用。M 村的案例通过借助外部资源弥补乡村资源不足，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3.4 研究方法

首先是使用多案例比较法，筛选一些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数字化乡村治理实践案例，通过实地调研总结成功的要素以及推广可复制模式。多案例研究通过不同情境下的现状分析，使得出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同乡村的治理模式、治理方向以及数字技术运用都具有差异性，通过比较分析他们的异同点，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使成果便于推广。

另外还有半结构式访谈法，针对村级组织领导人、社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参与方、村民代表等治理主体进行深度访谈，全面了解乡村数字化建设遇到的问题以及形成那些成果。

3.5 案例分析

3.5.1 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现状及模式乡村 W：数字积分制激发村民参与活力

乡村 W 施行通过积分制治理乡村环境，积极响应建设 “洁美乡村”政策，逐步落实乡村积分制。该村的积分制是针对人居环境整治而实行的，通过居民自发清洁宅前屋后的垃圾等达到规范养殖、规范落实垃圾分类、改善河道堵塞等目的。谈到具体评分细则，从宅前屋后到庭院布置都有详细对应，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相应的积分。村委会派志愿者对每户居民进行积分核定，合格的住户累加积分，每季度都会有志愿者检查并进行评比。住户得到的积分可以兑换不同的奖品，比如该村一季度的奖品为洗漱用品，二季度的奖品为干货，三季度的奖品为大米食用油等，都是一些实用的生活物品，而这些奖品的资金来源，由村委会和国家保障，除了国家和政府发放的每户约 700 元的补贴，还有村委会给每户补贴的 500 - 1000 元。在全村 1186 户人家的门口都贴有带二维码的牌子，扫码即可查看该住户的积分，实现了积分制的数字化与可视化，同时，监督人员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住户周围是否整洁，并告知住户定期清理，虽然积分制的推行初见成效，该村对积分超市未来的发展也有新的设想。最后该村的 “智慧网” 是村里积分制数字平台，但正常使用还有待完善。乡村 W 形成的是以数字积分制为核心的治理模式，通过积分激励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将村民的参与行为与实际利益挂钩，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提升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效能。

乡村 B：积分制实践与数字技术融合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

乡村 B 于 2018 年起也就是脱贫攻坚时期实行积分制，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方式构建 “ 6+X ” 评价体系，包括致富带动、优良家风、移风易俗、干净环保、重义守信、热心公益等常规项目，并根据项目开展情况进行调整。B 村的评选程序也比较规范，按照季度通过推荐、初审、会议通过以及公示、发放积分券等环节用于党员评议、干部选拔等事务。当前，积分管理以纸质卡券为载体，可以在实体超市兑换农副产品及生活用品，但尚未全面覆盖。在推广宣传方面，宣传手段相对比较传统，主要借助宣传栏公示积分信息与先进事迹。因此积分制的施行显著提升了村民参与积极性，有效促进了乡风文明建设，如减少大操大办、增强环境整治力度、提升纠纷调解效率等，同时提升了公共事务管理效能。然而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在资金层面，积分奖励资金以及覆盖面有限，难以达到长期激励的效果；再到执行层面，偏远地区受地理以及人文因素制约，村民对积分制的施行难免产生歧义；还有技术层面，数字化转型滞后，缺乏高效集成的数字平台，无法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效能。总体来说乡村 B 的治理模式是基于积分制与有限数字化融合的模式，特点在于积分制应用领域广泛，评价体系较为全面，但缺少线上平台支撑，同时受到资金、执行以及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

乡村 M：数字赋能与社会组织协同助力乡村振兴

对于乡村 M 的治理，M 村通过与企业、基金会、高校等外部主体合作，成功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M 村通过 “爱驻金山” 专项基金，联合社会组织为糯玉米种植项目获得了资金支持，并引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同时，社会组织通过文化赋能和主体性培育，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和自主发展能力。另外还打造 “陈继儒 IP + 金小驻形象”的文化品牌，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还有村民议事会和技能培训，提升了村民的参与度和技能水平。此外，社会组织通过建立多方协商平台和透明化信息披露机制，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公平性。通过民主投票决定共创空间建设优先级，调和了村集体与基金会的分歧；通过定期发布财务报告和项目进展报告，增强了村民对项目的信任感。乡村 M 形成的是数字赋能与社会组织协同的治理模式，特点在于借助外部资源，通过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将数字技术、文化项目与村民参与相结合，实现了乡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整体效率和公平性。

3.5.2 案例对比分析

纵观以上三个乡村的治理手段，都采用了激励措施，鼓励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同时三个案例的治理目标都是为了提升乡村的整体环境以及发展水平，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另外在一定程度上都借助了外部手段，不管是数字化平台评价体系还是外部主体，都是乡村发展的抓手。

治理过程中也体现出不同地域间的差异，首先从治理模式来说，W 村将积分制与数字化平台融合，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效能，B 村建立评价体系践行积分制应用领域广泛，M 村与社会组织协同将技术技能以及资金引入乡村。从数字化程度来说，W 村的数字平台智慧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积分制的数字化与可视化，而B 村目前主要以纸质卡券为载体数字化程度不高， M 村强调数字赋能但未呈现出具体数字化平台。对于资金来源方面，W 村主要依靠村委会和国家保障资金，B 村未明确提及资金来源，但提到资金有限，限制了奖励的覆盖范围，M 村通过与企业基金会等主体合作引入资金，弥补自身资源不足。再到治理领域，W村主要聚焦于人居环境整治，B 村围绕环境以及乡风文明建设等领域，M 村不仅关注经济发展扶持玉米种植项目，还注重文化赋能，打造文化品牌，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

综合评估三个案例的治理效能，从短期效果来看，w 村的积分制实行成果较为突出，积分与使用商品直接挂钩能快速激发村民参与的热情。而放眼长远以及综合发展， M 村的效能较高，其关注乡村经济发展，以及有效利用了外部资源，为相关产业以及乡村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3.5.3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困境

首先是技术下沉不足，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影响了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效果。一些偏远乡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网络信号难以覆盖，导致数字平台无法正常使用。此外，电子设备在乡村的普及率较低，导致数字化治理的参与度不理想。据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乡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一大瓶颈。

其次是数字化形式单一，部分乡村在数字化治理过程中过度依赖已有的治理模式和技术手段，缺乏创新意识和适应性变革。一些乡村在推行数字积分制时，没有结合数字技术的特点进行优化和创新。还有就是一些乡村的数字化只停留在数字化而并没有其他的技术介入，就像W 村的数字平台存在使用频率低以及数据维护不及时等情况。这些现象使得乡村治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难以突破传统模式的限制，无法实现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另外是数字化进程缓慢，调研的乡村中还是以积分制为主，然而乡村治理的目标还有经济发展的需求。如今在电商与文理产业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相关特色产业应当成为数字化乡村治理考虑的新问题。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不应只局限于数字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要在保证基础设施覆盖的基础之上，根据当地特色，探寻数字化新路径。

还有村民信任度不足的现象，在数字化治理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数据安全等问题，导致村民对数字平台和治理主体的信任度下降。一些乡村数字平台在收集和使用村民个人信息时，村民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对数字平台产生不信任感。此外，部分数字治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村民对治理主体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产生质疑，进而影响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和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

最后是多元主体参与程度不高，在此次调研中走访了几个乡村大多都是以村委为主要力量进行治理，然而村委的力量单薄且有限，如何向外寻求有力的抓手，建立起协同治理机制是当前部分乡村亟待解决的问题。M 村借助社会组织力量打造特色IP 的案例则体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的有利推动，仅凭内部力量可能存在信息壁垒、理念落后、缺乏专业性指导以及资金短缺等问题。

3.5.4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优化路径

面对技术下沉不足的问题，首先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政府角度来说，加大对偏远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通过建设网络基站的保证网络覆盖；其次，鼓励运营商投入到乡村地区网络建设工作中来。另一方面提高电子设备普及率，政府可以通过相应政策补贴，鼓励村民购买电子设备，再通过开展培训活动培养电子设备使用技能，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同时，开展数字设备捐赠活动，为经济困难的村民提供数字设备，提高数字设备的普及率。

接着是改善数字化形式单一的问题，首先要拓宽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领域，从整治居住环境到发展电商、文旅等产业，结合当地的环境现状以及产业发展特点，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数字化治理模式。其次通过打造便民数字化服务平台，比如在线政务办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服务，有助于提高村民对数字治理的参与度。还应引入更多数字化技术，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乡村环境、农业生产等的实时监测和管理，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乡村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等。

还有加快数字化进程，政府应加强乡村产业数字化的引导与支持，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引入更多的数字化人才，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培养具备相应数字技术使用技能的人才，再结合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以及回乡创业人员的参与到乡村数字化建设中来为加快数字化进程提供人才保障。

另外是提升村民信任度，通过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防止其隐私泄露。在收集村民个人信息时，向村民明确告知用途以及保护措施，提高信息透明度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向村民普及数字化治理的意义以及其便捷性，从而提高村民参与度与信任度。同时完善相关监督机制，定期向村民收集反馈并改善相关不足。

最后是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程度，政府应通过购买服务以及项目合作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数字化治理发挥在专业人才技术以及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同时通过鼓励政策吸引企业参与，比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产业的投资。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后应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方职责边界，提高治理效能，同时加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资源共享。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数字技术能够有效介入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通过积分制以及数字化服务平台等手段为村民提供更广泛的服务，然而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技术下沉不足、数字化形式单一、数字化进程缓慢、村民信任度不足、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困境，向内要提升村民数字素养，提高村民参与度，同时挖掘特色借助数字技术发展多元产业，焕发经济活力，向外通过政府政策吸引企业以及社会组织提供专业知识、技术、人才以及资金的支持推动乡村治理以及产业发展，通过多方力量的有力支持与村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加快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以及数字化创新与应用。

然而本次研究也具有局限性，研究中选取的案例覆盖的地区仅以上海周边乡村为主，不能代表整体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建设进程。另外几个乡村都以积分制实践为主，主要治理内容围绕人居环境和乡风文明建设展开，与电商及文旅产业的融合较少，对于乡村特色的挖掘不够深入，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过渡到下一阶段。同时该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缺少相关数据，结论可能缺乏普适性。最后研究中的案例都取得一定成效，缺乏治理效果不佳的乡村，难以凸显其优势。

4.2 研究展望

本研究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地域局限性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扩大研究范围，涵盖更多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区，加强对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长期跟踪研究，探索新兴技术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创新应用模式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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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田宸瑜，

（出生年月-）：2004 年12 月，性别：男，

民族：汉，

学历：本科，

职称：无，

研究方向：数字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