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探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国家角色的重构。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危机频发，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极化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研究指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职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受到冲击，需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社会保障等措施进行重构。通过案例分析，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从自由放任转向积极干预，中国则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危机，均体现了国家角色重构的重要性和实践效果。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国家角色重构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益紧密，然而近年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频繁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的诸多矛盾与缺陷。这些危机不仅在经济层面导致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上升，还在政治层面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加剧政治极化，甚至使一些国家陷入动荡。社会层面也受到冲击，社会福利体系面临挑战，弱势群体生活更加艰难，社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亟待重构。国家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与市场、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机。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国家角色的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发展趋势，还能为各国应对危机提供政策启示，推动国家角色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挑战。

二、核心概念界定及研究假设

（一）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凭空出现或永恒存在的，而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依靠集体生存，无私有制与阶级分化，靠传统习俗、道德规范和氏族首领权威维持秩序，没有专门国家机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12.398.]

随着生产力发展，金属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剩余使私有制产生，进而导致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原始社会秩序难以为继，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剥削阶级利益，国家应运而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缓和阶级冲突、维持秩序的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郭文雅.契合与冲突：转型期我国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探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06）：90-94.]

从本质上讲，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刘岚.国立大学的角色与职能分析[D].苏州大学，2008.]不同社会形态下国家阶级性质不同：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与奴隶，国家是其统治奴隶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国家是其统治农民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是其统治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阎坤.财政支出理论的历史考察[J].财政研究，2001，（06）：54-58+26.]

（二）国家的职能

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职能是其本质的外在体现，涵盖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二者相互关联，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辛向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国家理论及其思想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07）：36-42.]

政治统治职能是国家首要职能，是维护阶级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手段。国家借助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镇压和控制被统治阶级，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张祥磊.萨科奇政府应对法国大罢工事件述评[J].科技信息，2011，（27）：608+628.]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国家借此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秩序，镇压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社会管理职能则是国家对社会经济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国家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管理调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相辅相成。政治统治职能是社会管理职能的前提与保障，为其实施营造稳定政治环境；社会管理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的基础，有效履行能赢得民众支持，巩固统治阶级地位。国家若偏重政治统治职能而忽视社会管理，会激化社会矛盾；反之，偏重社会管理忽视政治统治，则会威胁统治阶级利益，改变国家性质。

三、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对国家角色的冲击

（一）经济层面的冲击与重构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经济层面冲击巨大，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失效，国家经济调控面临挑战，必须加强干预。危机前，诸多资本主义国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认为市场可自动调节、配置资源、稳定经济。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此观念。1929-1933年大危机前，美国政府自由放任，经济表面繁荣，实则生产盲目扩张致过剩，劳动者收入增长慢、消费力弱，股市泡沫严重。危机爆发后，自由市场经济弊端尽显，市场无法有效调节，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金融市场混乱，美国大危机时失业率超25%。于是，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新政，金融领域依《紧急银行法》整顿银行、恢复信用，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工业方面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加强计划指导，制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标准；农业领域借《农业调整法》补贴减产，提供贷款和技术支持；社会福利上建立社保制度，如联邦紧急救济署直接救济、“以工代赈”提供就业，通过《社会保险法》建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新政缓解危机，促进经济恢复，缓和社会矛盾，开创国家干预经济新模式，影响二战后众多国家经济政策，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转变。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国家在经济领域角色显著重构。加强宏观调控是应对危机关键，国家制定政策干预经济运行，以实现稳定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财政上，4万亿投向铁路等基建领域，高铁建设带动产业发展、创造就业；货币上，央行多次下调准备金率和利率，促进企业生产投资，助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规范市场秩序也是角色重构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缺陷，国家需加强监管、完善法规，如食品安全领域制定法规、建立追溯体系，金融市场领域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防范风险。扶持关键产业同样重要，危机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刻不容缓，国家制定政策扶持。中国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补贴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扶持企业创新研发，C919的成功研制实现了航空产业的重大跨越。

（二）政治层面的冲击与重构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层面冲击巨大，希腊债务危机是典型。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达12.7%，远超欧盟3%上限，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危机爆发。随后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希腊政府为获援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提高税收、减少养老金，民众负担加重，失业率一度超27%，年轻人近50%，企业倒闭，公共服务受影响，民众对政府不满高涨。[ 梁业倩，王强.欧盟敦促希腊再削财赤[N].经济参考报，2010-03-03（006）.]民众不满引发大规模抗议与社会动荡。自2010年2月起，希腊多次爆发全国性罢工和示威游行，规模与冲突程度不断升级，2011年10月示威中抗议者与警察冲突致多人伤亡，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挑战政府执政能力。同时，希腊债务危机导致政府频繁更迭，2011年11月总理帕潘德里欧辞职，后续联合政府也未能有效应对危机。2015年1月齐普拉斯上台试图重谈债务、减少紧缩政策，遭国际债权人拒绝，希腊与债权人矛盾升级，退出欧元区风险增加，直至8月达成新救助协议，暂避债务违约与退欧危机，但政治局势仍不稳定。这充分表明危机在政治层面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信任下降、政治动荡及政府不稳定，国家应对危机时需艰难平衡维护社会稳定、恢复经济与保障政治合法性。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国家在政治领域的角色重构势在必行。危机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工人面临失业、降薪、劳动条件恶化等困境，威胁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需缓解阶级矛盾、避免社会动荡。国家可通过政策调节阶级关系。劳动政策上，加强劳动市场监管，制定最低工资、最长工时等法规保障工人权益，如德国2015年出台新最低工资法。推动企业与工会集体谈判，规范劳动条件与工资待遇，维护劳动关系稳定，如瑞典工会通过谈判为工人争取福利，缓和阶级矛盾。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领域角色重构重要内容。社会发展使传统政治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存在权力集中、决策低效、民主参与不足等问题，危机时更为突出。为提升决策民主性与科学性，国家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如英国建立在线咨询平台征求公民对重大政策的意见。完善选举制度，采用比例代表制等提升选举公正性与透明度，确保公民选出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

北欧国家福利政策调整为国家在政治领域角色重构提供借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北欧国家福利制度面临挑战。瑞典改革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引入部分基金制，减轻在职人员负担，提高制度可持续性，改革经广泛协商确保顺利实施，平衡各方利益，增强社会稳定。挪威在教育和医疗福利政策方面调整，加大教育投入支持农村和偏远地区，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医疗服务管理监督，推行信息化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公民福利，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

（三）社会层面的冲击与重构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社会层面冲击严重，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及国家社会保障压力增大，欧洲难民危机是典型例证。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金融高管薪酬居高不下，普通劳动者却失业、收入锐减，最富1%家庭财富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约20%升至危机后35%以上，底层50%家庭财富占比下降。欧洲希腊、西班牙等国债务危机时，财政紧缩削减福利，低收入群体生活艰难，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使国家社会保障压力大增。危机致使企业倒闭、失业飙升，民众依赖社保体系。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多国财政恶化，难以承担社保支出，希腊削减养老金、失业救济，弱势群体陷入困境，社会矛盾加剧。

欧洲难民危机集中体现了社会层面冲击。2015年起，大量中东、非洲难民因战乱、贫困涌入欧洲，带来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紧张问题，引发文化、宗教冲突，排外情绪和暴力事件频发，难民安置投入加大，冲击欧洲国家社保体系，希腊、意大利等国社保体系几近不堪重负。

在此背景下，国家在社会领域角色深刻重构，强化社会保障职能成为应对危机关键举措。以巴西为例，20世纪末，巴西面临严重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大、贫困人口多、社会矛盾尖锐。巴西政府推出“家庭补助金计划”，依家庭收入和人口数量给予现金补贴，有效减少贫困人口，提升贫困家庭收入，缓解社会矛盾。教育福利上，加大投入改善学校设施、提升教师待遇、补贴贫困家庭孩子上学，提高教育水平，培养大量人才。医疗福利方面，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通过税收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设社区卫生中心提升服务可及性。巴西社会福利改革体现国家在社会领域角色重构，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和谐，表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国家在社会领域积极作为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五、案例分析

（一）美国在危机中的角色转变

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全球，冲击世界经济。危机前，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金融监管宽松，[李海玉.21世纪以来美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J].社会主义研究，2020，（01）：135-142.]金融机构为逐利创新产品、过度放贷，如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金融机构向信用低者大量放贷并打包证券出售，致使金融泡沫严重。

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角色从自由放任转向积极干预。2008年9月，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巨头，防止其倒闭冲击房地产和金融体系，还救助面临财务困境的全球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AIG），避免引发全球金融连锁反应。10月，国会通过《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政府动用7000亿美元实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注入资金增强其资本实力，恢复市场信心，对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注资甚至国有化。[罗大敏.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兼论对全球金融的影响[J].国际金融，2015，（01）：78-80.]

在金融监管方面，2010年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测系统性风险，加强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管理，限制高风险投资，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维护消费者权益。这些措施取得一定成效，金融市场趋稳，银行流动性改善，信用市场紧张缓解，经济复苏，失业率从2009年10月的10%降至2019年12月的3.5%，GDP增长率从2009年的—2.5%回升，2010-2019年平均达2.3%。

不过，美国应对危机也面临问题。救市使政府财政赤字大增，2009财年达1.4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9.8%，财政可持续性压力巨大。金融监管改革引发争议，有人认为监管过严抑制金融创新、影响效率，也有人觉得改革不彻底，仍存监管漏洞。同时，不同政治派别在救市和监管改革等问题上争论激烈，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与效率。

（二）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应对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复杂背景下，中国展现强大应对能力与独特担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对稳定国内经济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扩大内需是关键举措。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聚焦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建筑、钢铁、水泥等产业创造大量市场需求，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改善国内基础设施。截至2024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4万公里，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其网络完善提升交通效率，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带动装备制造等产业技术升级，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

产业升级上，中国政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传统产业高端、智能、绿色转型。新能源汽车领域，购车补贴等政策助力产业快速发展，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958.7万辆和949.5万辆，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带动电池等核心零部件产业崛起，推动智能驾驶等新兴技术应用，提升中国汽车产业全球竞争力。

中国积极加强国际合作，展现大国担当。金融危机期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与多边合作。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维护全球金融稳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4年，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0多份合作文件，加强与沿线国家基建、贸易和人文交流，为沿线国家提供投资、就业机会与基建支持，推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

六、结论与展望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国家角色的重构已成为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冲击的必然选择。通过研究发现，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角色的调整与重构对缓解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层面，国家需加强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扶持关键产业；政治层面，国家应通过政策调节阶级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民主参与；社会层面，国家要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演变，国家角色重构的研究仍需深化。一方面，需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在危机中角色调整的差异及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秩序重构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值得深入研究。此外，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加速，国家角色的动态调整将面临更多挑战与机遇。因此，持续关注国家角色重构的理论与实践，将为理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姚璐，景璟.全球治理转型中的国家韧性构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2（06）：45-5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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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雷昱涵（1998-） 女，汉，甘肃陇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