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满汉合璧文献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利用满汉合璧文献研究满汉语言接触，探究满汉合璧文献汉语会话部分所呈现的满语干扰，以及从满汉合璧文献中汉语会话部分窥探旗人汉语所反映的北京官话特征。

关键词：满汉合璧;南北官话;语言接触

一、清代满汉语言接触

我们讨论清代满汉语言接触，指的是清代满语与汉民族共同语言的接触。学界一般把明清时期的汉语共同语称为“官话”，实际上清代官话内部存在很大差异。张卫东（1998）的研究表明，南京官话在明末仍是通行全国的官话，仍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音为标准，1850年左右被北京官话取代。我们根据史料及语言性质，把官话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

（一）清代南北官话的转用

清代前期（顺治-乾隆，1644-1795）的官话是南京官话，这是从主流上来说的，因为汉族官员维系着南京官话的传统。清入关后，以“满语”为国语，实际上当时清朝的官场采用的语言是一种满汉双语。清代中期（嘉庆-同治，1796-1874）满汉杂居的社会现状，伴随着政府政策的推行，以及满语衰落，旗人开始放弃母语学习北京话。这样，北京官话经历了初步形成到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北京官话取代南京官话的过程，也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并存的过程、接触的过程。

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转变，并非是一下子就转换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过渡。清代雍正年间，语言的障碍影响到政令的推行，于是在雍正八年（1730）要求在福建、广东推行官话，并在福建省设立“正音书院”教当地人说官话。雍正以政府法令的手段推行官话，客观上促进了官话的传播，推行的官话应该是北京话。当然，北京官话在形成过程中也收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二）满汉语言接触

清军入关一直到清王朝灭亡，满族与汉族形成了杂居的格局，满汉民族发生了大面积多层次的接触。这期间满汉语言接触主要体现在早期汉人满化和清中后期满人汉化过程中。

清开国之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满汉兼通，多数满人操满语。统治者要求满蒙八旗必须掌握“国语骑射”，同时对八旗汉军推行满化政策，把归顺的一部分汉人也编入八旗，这部分人与满族人在衣着装扮、语言、生活习俗方面基本上没有差异。康熙朝后期满族开始由单一满语向满汉双语过渡。直到清中期，在政令的强制倡导下，精熟满语的旗人也还占有较大比例，但满汉双语者大大增加。由于人口的增长，北京城内的住房状态已经相当紧张，政府开始把旗人派到郊外。乾隆年间开始，本来被明令禁止的“内城房产只许旗人相互典卖，旗人民人禁止交易房产”被打破，出现了民人与旗人交易内城房产的现象，加速了满汉杂居。满人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开始了母语的转换。满语的衰落，在乾隆年间已经明显。乾隆之前，庶常馆课及次科散馆还以是否精通满语来定甲第，乾隆之后，这一措施已经废除，说明以满语来定甲第已经不现实了。至嘉庆年间，满语的衰弱，已经渗透到皇族宗室。满汉双语阶段经历了从乾隆后期到咸丰年间近一个世纪。在咸丰年间满族人已经完成了母语转换，这个时候满族人所说的汉语即为北京官话。

满汉双语过渡在八旗驻防人员身上反映的比较明显。八旗驻防人员虽然与民别居，由于受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乾隆前期他们逐渐放弃满语，只有为了考官和选马甲才学习满文。咸同年间以后，只有少数专门书写公文的人才会写满文。季永海（2004）指出，各地的八旗驻防人员满汉双语过渡具有不平衡性。

驻防人员和八旗子弟语言的变化，正是满语和汉语接触影响的结果。满族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由于受母语满语的影响，出现了偏离汉语标准的语言现象，正是由于这种语言干扰产生了所谓的“满式汉语”。

二、满汉合璧文献汉语会话部分所呈现的满语干扰

（一）清代满汉合璧会话教材的语言及其演变

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和雍正（1723-1735）三个时期，清朝政府的重要文书主要是用满语发布，但到了乾隆（1736-1795）以后，随着满族逐渐汉化，母语转变为汉语，随之出现了以满汉合璧形式为主的文书。清朝政府为了能培养出更多的翻译官员“笔帖式”，鼓励满洲旗人积极地学习满语，陆续出版了各种满语教材。

我们可以从子弟书的书写语言来看满汉双语过渡。张菊玲（1994）对子弟书的变化进行过研究，满族作家创作了一种“满汉兼”的作品。“满汉兼”子弟书是满语、汉语混合运用的曲本，不同于满语、汉语分别开来的“满汉合璧”子弟书。“满汉兼”指每句中的汉语部分用汉字记录，满语部分用满文记录。例如《螃蟹段儿》。之后又出现了全书都用汉字，句中满语词也用汉字记音，在汉字左侧注上满文，全文句型都为汉语语法的“满汉兼”子弟书，如大约出现在嘉庆、道光年间的“满汉兼”子弟书《升官图》。清末满族曲艺已不再有“满汉兼”体，夹杂的满语语词也不再写上满文，这时的子弟书全为汉文。如道光年间鹤侣的《少侍卫叹》。从子弟书书写语言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满族人满汉语言转用的一些情况。

（二）满汉合璧文献汉语会话部分所呈现的满语干扰

《清文启蒙》共四卷，全部用汉语注释、注音、讲解，其中第三卷是用汉语讲解满语语法。我们以《清文启蒙》为例说明清代语言转用初期满族旗人汉语状况，满族人学习汉语时在格标记、时体标记和语序等方面受满语的影响。例如：

格标记方面：

（1）bithe de antaka？ 书上头如何？（34b）

（2）tere be gaifi gene. 将他领了去。（卷三6a）

例（1）中de表示动作活动的场所，是满语位格助词。例（2）中be是满语对格（宾语）的格标记，表示行为、动作的直接承受者，表示tere是动词gene的直接承受者，用在名词、代词、动名词和名词性词组后面，是宾动结构中的语法标志。

时体标记方面：

（3）bimbihebi. 原有了来着。（卷三22a）

（4）bi jing age be tuwanjiki sembihe. 我原正要瞧阿哥来着。（40b）

例（3）（4）中的“来着”源自满语bihe和bihebi，满语动词过去完成进行时态，表示动作和状态过去如此，现在仍如此。《清文启蒙》卷三：“bihe，有来着字，在来着字，原曾字，乃追述语。”“bihebi，有了来着字，在了来着字，原曾字，乃追述往事，煞尾之语。”

语序方面：

（5）damu yabuhai age de eimebure inenggibikai. 教阿哥厌烦的日子有啊！（2a）

（6）ere gese angga uba？ akū niyalma geli bini. 这样口嘴反复的人也有呢！（7a）

例（5）（6）中的“……有啊（……bikai）”“……有呢（……bini）”是满式汉语，把谓语放在句末。正确的汉语表达为“有……啊”“有……呢”。

三 、从满汉合璧文献看旗人汉语所反映的北京官话特征

太田辰夫（1950）把北京话语法的特点概括为：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inclusuve）和排出式（exclusive）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2.有介词“给”;3.用助词“来着”;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词“别”;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我们以太田辰夫（1988/1991）和其他学者概括的北京官话语法特征为标准，考察部分满汉合璧文献汉语会话部分所反映出的北京官话特征。

（一）满汉合璧文献《庸言知旨》

《庸言知旨》的作者为努尔哈赤六世孙宜兴，该书是清代较为重要的满汉合璧会话书。《庸言知旨》汉语会话部分所反映出北京官话语法特征举例如下：

（7）喒（咱）们：咱们守着老家儿口角的恩泽。/咱们的身子是父母给的呀。

（8）给（介词）： 从那们赶着胡里马的给马撂上鞍子。/给那姓某的木匠送去。

（9）来着：你见我凑牲口来着么。/正渐渐的往好里来着呢。

（10）别（禁止）/（推测）：别是抱怨我不准你们往快活地方儿玩儿去。

（11）多咱：我多咱举枪来呢？/不知多咱才得到来呢。

（12）得慌：我肚里就饿的响起来了，闻着那个肉菜的香味儿，好不馋得慌。

（13）儿：鹰不剌落在树枝儿上了。/来不来的这儿那儿的预备发忙。

（14）是的/似的：不要信口儿数白文的是的。/至今动弹腰里针多的是的酸疼。

这些特征词充分证明《庸言知旨》无论是在满语史、汉语史，还是在早期北京话研究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以《庸言知旨》为代表的满汉合璧文献中的汉文会话部分呈现了满汉语言接触影响下的北京官话词汇、语法的面貌，不仅反映了清代旗人汉语的北京官话特征，也为汉语史研究、满汉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真实语料。

（二）满汉合璧文献《清文指要》

《清文指要》是满汉对照的双语教材，汉语会话部分记录了生活中包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清代北京话的各种因素，是对日常日常生活的记录，带有很强的口语色彩。例如：

（15）往那里去来着？  往这里一个亲戚家去来着。

（16）要是这样，咱们住的能有多远，要知道早不看你来了吗？

（17）阿哥别，我还要往别处去呢。（中5b2-6a6）

这里的助词“来着”、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咱们”、语气词“呢”、“吗”、表禁止义副词“别”都反映出北京官话的特征。此外，书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如“多昝”（表示什么时候）、“这们”（表“这边”或“这么”）、“起根儿”（表“原本”）、“没影儿”（表“无根据”）、“狠”（程度副词）。

《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共两卷，其汉语会话部分也反映了很多北京官话的特点。例如：

（18）咱们没见面能有几个月，怎么这们快，胡子白了有了老模样了，阿哥，你别怪我的嘴直，风闻说，你如今玩起钱来……（上2a3-6）

（19）这全是人编造的没影儿的话。（上2a7-2b1）

四 结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在传承满文化、拯救濒危语言、语言接触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早期北京话/北京官话的研究方面，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还能发掘很有价值的语言现象。目前，满语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来说，还比较薄弱，应该在加强满语文献保护的同时，加大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力度，可以把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影印出版，或者是转写出版，这样既可以传承满文化，又可以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为学术界提供有价值的史料。

参考文献：

[1]祖生利，清代旗人汉语的满语干扰特征初探，《历史语言学研究》（第6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87-227.

[2]季永海，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上），《满语研究》，2004（1）：24-34.

[3]季永海，关于北京旗人话对北京话的影响，《民族语文》，2006（3）：40-44.

[4]太田辰夫，论清代北京话，陈晓译注、远藤光晓校，《语言学论丛》（第4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52-368.

[5]张卫东，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1998（3）：7-78.

[6]张菊玲，满族和北京话——论三百年来满汉文化交融，《文艺争鸣》，1994（1）：72-80.

[7]陈晓，从满（蒙）汉合璧等文献管窥清代北京话的语法特征，《民族语文》，2015（5）：21-34.

作者简介

翟赟（1979-2），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晚清官话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青年课题“清代满汉合璧文献研究”（2019lslktqn-047）的研究成果。